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实验室 spiral_lab
文/杜 超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家丑不可外扬”是一句争议颇大的俗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它可能成为恶行的背书，也有可能看作是丑人的洗白，但具体如何界定“丑”和“扬”，似乎历来都没有明确的定义。
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家丑不可外扬”的行业惯例似乎已经被打破，近年来席卷整个行业的反腐风暴愈演愈烈，从过去的内部消化，到如今的主动向媒体通报。轻则开除，重则追究刑事责任，上至高级VP，下至实习生，老虎苍蝇都要一起打。
从BAT到MMJD，互联网巨头带头反腐
如果说2018年是互联网公司扎堆上市的一年，那么2019年则是这些巨头们扎堆反腐的一年，从传统的BAT三巨头到后来崛起的小米、美团、京东、滴滴出行等新贵，无一不在内部反腐上下足功夫。
2018年底，原阿里大文娱轮值总裁、大优酷事业群总裁、阿里音乐CEO杨伟东被曝因贪腐被警方带走。阿里巴巴集团随后通过官方口径确认：“杨伟东因经济问题，正在配合警方调查。”
今年8月，百度通报12起严重违纪案，涉及包括一名实习生在内的14人。目前涉案人员已全部辞退，其中一部分移交司法机关，一部分则保留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
就在本周（12月26日），腾讯反舞弊调查部在“阳光腾讯”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前三季度调查结果：共发现查处违反“高压线”案件40余起，其中6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被辞退，1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侵占公司资产、收受贿赂等方面。
根据南方都市报的统计：过去5年，互联网领域反腐案件高达210余起，共涉及16家互联网公司，包括腾讯、京东、阿里巴巴、百度、乐视、360、优酷土豆、58同城、去哪儿网、大疆、暴风集团、美团、小米、字节跳动、滴滴出行、ofo等，累计涉事人员将近500人。
一些还未上市的TMT公司也在向外界传递内部积极反腐的信号，引起最大反响的莫过于大疆创新，今年年初，大疆的反腐败公告遭媒体曝光：2018年，因内部腐败问题，大疆预计损失超过10亿元。目前，大疆正在进行内部反腐整顿，已有45人被查处。涉及的损失金额之大，令围观者咋舌。
除了大疆这样前景广阔的独角兽公司，一些陷入低谷的互联网公司也在试图通过内部反腐来积极自救，比如内外交困的ofo。
ofo于今年3月披露的一份反腐文件中显示，仅在2019年初的三个月，ofo已经查处贪腐案件8起，司法机关受理4起，逮捕5人，共涉案金额数百万元。而在这些案件中，甚至还出现了“笔记本电脑不翼而飞”“大量办公物品被侵占”“大批车辆被偷卖”这样手段低劣的恶性事件，且部分涉案人员为ofo前员工。
公司高层不再讳言贪腐问题，内部消化成为过去
今年7月，360创始人周鸿祎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表了这样的一段话：“公司里有些部门有了权力，不是为用户客户服务，而是变成了寻租的工具，这完全违背了公司的基本价值观和文化，要用最锋利的刀子将这些腐烂的肉切掉。”
在业界有着“红衣大炮”之称的周鸿祎一直不乏惊人之语，但是这样大爆粗口地来炮轰自家公司的职场生态，其实也并不多见。
老周之所以如此大动肝火，也是因为自己的员工实在不争气。就在老周发朋友圈的前一天，360公司道德委员会内部发出公告称，知识产权部资深总监黄晶因收受多家代理商贿赂，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已被检查机关批准逮捕。
自曝家丑这种事，如果站在PR的角度来看其实并不高明，尤其作为上市公司，可能应对上稍有失误就会引发股价震荡。但是近年来，互联网公司不仅不再内部消化贪腐问题，而且愿意花更大代价刮骨疗毒。
可以用来作为例证的是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昔日的一番发言，在内部贪腐问题时，刘强东斩钉截铁的表示：“你贪十万，我哪怕花一千万也要把你查出来！”
和刘强东采取同样做法的还有58同城的姚劲波，去年58内部组建合规监察部，全面展开反腐工作。姚劲波在高层会上当众给合规监察部发了尚方宝剑：合规监察部费用无上限，可以调查公司所有部门、所有人，包括高级副总裁。
姚劲波在会上的原话是：“发现有一个人贪污了5万，宁可花50万进行调查取证。”
互联网公司不再惧怕贪腐是家丑，大约从何时开始已经难以找到准确的时间节点，但是近两年来，这种把零容忍、强姿态的高压监察手段，确实已经逐渐成为互联网公司的标配。
在业务领域，因为大型互联网公司体量庞大，人员众多，涉及到的采购、销售、审批等环节往往易滋生权利寻租这样的行业“潜规则”，几乎每查一次都能有所收获。
过往企业想要用“职业道德”这样的职场教育来约束员工，但是面对行业里一些“公开的秘密”，不下猛药难以去沉疴，对外界公开信息若非必要，其实企业也不愿意冒险为之。
非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的反贪态度演变
早期互联网公司不愿意将内部的腐败问题曝光于大众视角之下，其实也有着自己的苦衷。
作为非上市公司，一旦有高级管理人员存在贪腐问题，很容易降低投资方对于企业管理团队的信任程度，由于一些投资方并未参与到公司的日常管理事务，有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可能，甚至会怀疑这种孤立的个体事件是否已经在公司内部演变成为常态。
而作为上市公司，由于面临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在处理贪腐问题上如果公关团队稍有失误，也可能会面临未知的信任风险，一旦演变成为负面舆情，直接就会造成公司股价的下跌，反映成为整体市值的缩水。
京东集团在美国上市后，其实就遭遇过这样的窘境，刘强东曾在某次接受采访时谈到此事：“我们大概两周之前（2016年10月24日）实名公布了内部腐败案件，公布之后公司股价跌了，我们的IR受到很大的压力，写了好几封邮件说投资人都恐慌了。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如果发现公司有10名员工贪污，那说明这个公司已经烂到家了。”
但是需要正视事实的是，在中国的商业环境里，无论是互联网公司还是传统企业，现阶段都存在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加上某种意义上的权利寻租其实是对业务开展有着短期促进作用，决策层实际上是默许的。
政务层面推进反腐倡廉尚且存在阻力，又岂能要求互联网公司完璧无瑕？
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国内互联网浪潮的不断深化，商业体系逐步健全，原先默许贪腐或许可以促进业务发展，但是现在却是严重拖累公司盈利，甚至是让公司发展停滞，遭遇灭顶之灾。
无论是社会氛围的风向引导，还是具体到业务层面的合作模式，公正、透明地分配利益正在成为大众推崇的新标准。
同时在投融资市场，投资方近些年来也更青睐于“价值投资”的长远规划，不怕公司有贪腐，就怕你存在贪腐还不刹车，也不及时修正，主动一点反而更容易让投资者安心。
在过去，互联网公司反腐可能是一种震慑的手段，但如今却成为利益重新分配的方式，初心是好的，但是能否守住初心，防止成为另一种权力斗争的工具，同样值得思考。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本人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souzhinan.com/kj/2647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