主持人 王小霞
嘉宾
马名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赵 刚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梁 正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进程中，科技强国与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一同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主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并正向着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中国科技发展硕果累累
中国经济时报：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科技创新整体上呈现加速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提升、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态势，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具备了从科技大国加速迈向科技强国的基础和条件。在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进程中，有哪些经验和做法值得总结？
梁正：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几乎从零开始起步。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指引下，国家初步建立了由政府主导和布局的科技体系，打破封锁，发愤图强，为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自强的灵魂。1956年，我国制定了第一个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63年，我国又制定第二个国家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实力伴随着经济发展日益壮大。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与此同时，在市场竞争的主体下，民营高科技企业成为推动中国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联想、方正等高科技企业从科研院所走向市场化，将科技创新的种子播下去，让华为、中兴等科技巨头真正成长起来。外资企业的进入客观上也加速了中国的技术创新。
赵刚：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科技事业从一穷二白到门类齐全，从基础研究、应用开放到产业化，从大学、科研机构到企业研发平台，建立了现代化的科技创新体系，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始终坚持建设现代化的科技强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初期，我国举全国之力研发“两弹一星”。改革开放后，航天、航空、核能、高铁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的突破，都是举国体制优势的体现。
我们有一批勇于奉献、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科学家队伍。解放初期，老一辈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回国参与科研工作，把全部心血奉献给祖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后来，我们有更多奋战在科研第一线的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坚毅执著的精神，推动我国科技事业不断向前大跨步前进。
对外开放和合作，让我国与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可以说整合了全球的优势资源，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科技发展。
马名杰：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对科学技术的长期投入。作为技术追赶型国家，我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在很长时期内以政府投入为主，直到21世纪初，企业才超越政府成为科技投入的主要力量，且其所占比重持续升高。但在基础研究方面，政府始终是主要投入者。
我国长期坚持以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实施综合配套改革。党的十八大之后，相对分散的国家科技计划整合为五大科技计划。政府支持的重点也随着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从产品研发向竞争前研究转移。政府对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的投入规模不断增强。另外，不断调整政府科技管理职能。
我国还发挥地方和基层积极性，实行自下而上的改革探索。通过以高新区为载体实施管委会制度，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小环境。对一些争议较大或短期难以实施的改革或政策，首先在高新区等少数地区率先实施，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近年来，一些改革拓展到高新区以外开展试点，如在省、市范围内开展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等。
科技政策和创新政策也从定向转向普惠。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水平提升，政府从支持单一的、特定环节和产业向以更加综合的覆盖创新活动全链条、鼓励各类企业和产业开展创新活动转变；从直接资助转向更多利用研发加计扣除等普惠性税收政策。近10多年来，促进新技术和新产品应用的需求导向政策逐渐增多。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须完善
中国经济时报：未来，我国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将面临哪些挑战？
梁正：当前，我国在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政策环境方面仍须完善和加强。
与国际上科技创新领先的国家相比，我国在激励科技创新，如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仍有一定差距。虽然我国已成为专利申请大国，但还不是专利强国，专利质量有待提升。而且，市场中真正能像华为这样对知识产权进行长期投入的企业仍然较少。另外，创新投入大、收益少，保护、惩罚等标准较低，仍是制约企业创新的重要原因。
更为关键的是，创新最终要靠市场化的投入和支持，才能真正有活力和可持续。过去，我们的科技创新主要以政府投入为主，这在引领阶段是可行的，但更长期的支持要靠资本和创投机构的进入，要靠市场的力量。
政府应在基础研究领域加大支持力度。而且，要以更加稳定的方式进行持续支持。科技创新突破需要广大科研人员心无旁骛、脚踏实地地奋斗。创新成果往往不是计划出来的，政府要为科研人员自由探索营造宽松的环境。
基础研究决定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卡脖子”问题根子在基础研究薄弱。要面向未来，瞄准我国创新发展的关键制约，把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做扎实，使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站得住、站得稳、有根基。
