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关于“安乐死”的争议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连续不断。今年新发生的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安乐死”案，又引发了新一轮争议。
先说说该案的案情：冷姓中年妇女生前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多种疾病，由于大剂量激素治疗等原因，导致其体重暴增，骨质酥松，又由于意外摔断了腿，只能卧床，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痛苦不堪，逐渐产生厌世的情绪，多次要求其女婿，即被告张某帮其购买自杀所用的老鼠药。张某买来了老鼠药，死者当着其丈夫、女儿、女婿的面将老鼠药服下。法院判决：三人作为死者的亲属，对她具有扶助的义务，但女婿、丈夫在她提出自杀请求后却为其提供帮助，冷某服毒后，丈夫、女婿和女儿亦未尽救助义务，放任冷某死亡结果的发生，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最终，冷某的丈夫和女婿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女儿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本案的标示意义首先在于，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认定“安乐死”有悖我国现行刑法，对三名被告作出了有罪判决。由于他们对法律的无知，自以为帮助亲人解除痛苦的行为，却严重地触犯了刑律，法律必须要给予相应的惩罚，为社会树立正确的行为标杆。
众所周知，“法”是权利之法，它保障着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生命权更是公民基本权利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舍其安得其它？在法官看来，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基本人权，任何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权。法律是严肃的社会规则，不管何人，只要触犯刑律，必须要受到惩罚。因此，“法”理应给予生命以全然保护（从生至死）。但是，“安乐死”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在学术界（尤其是法学界）尚无定论的情形下，慎重对待“安乐死”，以保护公民生命权乃是无奈之举。“安乐死”立法委实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还不健全，而我们对“安乐死”相关理论研究也处于低端层面。倘若在尚不具备充分、完全的条件下匆匆立法，该法便缺乏可靠的基石，或会形同虚设乃至被滥用而有害于社会。因此，我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认为：“‘安乐死’立法，非其时也。”国家卫健委更是认为，对“安乐死”必须持相对谨慎态度，因为标准难以准确把握，可能造成医生放弃努力攻克“不治之症”的责任和决心，可能存在为减轻家人负担而实施的非“真正自愿”放弃生命。
本案的另一标示意义是对罪犯刑期执行上的突破。本案查清三名被告在死者生前一直对她尽心照顾，甚至借钱治病，而且死者在医院治疗期间也曾有过抗拒治疗、案发后被告有自首等情节，这些都成为量刑的依据，因此量刑较轻。故意杀人是严重罪行，但在刑期的执行方式上，经合议庭慎重考虑两者的特殊关系，对被告适用缓刑。突破这种惯例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这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前所未有的。除了1986年陕西省“安乐死”案曾对被告作出“无罪释放”外，之后我国还发生过多起“安乐死”案，涉案人均被判处不同刑期的实刑。
倘若“安乐死”非罪化，必须首先得有观念上的认可与支持。而在我国乐生忌死是传统文化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安乐死”之间存在着冲突，如“人命贵于千金”，重病患者宁可承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也想苟活；“百善孝为先”，子女不忍父母尚存呼吸而以人为方式结束其生命，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死马当活马医”这一传统的医学职业道德观更是影响着当今相当一部分医务人员。设若没有理念上的突破，那么，日后“安乐死”的立法及其实施的障碍在所难免。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国人倘要普遍地接受“安乐死”的理念，重要的是要在社会中推行和普及死亡教育，改变更多人对死亡的态度，尊重临终者可选择“死得尊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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