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伟大父爱的反战题材经典影片《美丽人生》于今日(1月3日)以4K高清修复的面貌重新于中国上映！
故事发生于二战，犹太青年圭多邂逅美丽的女教师多拉（尼可莱塔·布拉斯基），他彬彬有礼的向多拉鞠躬：“早安！公主！”。历经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周折后，天遂人愿，两人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一起。
然而好景不长，法西斯政权下，圭多和儿子被强行送往犹太人集中营。多拉虽没有犹太血统，毅然同行，与丈夫儿子分开关押在一个集中营里。聪明乐天的圭多哄骗儿子这只是一场游戏，奖品就是一辆大坦克，儿子快乐、天真的生活在纳粹的阴霾之中。尽管集中营的生活艰苦寂寞，圭多仍然带给他人很多快乐，他还趁机在纳粹的广播里问候妻子：“早安！公主！” 法西斯政权即将倾覆，纳粹的集中营很快就要接受最后的清理……
22年前，《美丽人生》在戛纳电影节与观众首次见面时，便获得了首映后全体观众含泪起立鼓掌长达12分钟之久的殊荣。直到今天，它以9.5分的高分在豆瓣电影榜单中排名第6，被奉为“有生之年必看影片之一”、“总有一部隔段时间就想重温的电影之一”的《美丽人生》，以爱之名令人动容。正如贝尼尼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所说的：“一切都关乎爱，爱能感动太阳与星辰，爱拥有灵魂。如果你相信的话，奇迹就会出现。”
电影以父爱描绘出一曲反战的悲歌，谎言被诉说的如此美丽。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同样是爱与永存的人道主义精神，书写着对于纳粹的反抗。
纳粹党卫队队长海因里希·鲁伊特伯德·希姆莱将华沙、维尔纳、明斯克、里加、科夫诺和罗兹，作为波兰和苏联占领区主要的犹太人聚居中心。他从来也没打算将这一设置永久化，只希望隔离区履行集中营或劳工营和/或转运点的使命，而一旦隔离区完成了使命，希姆莱即下令将它们统统关闭。其后，他清算德意志帝国境内最大的犹太人隔离区——华沙隔离区的行动。而这，也促发了“大屠杀”期间，最激动人心的犹太人起义。
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起义
1943年4月19日至5月16日
1942年夏天，党卫军开始从华沙隔离区驱逐犹太人。7月22日，党卫军二级突击大队长赫尔曼·霍夫勒与隔离区“犹太人委员会”首领亚当·捷尼亚科夫会面，告知后者“所有犹太人，无论性别与年龄，都将被驱逐至东方，某些特殊情况例外”。霍夫勒命令捷尼亚科夫在当天下午4点之前“提供”6000人以供驱逐，这是以后每天必须被驱逐的最低人数限额。
那天下午，霍夫勒告诉捷尼亚科夫，他妻子可以免遭驱逐。不过，如果捷尼亚科夫以任何方式干扰驱逐的实施，那么她将“作为人质第一个被枪决”。第二天，捷尼亚科夫为了免于向霍夫勒提供更多的犹太人受害者，不得已选择了自杀。他最后一篇日记，写于7月23日下午3点：“目前，我已准备了4000人，而德国人的命令是，下午4点之前必须提供9000人。”在吞下一片氰化物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前，捷尼亚科夫给他的妻子——菲利希亚(尼乌尼亚)·捷尼亚科夫博士写了一封信，告诉她霍夫勒23日的命令，并提到驱逐者将包括儿童。而他绝不可能把儿童送去赴死。捷尼亚科夫死后，菲利希亚设法逃出了隔离区，藏匿在波兰友人家中。她还将丈夫的日记偷带出隔离区，并于战后将日记出版。
1943年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华沙。