赵刚：我们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原始创新能力薄弱。而且，科技体制不能完全激发出科技人员的创造力和积极性，仍须深化改革。主要表现在现有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科研人员考核机制僵化和过于理论化（发论文、出书），成果与市场之间很难形成正向的良性循环。
宏观的科技管理统筹协调度也不够。目前，科技创新涉及多头管理，国家多个部门、机构进行分散管理，造成资源发散，很难高效率地集中力量解决一些重大的科研问题。
科技和经济的结合不够紧密，突出表现为科技资源与产业结构契合度不够高，科研机构侧重于理论研究成果，与企业间的交流合作也不够。
国际环境变化给科技工作带来一定的挑战。当前，国外的一些技术限制，促使我们必须要靠自主产权的科学技术创新引领，如果没有研发出关键技术，不管如何提高质量，都会被别人“卡住”。
马名杰：挑战有三点。首先，在创新中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和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当前，我国科技发展仍面临一些问题，除了发展阶段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仍未消除，一些符合创新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尚未建立。同时，从追赶到前沿，政府科技管理职能需要进一步转变。
其次，如何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核心任务是解决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问题。企业是研发和创新的主导力量，而创新是企业进行良性竞争的主要方式。当更多企业进行创新竞争，而不是单纯拼成本、拼价格，经济就有活力和竞争力。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能够引导企业走创新发展的正路。
再次，如何真正加快和落实科研机构和高校自主权的改革。当前，科研机构由于缺乏直接的市场激励，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效率损失问题。我国的科研机构改革需要尽早结束“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加快建立有效的现代法人制度。同时，近20多年来，我国高校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政策导向的错位和过度激励问题越来越凸显，必须加以关注。
完善科研生态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国经济时报：为创建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各位有什么建议？
马名杰：我们要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创新政策转型。深化国家科技计划和资金管理改革，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转变政府支持重心和方式。围绕提高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在政府研究开发经费中的比重，加强对制约产业发展瓶颈的关键共性技术研究。以市场应用为目的研发，技术路线和研究方向主要由市场决定。提高普惠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更强调政策的公平性和普惠性。
要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制造环境，降低企业创新的成本，增强企业创新的动力，扩大企业的盈利空间，让企业能够通过市场创新赚取更多的市场利润。同时，要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尤其要加强知识产权和消费者保护力度，早日形成奖优罚劣、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和创新倒逼机制。
要建立符合科研规律及职能定位的科研机构法人制度，这是新发展阶段科研院所改革的根本方向。只有理顺科研机构法人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形成符合科研规律、鼓励潜心研究的激励机制。同时，要重视高校在人才教育培养中的核心作用，让高校回归教育。正确认识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中的作用，高校成果转化最终要依靠发展专业技术转移机构来实现。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渐进的，是慢功夫，解决“卡脖子”等关键技术问题，需要政府、科研机构、企业长期投入，踏踏实实把基础打牢，要防止操之过急、急于求成。要在基础制度、政策安排方面，让科学家、科研人员、企业更加安心地进行科研和创新，最终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梁正：当前，要提升创新体系的效率，从制度上完善创新机制，建立基于创新的市场竞争环境。应营造公平、法治、开放的市场环境，鼓励大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向科技创新前沿挺进，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发展。同时，建立健全协同机制，促进成果转化运用，促进各类创新要素有序流动、综合集成和高效利用，畅通科技成果转化运用的渠道。
我国要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科技革命的机遇。科技创新的制度设计要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为发展重点，这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全新的生产要素，中国要在这些领域建立新的规则，推动新体系的建设。在新的形势下，政府要在科技创新中重新定位。政府要在基础研究中起到引导和支持的作用，要在人才建设、资金支持上加大力度。同时，引导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对于前瞻性和基础性研究，政府目前要做好三件事情：建立伦理规范、建设基础设施、确立长远目标。
赵刚：我们必须要建立可操作性的明确目标，以解决“卡脖子”、长期攻不破的技术难关，要将此上升为国家意志。要形成全国上下一盘棋的思维，统筹各种资源，打破各种部门壁垒，推倒科技创新中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围墙”，要为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提供各种支持。
要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破除对科研人员的束缚，加快完善科研项目管理评价、收益分配等制度，相关部门在管理上要开辟绿色通道。而且，动作一定要快。
与此同时，要加大开放力度。2018年，科技部、财政部发布规定，港澳特区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可通过竞争择优方式承担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目，并获得项目经费资助。下一步，这样的开放举措应该推到国外去，吸引更多人才。
我们还要建立良好的创新环境，让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虽然当前来看，这些企业体量不大、收入不高，但是有好的团队和技术，如果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对企业国产研发的产品带头使用，为中小创新型企业提供成长的土壤，他们中间，未来有可能会长出一大批像华为一样的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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