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工昌 本文为作者投稿

温馨提示：本文两万字，阅读需要大约一个半小时，读者可根据目录阅读。为保证连贯性，我们忍痛一次性发表。作者写得非常诚恳，数据非常详实，论证严密，结论新颖实用，写的尽管是苏州，但对全国各地政府部门和企业都非常有用，各地可以深入阅读，欢迎各地大讨论，并欢迎将讨论心得继续发到我们平台上。

本文目录

停滞不前，曾经领先的苏州被深圳甩开

外资蜂拥，苏州模式成中国样板制高点

南通杀入，跟随上海的战略突然遇对手

外资撤退：曾经的投资天堂为何突变？

追根溯源：错过两次机会苏州不能再错

工业互联：苏州转型升级的最后一根草

需求引导，人工智能时代苏州立足之策

近日，苏州市发布《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提出，落实租赁房屋常住人口在社区公共户落户政策，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在房屋所在地落户，也可以在房屋所在地的社区落户，破除隐形门槛。创新户口迁移政策。实施省内特大城市苏州与南京在积分落户时，实现居住证年限和社保年限积累互认。探索苏州与无锡、常州等具备条件的都市圈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积累互认。苏州是中国普通地级市的领跑者，有“最牛地级市”之称。2019年苏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235.8亿元，位居全国各大城市第六，普通地级市第一。苏州的GDP总量大，主要体现在强大的工业制造业。数据显示，2019年苏州全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3592.1亿元。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2019年苏州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160家、累计达7052家，仅次于北上广深，成为二线城市中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苏州以其震惊海内外的苏南模式直逼得开放之先的深圳，可是就在无限贴近期望的时刻，苏州慢了下来，渐渐的似乎有距离越拉越大的趋势。不仅如此，曾蛰伏于苏州之后的其他城市已各自抓住机遇，迎头赶上，从总体的GDP水平看，重庆已超过，而挟各省人才与资源优势，杭州、南京、武汉、成都也在紧紧追赶。而苏州经济发展水平呢，7%，基本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江苏全省几至忝列末位。

可能有人会说，现在已经不再需要过分关注城市之间GDP的比较了，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们必须辩证的看待，这话的本意是指从前一些地方过度关注后而忽视了环境乃至民生的整体协调发展，但矫枉不能过正，无论何时，它都是一个城市活力乃至未来健康发展的最有力的保证。过于痴迷于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可如果真的忽视它，就只有一条出路，逐渐平庸乃至沉沦。

停滞不前，曾经领先的苏州被深圳甩开

也许还会有人说，苏州的经济体量已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要让它维持先前的高增长已不现实。我们来看看一直被苏州追赶并且曾经超过的深圳(2005)。这里我们之所以把二者做一简单比较，是因为他们都是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明星城市，在他们身上浓缩的不仅是过去中国不同地域乃至不同社会发展时期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也许还能看到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雏形。

先看苏州。201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万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7%。全年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1.5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5%，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4%。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13%，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2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21%，比上年收窄1.3个百分点。（2017年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苏州日报 2018-01-10 ）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而据苏州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629.59亿元，同比减少0.3%。对这个数据怎么看呢，根据苏州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苏州调查队的数据1～3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4308.5亿元，同比下降3.5%，其中还包括1799亿，自身增幅6.5%的房地产投资。扣除房地产之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量是-266亿，-9.0%。（苏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的所公布的1-11月经济数据）

为了更好的了解这一年苏州的具体发展情况，不妨了解一下官方公布的更为详尽的前三季度经济具体运行情况。去年10月19日，苏州市政府召开前三季度苏州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1～3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25万亿元，同比增长0.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671.6亿元,同比增长4.8%,与上半年持平。重点行业保持稳定。前六大支柱行业实现产值21551亿元，同比增长1.1%。发布会坦率的提到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工业回升基础仍然偏弱。1～3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2个百分点。

受市场需求疲软影响，目前仍有53.7%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同比下降。传统产业低迷态势短期内还难有好转。1～3季度钢铁行业产值同比下降5.9%;纺织业产值下降4.7%，降幅比上半年扩大0.7个百分点。

