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荒唐信：贾平凹
××兄，收到你的信是上个月的事，时时想给你回复，却不知道如何写起。
你说了那么多好话，这我当然会引起高兴的；但说实情，这暂短的高兴之后，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窗下，隔竹帘看着对面楼下那一位已半老徐娘又风姿犹存的女人所经营的花坛（这女人，听说是一位地位颇高的领导的夫人，经常有一辆上海牌的卧车在花坛边停着），那花虽开得很红火，但开得又有什么用处呢？我这样说，会不会惹起你的生气？我的意思希望能得到你的谅解，以后不要说我的小说怎样，散文怎样，诗歌怎样，多泼泼凉水最好。不妨这样说，在我的胸中常常涌动着要写的欲望，这欲望如同要吃饭一样，要恋爱一样，要喝酒吃辣子抽烟一样。作品的质量高不高，当然作者不必妄说，“自我感觉良好”，这很是一种干事业的气魄，但往往却要导致一种悲惨。我自知很“小”，于人道、文道大不通，这种欲望付之于方格纸上，免不得有“以作品丰富自悦”的嫌疑，这实在有天大的冤情和求告无青天大老爷做主的愤怒。作品的产生，全是这个涌动的欲望的释放结果。有了爱情，便要为所爱的人受孕，大肚子，生产，自爱自受。它不是痛苦的，而是一种宗教式的幸福。若以作品丰富求自悦、去著作，做人何必那么傻那么累呢？夜晚了，陪同小爱人去遛遛大街，也于路边的小树林子的黑暗中学学那些情人，你浪漫，我浪漫，咱们都浪漫，那日子才是十二分快活。总之，写书于我，是作用于社会，作用于时代，也同时是为了我自己的受用！鸡有蛋在肚子里，你能不让它生下来吗？报纸上常举“曹雪芹二十年磨成《红楼梦》”的例子，似乎每一个作品都得十年几十年就可以做曹雪芹了，半年或者一年做出一篇小东西出来，就必是创作态度的“严肃”。这未免与辩证法有了一点距离。我是写了好多小说、散文、诗歌的，那当然都是些屁样的文字。作家的帽子好赖是戴了一顶，却戴得面红耳赤，常常觉得在大街上走，身后有指指点点的指头，墙角处有白多黑少的眼睛。但我还要继续写下去，且又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决心：一想继续写商州那一块野山野地，二想写到那泾河和渭河上的，也就是那泾渭分明的岸边，那黄土高原和关中平原交接的厚土上的古风古俗，三想再写写西安古城方方正正“井”字形的街巷里的市民。姑且不论还要再写写别的，仅这三个方面，我想足可以令我了结往后的三十年、四十年的写作日子。话说回来，如果今辈子不是玩笔头子，让我不上大学，不识方块字，只认得出人民币的数目，我的庄稼活一定不会比村人差。五黄六月的胡基壕里，让老婆提一瓦罐清花泉水来喝了，她供土，我擂础子，其速度和质量使邻居的老头很有些小嫉妒。或者让我去干一名弹棉花的，这营生很有些艺术的味，一张大弓背在身上，用棒槌弹得大弦嘈嘈，小弦铮铮；接过一碗饭蹲在房阶上吃了，夜里睡在主人的门道里，久久地看着主人的媳妇在堂屋窗上的剪影，而含笑入睡。乡下的这种有手艺和没手艺的活计，都极合我的心境，也因此常常使我想起现在弄文学是不是有些那个！门第里既然没有书香，幼时更记不得有祖母或外祖母曾讲过天上地下的美丽故事，这有先天性的不足。且现在的作家颇有一种理论，要见识很多大世面，要接触很多大人物，这又格格不入我的性格。一位读者完全出于一种好心劝我，说我不识时务，写小说应该写那些难以言表的高雅女子死死活活地恋爱着一个有权有钱的年迈老头子等等之类的故事。我给他回了信，信写得很长，告诉说，这类故事的确不错，蛮可以惹起那些四十、五十、六十岁的性变态的男人和那些情窦初开、其想象和身子都成熟得如七月的桑葚一样碰之就流紫水的少女的动心，但我不会。