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是塔可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作品，每当想起他重病缠身，仍然奔走在拍摄一线，这种执着的精神总会让我无限感慨。塔可夫斯基的前六部作品风格、主题各不相同，尽管从《潜行者》开始，《乡愁》和《牺牲》延续了一定的寓言性，但在我看来，这部影片仍然在探索生命的意义和宗教的信仰，即使在最后时刻，他依然保持着乐观积极的精神，并将其充分体现在影片之中。
本片得到了塔可夫斯基崇拜者英格玛·伯格曼的全力支持，不仅获得了拍摄的资金，伯格曼更将其合作班底提供给塔可夫斯基使用，确保了本片形式上画面的美感、演员出色的表演和服化道的完美无瑕，也让塔可夫斯基在生命最后时刻将对艺术的追求和留恋做到了极致。
他在此之前曾给父亲写信说“我的爱国主义情感请去看《乡愁》，你会赞同我对自己祖国的态度。我相信善有善报，结束了这里的工作之后，我很快会和安娜·谢苗诺夫娜、安德烈及拉拉回莫斯科，拥抱你和所有的亲人。即使回去没有了工作，对我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可以看出，塔可夫斯基对祖国仍然充满深深的眷恋，他将一腔热血投入到《牺牲》的拍摄之中，多米尼克角色从《乡愁》延续到了《牺牲》中的亚历山大，从自焚的疯子化身为大学的戏剧教授，但其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却未曾止步，体现出塔可夫斯基主题的一脉相承。
下面我先简要介绍一下本片的人物关系：亚历山大曾经是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他和妻子艾德沃居住在波罗的海的一座孤岛，妻子与前夫有个女儿，离婚之后与亚历山大结婚，与亚历山大有个因喉疾失声的小男孩，他们有一个家庭医生维克多，还有两个女仆，其中一个女仆为“女巫”玛利亚，偶然间，他们得知了马上要爆发核战争，整个故事就此展开。
尽管本片中仍然充满了象征、梦境与回忆，但这些技术层面的探讨并不是本文的重点，作为末日理论的一种延伸，本文更想从塔可夫斯基对生命的探源、价值的找寻、人性的回归和信仰的坚定四个维度来解析一下他想表达的主题元素，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部影片中的每一句对话、每一个画面都与主题的呈现息息相关，共同构成塔可夫斯基以及亚历山大自我生命的献祭。
01、生命主题的探源：从小男孩到母亲，永恒不变的人道主义关怀
塔可夫斯基有句名言“我觉得与其多费口舌泛论艺术或专谈电影功能，似乎都远不及谈论生命本身来得重要，因为艺术家如果没有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很可能就没有能力以他自己的艺术语言作出任何条理一贯的陈述”。
对于本片，塔可夫斯基仍然反对给出明确的分析与结论，不同的观众对于生命的领悟并不相同，有些人喜欢东方哲学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有些人喜欢西方宗教的代表人物玛利亚，有些人喜欢中学历史老师奥拓，有些人喜欢家庭医生维克多，每个人都会在这个故事中找到心中憧憬的对象，但下面我将聚焦在观众很少关注的“小男孩”和“母亲”身上，阐述塔可夫斯基的人道主义关怀。
一个极容易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问题便是“小男孩”到底是谁的孩子？做过喉部手术的小男孩影片涉及镜头并不多，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但从“小男孩”而非“儿子”的称呼来说其中暗含玄机，指向的便是小男孩并不是亚历山大和妻子艾德沃之子。
有很多细节透露出这一关系，妻子称他“我仁慈的孩子”，亚历山大反驳“怎么是我的，是我们的孩子”；当孩子在亚历山大身后时，亚历山大本能的防备差点误伤了孩子，他由此反问“我在干什么？”；联想到艾德沃提到的“我曾爱着其中一个人，却嫁给了另一个人，为什么？”以及和维克多过从甚密的关系，我们不难推断出，“小男孩”极有可能是艾德沃与维克多之子。
在这种情况下，亚里士多德虚无感日增，但他没有指责妻子的不忠，始终寻求着拯救自我和拯救世界的方式，如同一个深谋远虑、心怀天下的哲人不停地自言自语，一方面，他对于每个生命极其尊重，另一方面，他认为每个生命都是值得被救赎的，因此，他将小男孩视如己出，饱含着对生命的尊重与救赎，而他对母亲的依恋则更为浓烈。