有效投资后劲不足。1～3季度全市工业投资同比下降4.7%，降幅比上半年扩大4个百分点。服务业投资同比下降2.1%，比上半年回落6.1个百分点。国有投资和外资投资降幅逐步扩大，民间投资虽然保持正增长，但增幅逐步回落。

外贸形势依然严峻。当前国际市场需求尚未根本改善，主要出口市场均呈负增长，占全市出口份额超五成的美国、欧盟、日本等三大主体市场，1～3季度出口额同比下降5.8%，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6.9个百分点。2017年前三季度苏州GDP总量12387.90亿元，但增长率仅7.1%。全省仅苏州和盐城GDP增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17年前三季度江苏13市GDP排行榜：南京苏州经济差距拉大??2017年11月03日中商情报网）

我们再看它一直追赶的深圳， 2017年深圳经济运行简况：中商情报网讯：2017年深圳市生产总值22438.39亿元（含R&D支出纳入GDP部分，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下同）增长8.8%。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8087.62亿元，增长9.3%，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为5743.87亿元、5302.47亿元，分别增长13.1%、12.7%，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3.8个、3.4个百分点。

工业百强企业实现增加值4677.55亿元，增长10.5%，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1.2个百分点。全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5147.32亿元，增长23.8%，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创1994年以来新高。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2135.86亿元，增长21.6%，比上年回落10.4个百分点；非房地产开发投资3011.46亿元，增长25.4%，比上年提高7.4个百分点。（2017年深圳经济运行情况分析：GDP同比增长8.8%中商产业研究院2018-02-02）

曾经被苏州超越的深圳在GDP总量已超出苏州5000多亿的前提下，经济增速还大大快于它,尤其是最能体现一个城市技术含量和整体经济效益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不仅总量相差悬殊，且增速几乎翻倍。还有一个为人所忽视的，那就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苏州除了房地产外的其他投资实际是下降的，而深圳则是除了房地产外的其他投资是上升的，可以说，无论是经济增长的数量还是质量，更不用说经济发展的直接潜力，还是长远潜力，深圳已明显领先于苏州。照此下去，两者的差距只能越拉越大。

但就在几年前情况都不是这样的，那时随着江苏GDP一步步靠近广东，身为两省龙头的苏州与深圳也不断被拿来比较，后来居上的苏州甚至一度超过深圳，所以讴歌前者唱衰后者的声音一直不断。

外资蜂拥，苏州模式成中国样板制高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依托外来流动人口的“三来一补”沿海初步开放，深度依托工业园区引进成规模和一定技术含量的外资、大力发展小城镇之后的第二轮，直至现在的第三轮，即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形成的现代城市产业群发展类型。

在这三轮发展趋势中，广东抓住第一轮的沿海开放政策，以苏州为首的苏南抓住了第二轮，即乡镇企业与浦东开放带来的政策与产业外溢，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苏州主要领导狠抓的为民亲商政策，敢于放下架子，主动招商，开创性的赢得了与新加坡共建工业园区的创举，先是苏州所辖各县市纷纷效仿，后引得全国各地争相效仿。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这里创造出了“一天创造1个亿的GDP，一天上缴1260万元的财政收入，一天引进400万美元外资”的奇迹。随着苏州经济发展一路高歌，以苏州为主要样榜的“苏南模式”达到了中国发展样板的制高点。

那么“成规模的外资为什么落户江苏，主要进入强政府控制的上海和苏南？因为外资和上海、苏南这种强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最低；以获取超额利润为目标的垄断资本之间最容易达成有利于双方的契约关系。为什么从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外资基本上不进入自由市场制度最好的浙南、岭南，尽管那里是中国自由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因为那里是成千上万的小经济，交易成本太高。”（张晓山：《解读苏南》序言，温铁军等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04-01）

这种政府出面协调各方为外商一路开绿灯的做法，最大程度的节省了投资办厂的前期所需的巨大磨合成本，同时也为后期所涉及的水电交通税收各项减免优惠扫清了障碍，既节约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故而引得了外资尤其是台资的特别青睐。在当时，这实际上是政府行为的一次大胆创新。

