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在善良的大旗下，无数人前赴后继。
一个人追求善良，无论是出自理性，还是良心，对他人、社会都是好的，对他自己也是好的。一个社会，如果有很多热衷慈善的人，救助弱者，打击邪恶，主持公道，也就不会有那么多贫穷、无助以及随之而来的犯罪。
道德是人的本性，是社会的本性，但是是不是国家的本性呢？
作为官员，无疑必须具有更好的名声，如果在道德上有太多的瑕疵，恐怕很难服众，即使他有出众的才华，能力和领导力，但总是会给人一种阴影。像曹操这样的一代雄才，却因为一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结果落得乱臣贼子的名声。
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作为国家整体的本性，国家的统治、政策、运作法则，是不是也要合乎道德呢？要以道德为准则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比如马基雅维利，一个深沉的爱国者，他认为，国家统治者必须狡猾，必须对道德有信仰，但是手段上却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在手段和目的的分野之下，也就模糊了道德界限。后来韦伯总结出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生生把一个道德行为分为动机和结果，也让道德越来越模糊。无愧于心，也许会愧于众人，自我坚持，可能是集体的灾难。
但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道德，那就是纯粹道德和混合道德，前者堪称道德洁癖，容不得一丝渣滓，看到路上有一个穷人，一个流浪汉就觉得难受。他的眼里容不得任何的邪恶和不堪。
相比之下，混合道德信仰善良，但是也认可现实，觉得可怜之人，也有可恨之处，自甘堕落者不但不应该怜悯，反而应该警惕和教训。即使是被害者，也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之，而不会过于激愤。
思考道德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强制和自由。对于不道德的行为，我们是应该用权力来打压，还是用人格去感动呢？对于生活中的贫穷，我们是不是应该用法律去救助，还是靠社会的善良的自觉，比如捐助，慈善？
对于违法乱纪、杀人越货这类的邪恶行为，任何国家都是打击的。现代社会最大的一点就是，对于贫困人口，对于贫困这个经济社会问题，我们试图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来灭绝。
当国家以纳税来养活官员维持秩序，我们无话可说，因为官员需要来维持秩序，来履行管理权力。
那么当国家以更多的纳税来发挥其他功能，比如救济，比如作为慈善事业，那么是否是正当的呢？对于维护国家稳定、社会秩序来说，灾荒之年的救济是必然的。
比如以遗产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多种直接税，此来抑制贫富差距，来促进人类经济的平等，那么是否可能呢？西方的福利社会就是这样劫富济贫的，用富人的钱来弥补穷人。社会的中产阶级往往是其中最受益的，没有受到剥削，反而有更多的社会好处，比如养老医疗和教育的补贴。
甚至可以更进一步，以所谓的社会政策来彻底改变经济的运行方式，来消除竞争，压力，从而消除破产、赢得通吃，是否可行呢？苏联曾经就是这样做得，靠着绝对的公有经济，结果并没有取得很好的结果。整个社会分裂为一个管理者和一个被管理者，所谓的公共财产成了管理者的财产，他们没有私有权，却又使用权，而这种使用权结果比私有权更加可怕，更加不平等。
社会政策的限度在哪里呢？在道德慈善、经济规律和社会和平之间，如何才能做一个取舍和平衡？
现代社会再次进入了贫富分化的社会，穷人的反抗越来越激烈，而社会似乎并没有找到除了福利制度之外的解决方式。新自由主义试图否定这种福利政策，靠着激发个人自由和才华来把蛋糕做大，但是再否定也无法否定养老、医疗和教育方面的优惠政策，最多只是压缩一点而已。
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越来越脱轨，完全和道德不挂钩，进入到了一个自在自为的境地，那就不存在任何的价值，经济发展，企业发展不考虑人道精神，道德价值，而纯粹是利润和利益的平衡。这样的话，经济和社会会越来越撕裂，而政治在期间无法保持平衡，一方面是咄咄逼人的富豪，一方面是楚楚可怜的穷人，政治家两个方面都无法得罪，因为都是属于公共事业的参与者，国家的财富。
我们的道德心，社会的道德责任感不允许有贫困，有无望和无助，有那些吃不起饭，读不起书，穿不起衣服，治不了病，有才华却无法实现梦想的人。那么我们到底是该用政府，还是靠着社会本身来解决问题呢？
恐怕这是一个无解的命题，也许社会、经济界、政治界应该反过来想想，人类社会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创造个人财富，个人幸福，还是共同财富，共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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