本片从未出现母亲的形象，母亲的仁慈却以《圣母像》与现实的女仆玛利亚实现了关联。影片中以亚历山大口吻讲述了塔可夫斯基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母亲生病，他竭尽所能将屋外的花园干扫干净，洗澡更衣，期待母亲能在屋内看到焕然一新的花园，结果却发现：原来的美不见了”。塔可夫斯基赋予女仆玛利亚以圣母一样的慈爱和美丽，给予她拯救世界的能力，其实质仍然与对母亲的关爱密不可分，蕴含了其对母亲自始至终的思念与关切。
作为最后一部影片，塔可夫斯基知道时日无多，他最无法放下的依然是他的母亲以及那些在尘世中受难的百姓，亚历山大的形象其实就是塔可夫斯基的生活写照，他对“小男孩”和”母亲”寄予了无微不至的人道主义关怀，并寻求宗教的帮助探究人类的终极价值，通过自己的牺牲唤醒世人对爱与希望的珍重，这种精神弥足珍贵。
02、终极价值的找寻：从肉体灭亡到精神新生，希望和救赎相伴而生，至死不休
对于人类终极价值的追寻主要涉及三个维度：人类活着的目的、存在的意义和他与环境的关系。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人与环境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人类如何在群体中实现个人价值，又如何在孤独中意识自身存在的意义，构成了塔可夫斯基所有电影的母题。
本片的设定很有意思，在亚历山大50岁生日之时，全家人得知了世界将毁灭于核危机，原本对生活放弃了期待，无欲无求的艺术家竟然说出了“我一生都在等待这一天”，从浑浑噩噩到愤而觉醒，亚历山大说“我真厌烦听自己说话！废话，废话，废话，现在我才明白哈姆莱特想说什么。那些喜欢高谈阔论的人，他不能容忍他们，完全是我的情况”。
一方面，作为戏剧教授，哈姆雷特是亚历山大塑造过很成功的人物，另一方面，塔可夫斯基曾想要改编莎士比亚的戏剧，通过电影让理想实现无疑是塔可夫斯基的潜台词，最后表明亚历山大生活意志崩塌的根源正来源于这份虚无感。
奥拓在影片中相当于信使类的角色，他向亚历山大传递了口信，告诉他拯救世人的方法便是和玛利亚同房，此为第一场献祭；点燃房屋，向上帝祈祷，此为第二场献祭；这两场献祭与《圣经》中亚伯拉罕将儿子以撒献祭给神的做法如出一辙，支开了家人、用桌椅做出祭坛的模样，添柴放火，加以捆绑，奥拓不仅充当了亚历山大的向导，更给予其精神的指引。
亚历山大的房子“到处充满了炫目的阳光，你母亲和我一起看到这种美，这间房子是为我们建的，实在是个奇迹”。房间中的光隐喻神的荣耀，而幸福的氛围正如伊甸园般和谐宁静，象征着人类偷尝恶果之后的欲望反噬，联想到核危机不难发现，人类对知识和技术的追求正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亚历山大斥责人们“对自然充满了敌意，技术发展给我们带来千篇一律的物质舒适和保护权力的暴力工具，我们已经沦为了野人”。由此可知，这种毁灭性打击表象为核危机，实则为人类肆无忌惮的环境破坏以及盲目追求物质造成的结果。
塔可夫斯基并没有丧失对人类的希望，由此将自己置于拯救者的位置，亚历山大既可以奉献出自己的肉体，也可以奉献自己的精神，以求让众人获得重生的希望，这种强烈的求生意志与塔可夫斯基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密不可分。
更可怕的是，影片上映时间为1986年5月9日，而苏联在1986年4月26日爆发出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可以说塔可夫斯基对人类终极价值的追寻一语成谶，也将电影艺术对生活现实的呈现拔高到了令人仰止的位置。
03、人性善良的回归：从平淡生活到末日降临，人性薄凉中流露出对善良的期盼
人性往往与欲望掺杂在一起，塔可夫斯基参透了人性的薄凉，但却从没有放弃对善良的回归。影片中亚历山大是一个独善其身之人，在小岛上享受着名利带来的阳光、空气与海洋，他的妻子因为名利而嫁给他，却因为他的疯癫而不断投入维克多的怀抱。
表面上看这个家庭平淡幸福，但在真实生活背后却隐藏着很深的危机。在人性面前，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影片借用亚历山大家庭的故事，探讨的便是人性善恶之争。当核危机来临时，妻子艾德沃发出死亡式的哀嚎，长期浸染在艺术氛围之中并不足以熏陶出对文明的秩序，相反，艾德沃根本不在意文明，而更关乎利益，由此揭开名利对人性的诱导作用。
亚历山大总是说“人道主义迷路了”“人们总是防范别人”“人们把显微镜当捣锤使”，其实这是一种卑微的人生态度，无所不入的欲望存在于他身边的每个人身上，妻子和医生的背叛、奥托的迷惑、女儿的叛逆、儿子的失语。这些都是真实人性的再现，如果没有这次核危机，一切都会风平浪静、毫无波澜，但危机暴露出了人性的真实，也指向了亚历山大对善良的回归。