之所以说它创新就在于，它改变了从前政府部门在家坐等投资者上门的被动，主动迎上前去，创造机会。同时由于政府的主动出击，使得投资者不仅看到了政府发展经济的巨大诚意，还有背后一系列巨大的政策优惠措施，这使得他们敢于将相对产业链中端的企业放心的带过来，有的一来就是一条先进生产线，这就使得苏州园区工业悄然迎来一次隐形的产业转型，即一开始就告别了或将最简单的三来一补交给更下游的民营企业去做，这就使得这里的企业整体效益要比其他地区高一个等级。正是这次创新，才将在大上海脚底下一个几近被人遗忘的江南古城重新推到了世人面前。

2000年以来，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在向苏州学习，招商引资成为不约而同的“一号工程”。在江苏很多地方，招商更是成了不少党政一把手最主要的工作。在苏州的明星市昆山，流传着市长要敢于给外商端洗脚水的说法。而始作俑者的苏州在外来资本的推动下，GDP高速增长，不仅逐渐摆脱了乡镇企业衰败所导致的窘境，而且一跃成为苏南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苏州在全国大中城市GDP排行榜上已高居第四，位列上海、广州和北京之后，背后支撑这一地位的正是当年苏州高居全国榜首的外资吸引数额。

2000年苏州实际使用外资额为28.9亿美元，全国的数据为593.6亿美元，苏州利用外资的规模占全国的比值为4.9%。到2012年，苏州的外资依赖达到巅峰的时期，当年度使用外资额为91.6亿美元，全国为1132.9亿美元，苏州占全国的比值提升到了8.1%。到2012年，外商投资的巅峰时期，外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含港澳台资）的工业总产值达到18870亿，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值上升到66%；利润总额937亿，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值甚至达到了72%。从2000年到2012年，苏州经济的发展，就是被汹涌而至的外资制造业支撑着。毫无疑问，至少从对外资的引进与招商方面，以苏州为首的苏南地区完成了政策先行的粤闽的反超。

其奥妙在于除了上面所讲的政府倾力营造的亲商环境外，苏南地区还拥有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人文软环境。首先是劳动力素质。由于苏州一带工商业基础较好，社会分工相对较为分散，家族血缘集团化色彩远没内地那么浓烈，尤其是社会成员生存方式明显有别于内地垂直性的地主农民样的分工样式。这样自然而然就积聚了一大批具有熟练工艺的手工艺人、纺织工人和工业业主，较为成型的运输船队船工和船主，较为成熟的商业队伍体系，为80年代这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积存了丰富廉价且可信度较高的熟练工人和业主，正是他们使苏南大大缩短了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所经历的各种阵痛阶段，从而构建了苏南乡镇工业繁荣最坚实的基础。

同时这里还具备内地主流文化所不具备的一种宝贵的生存品质——强调每个人都必须独立承担自己的生存责任，遵从固有的社会规范，尊重私人财产，尊重认真负责的敬业劳作。这就使得这一地区民间对财富的留存始终持一种宽允的态度。不仅没有依托伦理对财富持有者予以道德上的谴责，更没有以暴力方式人为的均贫富，而是以实际行动（拼命的挣钱和积极的扩充挣钱的门路）来体现对财富的倾慕和向往。再加上地域文化中勤劳本分与节俭的传统以及对家庭责任的强调，使得苏南人把劳动所得更多的用于带有延续性的房产和实业，而不是为奢侈的生活与意气用事的打斗而毁掉，这就使财富的积存有了很好的民间基础，为日后的现代化运动积累了较为充裕的资金。

内地与像苏州为首的苏南地区投资环境的差别，除了政府机构所营造的大的经商环境差异外，更多的是以人的素质为主要类分的隐形差别，这里人的素质除了是否适合现代工商业发展所需的各项技能外，还有熔铸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手段是否更有益于现代工商业发展所必须的法治规范。而这正是苏州为核心的苏南地区最珍贵也是最具有比较意义的地缘优势。

