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见字如面》中萧红写给弟弟张秀珂的信《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的时候，耳边会不自觉的响起这首歌：“记得当初年纪小,你爱唱歌我爱笑,时光流水匆匆过,梦里花落知多少.”时光如水流逝，只是当时的我们觉得是如此的平常。
萧红在信中写道：“当我离开家的时候”看着我离开“你连招呼都不招呼，你恋着玩，对于我的出走，你连看我也不看。”她“总是愿意说一些空话，问一问家里的樱桃树这几年结樱桃多少？红玫瑰依旧开花否？或者是看门的大白狗怎么样了？”
陆陆续续谈到了很多次的错过，直到“但是从那以后，你的音信一点也没有的。而至今已经四年了，你到底没有信来。”当时只道是寻常，欲语泪先流。那种转身就是千年的遗憾总让人扼腕叹息。
当我看到“假如到了六点钟不来”“一直到了六点钟没有人来，我又多等了一刻钟，我又多等了半点钟”。不自觉得想到《小王子》里面小王子对小狐狸说：“如果你说你在下午四点来，从三点钟开始，我就开始感觉很快乐，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来越感到快乐。到了四点钟的时候，我就会坐立不安，我发现了幸福的价值”那种期待跃然纸上。
我从中能读到她对弟弟的那份挂念，对小时候相伴的那份温暖的记忆，还有对现在弟弟的一份生疏，但又牵绊不舍，万般无奈。
萧红是中国近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南街一个古老的地主家庭里。父亲是位官员，母亲生了一女三子，其中萧红是长女，母亲在她8岁时就病故了，此后不久，父亲便又娶了后母，萧红和后母的关系，用她的话说是“生人”，父亲更是像忘记了她这个女儿一样。萧红比张秀珂大5岁。母亲去世时，张秀珂三岁，后来其他两个弟弟也在幼年相继逝去，只剩下她和张秀珂两个亲姐弟。
母亲离世后她们的生活，虽然说还不至于挨饿受冻，但是条件确实恶化了许多，失去了母爱，又没人照顾，唯一关心他们的，就是他们的祖父。但萧红和他弟弟张秀珂，因为萧红常年在外读书，因而很少和张秀珂接触的缘故，所以和他的关系并不太亲密。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所受到的熏陶教育也不径相同，思想上也逐渐产生了分歧。萧红更多地受到鲁迅、蒋光慈等人新小说的影响，甚至后来当她的小说《生死场》出版时，鲁迅先生在序言中就曾给予了萧红很高的评价：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而张秀珂则更爱偏向于《西游记》《济公传》等光怪陆离的小说。慢慢的对姐姐萧红的事情有很多的不解：比如觉得家庭封建意识太深，避开就好了，何必要孤身去哈尔滨？在哈尔滨那么困难，没东西吃没衣服穿，即使不愿向家里要，为什么不找亲戚要一点财务，让自己受那么大罪？
直到张秀珂后来在齐齐哈尔念书时，偶尔知道报纸上看到的，悄吟就是萧红，才和萧红重新联系上，并转学去了哈尔滨，只是此时萧红已经离开，去了青岛。后来张秀珂高中毕业后，在如本留学半年，但终究因为怕特务发觉，没有见上一面。回国后，张秀珂在上海逗留了半年多，看到萧红和萧军闹意见，衍生出了很多新的误解。七七事变后张秀珂拿着一封信，那是萧军写给红军里的熟人，去了西安。谁诚想，这一去就是永别。
萧红从中学时期就开始接受新民主主义思想，直到生命的最后，始终是一个反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主义的中国大儿女的代表。她的这些思想不仅贯穿到她全部的作品中，也贯穿在她一生的行动中，她幼年反愚昧，要求上学，其后反封建，写文章讽刺当时的封建堡垒“家庭”，同家庭断绝关系，忍受饥寒，随后又离开东北，到处流浪，不甘府居人下，碌碌一生，总希望着自己能独立的生活下去，做一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直到在香港病逝之前，她还计划着写《呼兰河传》第二部。但是在信中，我又看到她和弟弟张秀珂不断的兜兜转转，不断的找寻，不断的错过，总觉得相逢的日子非常短暂。她面对弟弟的成长，心中充满了欣喜又觉得非常的不安，她总觉得自己是“引诱”了弟弟，让身体不好的弟弟一直在追寻着自己奔波，对此非常的内疚。
但始终无法和弟弟取得联系，无奈之下，于1941年9月，在《大公报》以《“九一八”致弟弟书》为名发表。1942年1月，萧红病逝。她至死也没能收到弟弟的任何消息。只能在病榻之上，祝福弟弟“在远方快乐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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