现代文明以实利主义为特征，财富物质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人际关系日益冷淡，文化世界变得荒芜，亚历山大告别戏剧舞台，探索世界真相正应对了“文化失语”的特征。亚历山大没有鄙视这种人性薄凉，用自己的大爱和牺牲带领众人走向幸福彼岸。从内心来说，纯良的人性与塔可夫斯基对艺术至死不渝的追求如出一辙，也让观众对于最后的献祭心存感动。
当然，很多影评家把亚历山大当成疯子，把用火烧房子当成天方夜谭。但塔可夫斯基在剧本成形之前就已定下最为重要的一场戏必须发生，构成全片的中心，便是通过烧毁房屋来完成人性救赎的意义。无独有偶，在第一次烧毁时，胶片卡在摄像机中无法取出，只能重新搭建房屋完成了第二次烧毁，由此可见对塔可夫斯基来说，人性的善良必须通过仪式性的祭奠得以升华，人性薄凉中流露出他对善良的期盼和对宗教信仰的坚定信心。
04、宗教信仰的坚定：从自我拯救到普度众人，自我牺牲置换精神的永存
前面几篇文章都提过塔可夫斯基虔诚的东正教徒身份，但没有提及到塔可夫斯基对东方文化的喜爱，尤其是日本文化和中国的道家思想。本片中亚历山大听着日本的能乐，穿着印有阴阳八卦的长袍，体现出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
道家讲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要顺势而为，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崇尚自然高远，鄙视功利主义的思想自然地流淌出来。本片是七部影片中唯一一部没有采用苏联人身份的主演，预示着塔可夫斯基从东正教教义转为向东方哲学探究信仰的道路。这两种宗教信仰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融合，核危机即为东正教中提到的末日危机，而从自救到救人则包含“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家思想。
“牺牲”一词本为宗教用语，原指祭祀或祭祀品，常与原罪相连。从“牺牲”题目可知，塔可夫斯基期待亚历山大的牺牲可以换来众人的救赎，这与东正教提到的苦难含义密切相关。普通人只有在苦难中才会投靠宗教，求助于上帝时才会想起上帝，正是这种现象把我们带到了宗教本身的根源。
影片开篇处亚历山大给小男孩共同栽种一颗枯树，给小男孩讲述信仰和生命的意义，“约翰每天带一桶水爬到山顶给枯树浇灌，三年每天如此，终于他看到了树枝开满了鲜花”，于是引申出“人们每天做同样的事情，就像一种确定、系统的仪式，世界可能发生变化，有些东西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这里说的便是虔诚的信仰，世界的危机也会转换为人生的希望。影片结尾与此进行了呼应，做过喉部手术的小男孩发出了声音，像是某种寓言：“爸爸，太初有道，这是为什么？”“太初有道”本为《圣经·约翰福音书》中的第一句，意思为世界之初就有了语言。小男孩作为亚历山大生命的延续，信仰已经在孩子的心中生根发芽。
在后记中，塔可夫斯基提到“人类面对天启降至的静默所呈现的一切醒目的征兆，有否任何存活的希望？也许我们可以从一则枯树中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我这部电影便以这棵枯树失去了生命所需的水为基础，其在我的艺术传记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
可以看出，亚历山大的牺牲正如虔诚的圣徒，从出生的洗礼、取教名、做礼拜再到传教布道，种种苦行憎的生活方式都是为了精神的永存做出的努力，正如他曾对那些始终不理解他的已经失掉信仰的人们所言：”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惟有神知道”。
《牺牲》阐释了塔可夫斯基一生对于生命与信仰的探寻，他持之以恒地专注于平衡、牺牲、献身精神、人格的阴阳等理念，成为他真正本性的一部分。这种自我牺牲目的便是为了人间充满爱与和谐，与其追求永无止境的物质享受，不如寻找一条通往纯净心灵的出路。1982年12月26日，塔可夫斯基病逝于巴黎，享年54岁，他的墓地在距离巴黎五十公里的圣热尼伏耶·德·布阿小镇，上面只有一块小金属牌写着“安德烈·塔可夫斯基，1932-1987年”，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但我更想提到他的理念“既然把电影作为艺术，就应该创造不朽的代表作”，他的七部作品便是其不朽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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