外商如此青睐此地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里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以制令规范为核心的民风民俗传统，对生活在里面的人们和当权者的主观随意性都或多或少有些限制约束。尽管它还远没达到成熟系统的现代社会法理法规样式，但透过这些被人所熟捻的日常行为规范，当它在一个地区能具有普遍意义的依存特点且已完全深入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它必然会形成一股极其丰厚的社会传统惯性力，为外资的大规模进入提供了良好的秩序保证、资金的正常的积存与循环和优渥的人力资源基础。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所言，“嵌入在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中的文化约束不仅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而且是我们解释历史变迁路径的关键之所在”(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7页 杭行译，格致出版社出版)不要小看这些，在今天内地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像东北，它还是一种奢望。

通常说来，严格的产权制度和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保证创新的基本前提。在中国，这两者都还很不健全，相比苏州所在的苏南，珠三角可能问题更大，从创新所需的各要素讲，前者看起来都要比后者都更齐备，“20世纪末，由于国有经济改革和法制环境的改善滞后，它在对内对外经济上的表现都较长三角地区有所逊色”（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17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2010年1月第一版）

正因如此，于经商而言，这里有着可能是全国最好的法治环境（不要小看它，李光耀在其回忆录里称，法治是新加坡最核心的价值），所以大量外资企业纷纷迁往此处。

南通杀入，跟随上海的战略突遇对手

工业化和经济国际化使苏州城市化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原有的从农村开始的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逐步转变为政府为了工业投资建设用地需要自上而下的城市化规划，使得苏州既保留了乡镇工业时代形成的农村城镇化，也出现了外向型经济推动的大量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人口向小城镇集中和服务业向中心城镇集中的现象，城市的边界在逐步扩大，多中心－卫星城镇群在增加，为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创造了机会和空间。（《增强农民主体地位，消除发展差异——来自苏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观察》：郑江淮/赵华，2007年?01月?08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长期以来，苏州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走的是先引进高端、龙头型企业，然后再向上下游产业拓展，引进配套企业，最后形成产业链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繁荣的思路，从工业类型上看，,苏州工业先后经历了“农转工”“内转外”“量转质”三大阶段,逐步成长为蜚声海内外的制造业大市，这带动了以苏州为核心的苏南持续近20年的繁荣。其根本在于牢牢抓住了国内第二波经济发展浪潮。

但是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实现紧凑集约、高效绿色发展，优化提升东部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2017年9月15日，国家发改委组织召开部分省区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在城镇化格局中具有“纲举目张”的独特作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未来城镇化的一大特点是人口从中小城市流向中心大城市，大都市圈加快发展。(中国城镇化率将近60%?城市群将成未来的主体形态第一财经日报?林小昭2017-10-13）

这就意味着，中国今后的中速增长期当中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大部分都将发生在大都市圈，各种资源，特别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人才会加剧向这些城市流动和聚集，很显然在第四轮经济发展浪潮中苏州无疑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地位。从大的长三角区域核心看，无论从哪方面它都不可能与上海相比，自是不可能取代它的地位。而作为经济文化大省的江苏本身，无论是资源还是人才的争夺，也是与南京无法竞争。所以目前苏州还仍要按照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要求，强化长三角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主动对接上海2040版城市总规，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分工协作，积极参与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构建现代都市格局。

2016年8月2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国务院关于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根据批复，苏州定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长江三角洲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而在2015年批复的《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2015-2030)》中，到2030年，江苏将有南京和苏州两座特大城市。该轮总规编制战略定位研究立足苏沪融合发展，确定苏州面向2040的发展目标、城市能级、核心功能和在全球、全国、长三角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和价值，明确苏州在扬子江城市群建设、上海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中的责任和价值。

在苏州人看来，苏州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上海的辐射，上海许多产业外溢到苏州。你不接收，别人就接收。未来的苏州，还需要借势上海，错位发展。这是苏州在30多年改革发展过程中确立的城市战略定位，也是苏州在长三角乃至中国经济版图上强势崛起的重要秘诀。

