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M. Todd He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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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夏晴
在这个时代，“虚假新闻”、Facebook上的俄罗斯机器人以及部落政治比比皆是，美国人对主要机构的信任感似乎已经崩塌。最近，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调结果显示：每10个美国人中，大约有7名称，他们对社会、政府和他人的信任感正在降低；每10位美国人中，有4位以上认为，信任度下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缺乏信任的风险很高。研究显示，信任与社会财富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信任促进合作，合作推动专业化，专业化驱动生产率的提高。
所幸的是，信任度下滑的指标忽视了更深层次的实际情况：尽管美国人可能对很多机构越来越缺乏信任，但技术却推动了某种类型的信任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水平。
共享出行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你的父母像我的父母一样，告诉你不要搭乘陌生人的车，这的确是个好建议。但在某时某地——比如去往新城市的路上或晚上与朋友喝酒出来后——搭陌生人的车是有道理的。
你可以使用出租车，这是政府提供的创造性解决方案。的士非常容易辨认，也受到了严格的监管。因此，即使我们不认识司机，也可以安全乘坐。但正如很多政府解决方案一样，这个方案也不是完美的。出租车垄断限制了供给，创新和客服也做得不怎么样；尽管法律规定了出租车司机应履行的义务，但司机经常拒绝去往某些地区。
不过，共享出行公司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式，让我们对搭乘陌生人的车充满信任：使用智能手机进入到一个平台，搭车者可以查看司机的总体评级。因此，Uber和Lyft提供的替代方案，花费比政府的出租车还要少。
这些公司与政府之间有两个重要的区别。首先，它们通过分权的平台、而不是集中的官僚机构提供信任。我们相信的不是Uber本身，而是那些在我们之前搭乘过Uber的乘客：共享出行应用使人可以藉由衡量別的用戶過去的使用體驗選擇相信與否。其次，这些公司为大家提供了选择。如果你不喜欢Uber，可以尝试Lyft。但对政府来说，只有一个纽约城出租车委员会（New YorkCity taxi commission）。
尽管有人批评共享出行公司监管不足，但其实这些公司在某些方面规定的比政府的还多。父母可实时跟踪子女乘坐Uber的情况。并且，如果你乘坐Uber的体验不好，只需要点击几下就可以登记你对司机的不满或获得退款。
在我们的周围，提供信任的方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们不仅搭乘了陌生人的车，还在陌生人家里留宿（Airbnb）、在他们家用餐（Feastly）、找他们借钱（Upstart）。而这些只是我们所信任新方式的浅层反映。EBay创造了一个信任平台，促进全球各地的个人以我们父母难以想象的方式交易；区块链协议使我们在银行不可见的情况下安全交易。
即使你更喜欢政府监管，这也是一件好事。如果新的信任供应商证明，他们在提供某些交易所需的信任方面效率更高，这就能解放政府，让政府把重心放在有比较优势的地方。
在美国，私人介入参与建立公众信任已历史悠久。18世纪的纽约，当政府拒绝在法庭上执行佣金合同时，一群经纪人成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NewYork Stock Exchange），私下监管不良行为。如今，私有公司Finra成为了股票经纪人的主要监管者。有人嘲笑自我监管，把它比喻成狐狸看守鸡舍。然而，问题不在于这种监管是否完美，而在于是否比次优方案更高效。
不妨考虑1950年代快餐兴起的例子。当时政府可能已经确保了沿美国66号公路当地汉堡售卖亭的食品安全，但麦当劳（McDonald’s）的金拱门能以更低成本做到这一点。通过让麦当劳提供信任，政府可以把资源集中到其他事务上。
不过，这类连锁店的自我监管也几乎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最近墨西哥风味快餐连锁Chipotle食物染有大肠杆菌的突发事件就是一个例证。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监管者。重点是，即使在我们的时代，对健康和安全进行了更仔细的公共监督，但如果没有国家品牌，那么这些公司做的所有监管工作必须由政府来完成。
互联网平台给出的承诺，是在不怎么依赖政府或公司的情况下，对无数个人信息加以利用，但平台可利用这种便利满足自身小范围的利益。在数字平台挖掘大众智慧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两全其美：系统需建立在个人和自愿选择的基础上，系统能利用的信息同样也比过去提供给任何个人、公司或官僚机构的要多。
没有一个信任体系是完全可靠的。数字平台可以通过违背客户隐私保护原则的方式来利用客户数据，在线评论也可加以操控。但还是有很多人仍然愿意依赖数字平台，因为这些平台比其他替代方案更好。数字行业竞争激烈，这对建立全新的、甚至更可靠的信任机制至关重要。
用户的五星评级系统永远不可能代替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但由专家编写制定的规则——可能也不够用了；从基因编辑到3D打印枪支再到人工智能，新挑战和新技术日日在激增——20世纪中期的治理工具已无力应对。
工作场所实时跟踪员工的健康状况，可能比采用职业安全与健康（OSHA）标准更安全。对于防止职场歧视而言，利用求职招聘网站Glassdoor的加强版，可能比向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提起诉讼更好。在决定刑事处罚时，算法可能优于法官的意见，因为算法会考虑更多的数据，也更不可能受到个人偏见的干扰。
当然，在我们允许这些全新的社会技术处理大量的管制问题之前，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但如果历史是一部指南，那么新的信任技术将出现并取代旧的技术，以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方式提供合作机会。
对于这些改变，并不是所有人都表示欢迎。政府官员可能会抵制。那些因政府批准垄断而受益的团体也可能不赞成，正如全世界的计程车司机已经对共享出行公司提出抗议一样。对于信任提供方面的创新，压制的风险很高，因为政府不仅仅是信任的提供者，也是信任提供业务竞争对手的监管者。为了应对下个世纪将要面临的挑战，并开启信任他人的新的可能性，政府需转变思路，不再认为自己是唯一可靠的信任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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