雅努什·柯扎克对隔离区内的孩子采取了同样的立场。柯扎克是波兰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兼儿科医生亨利克·戈德兹密的笔名，1912年他在华沙开设了一家专门收容犹太儿童的“多姆·希劳特”孤儿院。在接下来的30年间，他在斯蒂芬妮·维茨尼斯卡的协助下，一直致力于帮助华沙的犹太裔孤儿。柯扎克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沙俄军队中服役，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之后，他曾试图加入波兰军队。但因年龄过大遭拒。他拒绝承认德国对波兰的占领，并不肯佩戴大卫星，此类抵抗行为导致他被关进监狱。获释之后，柯扎克将他的孤儿院搬进隔离区，并全身心地投入，为他心爱的孩子们创造福祉。一些波兰友人试图劝说柯扎克离开隔离区，但他拒绝了。1942年8月6日，党卫军袭击了柯扎克的孤儿院，将这里的192名儿童和10名老师——包括柯扎克和维茨尼斯卡——劫掠到隔离区内令人毛骨悚然的乌姆斯约转运广场，准备转运至特雷布林卡。和他们一起的，还有4000名儿童和他们的老师。一路上全是党卫军部队、乌克兰志愿者和犹太人警察。
马雷克·埃德尔曼，是华沙隔离区犹太人起义的领袖之一,他曾描述了乌姆斯约转运广场的恐怖景象：
现在的乌姆斯约，任何一种人类语言中都没有哪个词具备足够的力度，形容这里。这里丧失了一切希望，没有任何人能将人们从这里解救出来。生病的成人和儿童，德国人将他们从医院带到这里，将他们丢弃在这冰冷的走廊里。他们木然地躺在地上，周围全是臭气熏天的粪便和尿液。护士们到处寻找他们的父亲和母亲，找到以后，就向他们的静脉注射一剂致命的吗啡，他们双眼最后一次放光，迎接渴望已久的解脱。一个医生，满怀同情地给那些饱受疾病折磨的陌生儿童、那些颤抖的嘴唇里放入氰化钾。将自已的氰化钾送给别人，那真是最勇敢的牺牲，因为现在氰化钾成了最宝贵、最不可替代的东西。它给人带来安静、平和的死亡，使他们免遭一会儿火车车厢里的痛苦。
雅努什·柯扎克
柯扎克是个纪律严明的人，他竭尽所能安抚孩子。在乌姆斯约转运广场，他发现一些有权势的波兰友人曾以他的名义干预此事，使他得以回到孤儿院，但不能带着孩子们。然而，柯扎克拒绝了友人的好意。
当柯扎克带着他的孩子们平静地走向平板车厢时，犹太警察拉起警戒线，为他们开出一条小道，并自觉地做出致意、敬礼的手势。当德国人询问此人是谁时，莱姆巴（指纳胡姆·莱姆巴，一个“犹太人委员会”的官员）突然泪如雨下。仍滞留在广场上的人纷纷发出哀嚎。柯扎克走着，头颅高高扬起，一手拉着一个孩子，他的眼睛直视前方，带着他一贯充满个性的凝视眼神，好像在看着遥远地方的什么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鉴于他传奇性的勇气和义举，柯扎克成为一位闻名世界的殉道者。他是以色列的国家英雄，因为他为儿童写的书、为儿童做的事，波兰人也很尊崇他。在扩建的华沙犹太人公墓，主入口右侧就竖立着一尊柯扎克的雕像。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1978年至1979年为“柯扎克年与儿童年”。
雅努什·柯扎克的雕像，华沙犹太人公墓
随着驱逐行动的逐渐升级，犹太人决心抵抗的英勇行动也在同等升级。“犹太人委员会”和“犹太人互助协会”协商合作，开展隔离区内的地下活动。1942年7月底，一些秘密组织共同开创了“犹太人防御组织”。“犹太人防御组织”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武器，于是他们联络波兰地下抵抗组织——“本土军”，后者只给他们送来一小批武器。以色列·古特曼曾问，波兰“本土军”为什么非常不愿意帮助华沙隔离区内的犹太人呢？首先，“本土军”军官并不认为犹太人能够做好武装抵抗的准备。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怀疑犹太人是潜在的共产党。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本土军”的首要政治和战略目标指向，是着眼于在战争结束时复兴和激发波兰军队的力量，而不是在华沙煽动起义氛围，或在这座城市创造另一个斗争的中心。很明显，波兰“本土军”领袖们并未意识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伊始，曾有约20万犹太人在波兰军队服役。