于是城市同城化正在一步步加强，而沪宁城铁将苏沪间84公里的直线距离缩短到20分钟内，“苏昆城际轨道快线”S1线的规划，也让“苏沪”在同城化的道路上更近了一步。

同城化的第二个步骤是修建机场。2016-08月24日，苏州市交通运输局发布了《苏州市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公示）》文件，对接上海，苏州有充分的热情，文件具体表述为：“新一轮苏州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提出了建设苏州机场的战略构想，将苏州机场定位为大上海都市区第三干线机场，机场的建设对带动苏州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苏州区位优势，完善特大城市功能，促进城市发展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关系着苏州未来在国际、国内和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地位”。

而根据同年8月22日正式公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1040）》，上海首先优化大都市圈格局，构建上海与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等地区协同发展的上海大都市圈，“1+6”城市群范围，形成90分钟交通出行圈，总面积为2.9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400万，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核心。

苏州终于如愿伴上上海。但没想到同省的南通也在这么做。而且南通和苏州抢着对接上海了。南通市委书记丁大卫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南通的发展，历来得益于上海的辐射带动，得益于在长三角的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

苏州规划了许多，但最核心的仍是修建机场与铁路，强调与上海的对接。而在自己辖区内，目前苏州已经规划完成3条市域轨道交通线路，S1线，苏州市区-昆山-太仓96km设24个站；S2线，苏州市区-花桥44km设14站；S3线，苏州-常熟-张家港未知轨道交通可以更好的联系起来各个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流动，利用系统里的生态平衡，互相弥补不足，也可以带动苏州周边城市和市区的发展。未来新区吴中区和高铁新城如果能按照园区规划发展，那就可以和四县连成完美的城市带，现在苏州自己有三个火车站，昆山本来有，其他几个县级市都在造火车站，建成以后串起南嘉兴北无锡，昆山常熟也已经都有了完成了环城高架的搭建。建成以后就会形成一片完美的城市带。

苏州看到了自己在未来的核心城市区位优势争夺中的相对欠缺，在以高架、城铁乃至机场为核心的内外交通衔接所带来的商业信息物流的畅通方面，它几乎已做到了它所能做到的一切，但它忽略了在未来的城市竞争中自身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每年全国经济百强县排名，苏州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等总能分别占据前五的位置，2014年苏州主城区GDP为3272.06亿元，占比25.1%,占全市GDP之比刚好为四分之一，差不多刚好相当于一个普通县市。

但另一方面，作为整体的苏州却正被后起者不断追赶乃至超越，这反映苏州这座城市很特别，是没有核心的城市，经济数据则是一堆中等经济体的堆砌。下面每个县市都很强，经济总量大，但工商业很分散。正因为分布分散，没有都市感。

苏州经济的这种特殊现象是前些年大力发展小城镇口号指导下，地方政府倾力言商全力招商引资的结果，可以说是一种政府指导下的市场选择，它的存在本身无可厚非。真正映射的是作为主城区的苏州工业的集聚与外溢能力的苍白。

现在国家之所以选择以核心城市为首的城市群作为国家完成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是因为他们除了整体经济实力领先于全国外，更关键的是，这些地方有着构建城市群增长极最主要的推动力，即具有与国际接轨的有着强大创新能力与潜力的特大型企业。由BAT华为联想复星等大型企业在核心区的集聚，导致资本与技术的高度集中及其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而形成的经济中心，并能通过扩散效应以自身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和周围腹地的发展。

从技术方面看，核心城内巨企的技术创新使企业产出增长率、投资回报率大大高于卫星城内其它企业，从而引起这里其他企业的学习和效仿，进而使得区域内企业现有的行为方式和组织结构包括社会价值观念更容易朝着变革方向转变，使之适应创新结果，并成为下一次创新活动的基础，这种集聚强化了社会群体的进取意识，同时推动了周边地区劳动力为改变自己进入增长中心的比较劣势而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

而苏州乃至江苏在这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南京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系主任吴福象说，“目前，江苏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基地其实并不多，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有南京3D打印先进制造业基地、无锡石墨烯先进制造业基地、常州工业机器人先进制造业基地等。未来具有潜力实现‘国际级’的省内比较多，包括苏州市吴中区的机器人与精密制造、南通的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等。”

