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小丑》和《寄生虫》而言，已经无需多言再去赘述两者的荣誉和其背后所揭示的贫富差距的主题。
一个窃取了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主演并获得奥斯卡影帝；
一个在则是戛纳电影节摘取了金棕榈桂冠之后，又在奥斯卡连续斩获四项大奖；
如果有细心的观众，也发现了，作为三大电影节的获奖作品，大部分的情况都是票房和口碑不可兼得。
但是，这两部电影，却是例外，不仅都获得了不俗的票房，5500万美元成本的《小丑》，在中国没上映的情况下，就斩获全球票房超9.57亿美元，以超10倍收益，超越漫威的《复仇者联盟4》成为史上最赚钱的漫改电影；
而《寄生虫》则是以1136万美元的成本，同样是在中国没上映的情况下，就收获了全球票房1.65亿美元，超14倍收益。
两部荣誉和票房兼得的电影，似乎在预示着，在电影艺术的边界变得模糊的今天，艺术电影的概念似乎也是要发生改变了。
《小丑》：一部披着超级英雄电影的现实主义电影
小丑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地保持人气，在于每个时代的创作者都能准确地把握住时代的命脉，并且准确地将之用小丑来表达出来。
电影《小丑》的成功，就在于导演托德·菲利普斯成功地将个人命运与阶级矛盾成功地在“亚瑟”身上展现出来，让小丑这个原本脱胎于超级英雄漫画的角色，不仅仅只是一个漫改人物出现，更是成为了一种阶级性的隐喻。
这种隐喻可以看作，是观众自身情绪的投映，也可以是对秩序本身的失望。
作为现实主义电影，《小丑》本身只是提出和展现了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而已，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实质性的解答——尽管提出问题，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步骤。
所以，在《小丑》的最后，我们看到了当亚瑟变化成小丑，并且处于人生中高光时刻的自我陶醉。
而观众在观看电影过后，对于电影本身提出的问题，引发的争议，却是在现实中产生了巨大的舆论争议。
亚瑟，作为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社会边缘人，在温饱线上挣扎，照顾同样患有精神病的母亲，还常以小丑演员来为世界带来欢笑，到最后走向极端，在直播上枪杀主持人，以及看到了这一举动的人，前来一大批追随亚瑟的人。
一方面认为，在看似绝望和极端的剧情下，事实上却只是虚假的煽动。
因为亚瑟成为小丑后，无视规则，以自己的喜好和规则来进行报复，并不具备合理以及合法性质。
在地铁上对于侮辱自己的精英施加暴力，可以说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反抗，但是对同事和母亲的暴力行为，则显得是一种自我泄愤的私欲行为，更别说对女邻居的无预谋突发性暴力行为了。
完全消解了，此前电影大篇幅对于亚瑟这个人物悲惨遭遇之后，产生抗争的想法以及抗争的革命性。
而另一方面则是认为，正是因为小丑无目的的混乱，才更加符合亚瑟社会底层的身份，以及对社会极端的绝望，才有了电影的寓言性大于现实性的效果。
在电影中，亚瑟有这样一句台词：“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一个悲剧，但没想到我是一个喜剧。”也是比较契合亚瑟在绝望当中，选择走向极端的想法。
所以，小丑本身的杀戮行为，并非指向暴力本身，以及底层抗争，而是指向了绝望，远非一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就能完全概括得了。
本质上，《小丑》是一部标准的好莱坞电影，暴力行为为观众所带来的感官刺激，加上“小丑”这个超越时代的符号，以及与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结合产生的碰撞，形成的艺术的火花，夺走了威尼斯的金狮奖。
但是电影本身将社会结构性的失序，偷换概念，成为了社会底层之间的互相倾轧，从而引发了暴力行动，就注定了电影本身无法与现实对应，也就造就了电影本身寓言性大于社会性。
《寄生虫》：披着现实主义外皮的表现主义
尽管在主旨上与《小丑》有一定的相似性，《寄生虫》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进行了展现和讨论。
但事实上，《寄生虫》本身是导演奉俊昊所设置的一个概念化社会模型，所以，与其说《寄生虫》是现实主义，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部披着现实主义的表现主义电影。
所以，相比起《小丑》而言，电影《寄生虫》在寓言性更为浓烈，电影大多数情节，都发生在豪宅当中，偶尔插入几个地下室的镜头。
为了达成这个概念化的社会模型，让这个模型看上去更加地整体化和全面化，奉俊昊刻意地将电影中的每个现实元素，都转变成为一个个的电影符号。
所以，我们在电影中，发现每个人物都没有一个鲜明的性格，他们的每句台词每个行为，都只是为了更好地搭建这个概念化社会模型。
所以，我们很难对电影中金家一家人的遭遇，或者是倒霉的朴社长一家，产生共情。毕竟，从他们的表现看来，与其说是人物角色，倒不如说更像是导演手中傀儡。
严格意义上而言，尽管《小丑》和《寄生虫》两部电影，都在一定程度上涉足了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的问题。
但是《小丑》是从人物本身遭遇出发去叙事，而《寄生虫》则是从事件出发，就这一点而言，观众更加容易对亚瑟的遭遇产生共情。
但是，在故事表现上，尽管两者都是展现了阶级性的暴力行为，但是就电影场景而言，《寄生虫》运用地下室和豪宅两个场景，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寓言意味更为浓烈。
艺术电影的电影艺术
政治正确，是近两年来影评人批判奥斯卡的关键词，不管是去年的种族歧视，还是今年的阶级矛盾。
《小丑》和《寄生虫》两部反映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的电影，在奥斯卡斩获大奖，自然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
但事实上是，这两部奥斯卡大热门，在参与奥斯卡竞逐之前，就已经在世界A类电影节的威尼斯和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最高荣誉。
并且在这之前，在票房上获得大爆，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艺术电影评价体系标准是否已经开始了转变？
尽管纯艺术电影，在艺术成就上会更高，文本解读上也会更加的丰富。但在票房表现上却是显得有些不尽人意。
而《小丑》和《寄生虫》等等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电影，本身并未具备解构意义和反思现实的思考，但有趣的是，近年来的商业电影，不管是以马丁·斯科塞斯为代表所批判的漫威电影，还是其他商业电影，都在朝着对艺术，对现实的反思有着更进一步的探索。
所以在2019年上，能够看到威尼斯和戛纳电影节，所选出来的最高荣誉电影，也是有了很大的改变，《寄生虫》甚至直接被人嘲讽为“史上最差的金棕榈电影”。
但是一个时代的艺术，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面貌，每个时代的艺术作品，都是对时代的回应。
反过来看，在电影艺术形式上的创新和主题上的深挖，已经是再难以开拓的时候，个人化的风格表达也需要更加直接的时候，艺术电影节对于有着深刻反思的商业电影进行接纳，是不是也正是在积极地回应现实世界，回应这个时代呢？
所以，当我们在批评艺术电影节对于商业电影的接纳，后来者似乎更容易从这些商业电影挖掘一段较为真实的历史。
而艺术电影的定义，也是在慢慢发生着改变，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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