说来也令你贱看，我甚至看到了一篇小说，是说一个女人最大的不幸是因为穿了一件她不愿意穿的衣服，我先是大惑不解，继而抛开那文章，说“这小说不是让咱看的”。过后也曾检点我自己，反省我是一个山里人，有着小农经济的思想。但无论如何，这种德行浸得很深沉，我读不懂那类小说。置身于很热闹的地方，面对着那高扬着头端端走过来的风度女子，我就赶忙低了眼，侧身让她过去。我自惭形秽，显得很呆，觉得很累，就想起那充满浆水菜味的乡间土屋里，那些满身臭汗的男人和男人的婆娘，能抽一口那呛得咳嗽的草烟多好！
商州的山地很野，随处可见到峭岩上凿石孔、栽石柱的栈道遗痕，和做土匪的与受土匪害的逃生安身的山寨古堡、石洞地穴。泾渭的黄土很古，十三个封建王朝的真龙天子、王后娘娘、文臣武将，陵墓一个连着一个。老牛木犁在田里耕走，翻上来的，常常是商朝的磬，周朝的樽，秦砖汉瓦。这两个地方，奇特的山水形成了奇特的风尚，色彩拙朴，神秘莫测。文化的积淀使那里的强悍的男人和柔媚的女人，以及与人同生的狼虫虎豹、飞隼走兔，结构着这两个地方的世界。这世界的芸芸众生如蚂蚁一样多，为衣食住行忙碌着，争斗着，死去一批，新生一批，生命之力，繁殖之强，举世罕见。作为他们的作家，首先应该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同他们一样；再就是因为是他们的作家，又不能同他们一样。他们的苦，苦在何处，是外界的还是自身的？他们的乐，乐在哪里，是应该乐还是不应该乐？弄得清楚，这就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自己。我的作品或许他们读了，让他们在明白这个世界的同时也明白他们自己；或许他们从来就不读书，斗大的字他们只装了几篓，那些闹市里的好吃好喝又有好时光的大肚子男人和束腰身的女人看了，他们虽然嘲笑我写的东西的落后、野蛮、卑俗和写东西的我的蠢笨、可怜，但我将无限欣慰，因为他们毕竟知道了在他们之外，还有那么落后、野蛮、卑俗的地方和人群。他们或许会到这些地方去，趁机用几张人民币买得农家厕所墙角堆放的几件汉代陶罐和瓦当，买一条金黄的狐狸皮毛，赚一幅七色线纳就的枕顶装在玻璃柜里悬挂墙上，诚然，这也是一种新的高雅的时兴。
现在做一个作家似乎很热闹，每年都有许许多多的笔会，游胜地，上电视，演说和吃请，且各地又兴起文学茶座，听音乐，嗑瓜子，品茶谈天。每一次不乏有一些很位重的人物和一些打扮得很美丽的女人。有一次我被人拉去，那大厅的门柱上贴有一副对联，是老对联改造的，一边为“出入无白丁”，一边是“谈笑皆高雅”。我怯怯地进去，呆在那里，茫然四顾，傻相可笑。后来跳舞，有几个令人动心的演员，传说是诗琴书画俱佳的女才子，邀我下池，我大出洋相，一再声明极想下池子但着实不会。结果是我的朋友大加嘲弄我，说我不开化，又帮助分析原因是“心理上有障碍”。不开化，我不承认，我是绝不干涉别人自由的。我也可以同这些人交朋友，彬彬有礼地请到舍下去吃饭吃酒，但那种场合那种气氛，我着实有心理上的障碍，这也正是我的没出息和当作家的低能处。
话不能说死，或许有一日，我心理上的障碍尽然消除，那将是我再也用不着以老笔调去写出商州山地和泾渭岸上皇天后土之时。那，我第一个能狂，如一头有一身好皮毛和奇香的香獐子一样。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一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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