第一波驱逐浪潮之后，仍残留在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就更愿意支持诸如“犹太人防御组织”和“犹太人军事联盟”之类的地下抵抗组织了。于是，1943年1月18日，当德国人启动第二波驱逐行动时，很多地下组织展开了反击。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拒绝去乌姆斯约转运广场报到，而是在隔离区寻找藏匿处。作为回应，也为了确保完成驱逐定额党卫军在隔离区内发动了多次袭击行动。逾越节前夜的1943年4月19日，是德国人对华沙隔离区进行最后一次扫荡的日子。希姆莱派遣了一支由868人组成的部队，在华沙大区“党卫军及警察领袖”党卫军区队长斐迪南·冯·扎梅恩-弗兰肯内格的带领下，围捕了所有仍留在隔离区的犹太人。弗兰肯内格及其手下遭遇强烈的抵抗，以至于希姆莱剥夺了他的指挥权，并迅即以党卫军总队长兼武装党卫军中将于尔根·施特洛普取而代之。然而，施特洛普的军队突袭隔离区时，也遭到同样强烈的抵抗。“犹太人防御组织”指挥官莫迪凯·阿涅莱维奇，在给另一位抵抗领袖伊萨克·祖克曼的信中写道：
即使是在最狂野的梦中，我们也无法想象到发生的事情。德国人从隔离区逃走了两次……从今夜开始，我们将采取游击队的行动战术。今晚我们将派三个小队出动，目的有两个：弄点食物和获取武器……我无法描述犹太人当前的生存状态。很少有人能坚持下来。或早或晚，我们都将毁灭。死亡是必然的。我们的同志藏身的地窖，由于缺乏空气，晚上甚至都不能点亮一根蜡烛……保重，我的朋友。也许我们还有机会见面。但最关键的是——我此生的愿望已经成真。我活着见证了隔离区内犹太人防御力量的出现，它是伟大与荣誉的象征。
在接下来的23天内，由750名衣衫褴楼的犹太人组成的军队，拿着少得可怜的武器，抵挡着2000名德国士兵的进攻。当遭遇灼热的火焰、毒气、毒药或警犬时，抵抗者总是战斗至死。马雷克·埃德尔曼描述了以下情景：
火焰附着在我们的衣服上，衣服已经开始烧焦了。我们脚下的人行道已经融化，变成了一种黑色的、粘性的物质。大街上到处是碎玻璃，如今也成了粘液，粘我们一脚。滚烫的石砌人行道把我们的鞋底都烧糊了。我们一个接一个，踉踉跄跄穿过大火。我们路过一座座房子，穿过一个个院子，竟没有一点空气。我们的头嗡嗡作响，就像有一百把锤子在捶打，烧焦的橡树不断地倒向我们，终于，我们到达火场尽头。就站在那里——就像从地狱逃脱出来，我们感到幸运。
一旦到达隔离区的中心地带埃德尔曼和其他犹太人继续与德国人战斗，一直坚持到5月10日，在那一天，埃德尔曼写下这样一句话:“华沙犹太人的历史终结了。”
96天后，施特洛普向党卫军高级总队长兼警察部队上将、总督府“党卫军及警察高级领袖”弗雷德里希·威廉·克吕格递交了一份报告，声称“180名犹太人、土匪和非人类，已被毁灭”。他还写道：“华沙的犹太人区已不复存在！华沙犹太教会堂被摧毁标志着这次宏伟行动的终结，共耗时2015小时。根据记录，被捕和被杀的犹太人总数为56065人。”
施特洛普战后在波兰接受审判，并被执行了死刑。在5月24日的最终报告中，他曾向克吕格汇报道，德国人在战斗中杀死了7000名犹太人，并把另外6929人送往特雷布林卡。他还写道，除了由他的军队处决的65065名犹太人之外，还有5000至6000人死于爆炸。施特洛普的手下还缴获了9支来复枪和59把手枪。施特洛普声称犹太人战士仅仅杀死了16名德国人，打伤85人。不过这些数据跟他之前的那份报告不甚相符。而且，施特洛普还没有将一直藏匿在隔离区地窖内的几百名犹太人计算在内，此外还忽略了在犹太人起义爆发之前，就已逃出隔离区，进入波兰人区的约两万人。比方说，埃德尔曼向上级报告说至少有两个“犹太人防御组织”的战斗小组在德国人的猛攻行动中幸存了下来，而且一直待在隔离区内直到6月。很多1943年犹太人起义的幸存者，在1944年8月1日至10月2日的华沙波兰人起义中，又再一次拿起武器，奋勇抗敌。
（本文摘自《大屠杀：根源、历史与余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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