过度沉湎于招揽外商投资而带来的GDP红利，同时随之而来的税收与就业方面所营造的财富轰动效应，给予了地方名声乃至官员政绩无穷的诱惑力，浸泡在一片崇拜与羡慕声中的苏州对自身处境市很难做出清醒的认知的，更不用说睿智的选择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错过了自身经济结构转型的黄金时期，进而面对呼啸而来的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浪潮不知所措，当他们真正醒来时，却发觉自己已被无情的抛在了沙滩上，只能望着远去的弄潮者发呆。

与同样依靠三来一补外向型加工企业起家的深圳相比，苏州的差距是明显的。这里纠缠于特区的“特”没什么意义。实际上政策的优惠性在上世纪90年代已完全让位于上海的浦东。1985年搞工业，1995年做仿制生产，2000年开始做大规模制造，到了目前成为全球制造创造业的顶端，深圳如何在过去40年，从做最低端的服装，最低端的做鞋做箱包，然后走到无所不包的仿造，其真正高明在于，是坚持更大范围的改革和创新，坚持一个以企业家为核心的创新主体，坚持一个市场化的进程。（唐杰：深圳最大伙伴是北京?但北京最大伙伴不是深圳来源：凤凰网财经2017-12-02）

在全国各地一窝蜂的学习苏州搞开发区招商引资时，深圳从90年代中后期就自觉开始了产业转型，抓住了以搜索资讯为核心的互联网与以电商娱乐为核心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涌现了以腾讯华为平安为首的全国少有的现代产业群。

深圳拥有的恰是苏州最缺乏的，由于错失了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时代，苏州已经丧失了上一次产业转型的时机，只能寄希望于上海的产业转移与溢出，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40）编制改革暨“城市双修”工作动员大会要按照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要求，强化长三角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主动对接上海2040版城市总规，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分工协作，积极参与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构建现代都市格局。

而高端信息产业，上海本身就缺乏，这里没有BAT华为甚至体量小得多的小米京东也杳无信讯，上海未来的定向是以其江海合运的港口为依托，建设具有综合航运与金融功能的辐射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城市，其中高端制造业对苏州转移能力已极其有限。

外资撤退：投资的天堂为何一夜突变？

苏州也有一些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的行业：通讯设备、计算机等其他行业的电子设备，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械、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通用设备、仪器仪表办公设备、化学纤维等。其中电子材料、电子元器件、印刷线路板、显示器到笔记本电脑等，苏州已有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

但这些企业有两个普遍的共性，一是大多为外资或合资企业，其逐利而居的属性决定了它们更多的考虑的还是企业发展的利润，当环境不能满足其期望时随时可能走人，至于通过技术的革新来完成转型，根本不是它们要考虑的。其二就是这些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实际上也是在消费者心中的品质影响力普遍不高，有些厂家其实在国内乃至世界都有较大的市场占有率，但因为只是出于赚钱的目的，而中国又只是其赚钱的一站，所以它们也没心想经营品质。不行了就走人。

更可怕的是，作为支撑苏州经济发展命脉的外资也开启了撤退之旅。

2017年1月全球美国硬盘巨头希捷宣布关停其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苏州工厂，并裁员2200人。苏州工厂是希捷全球最大的HDD组装中心，当时还处于盈利状态，与之相对比的是，希捷在2015年刚启动了泰国呵叻工厂的扩张计划，投资4.7亿美元扩大一半产能增加2500名员工。

差不多整整一年后的2018年1月7日，全球第一大偏光片制造商，其生产的液晶电视用多层光学补偿膜更是占国际市场份额的40％以上的日东电工也将要撤离苏州。要知道2017年日东电工被高工新材料研究所（GGII）还被评为中国市场偏光片企业当中最具竞争力企业第一名。而日东电工是这两年在苏州大规模裁员的第16家世界五百强了。

从2014年开始，苏州不时就曝出大型工厂倒闭关门的新闻。2014年11月苏州胥口镇的诺基亚供应商闳晖实业2014年12月苏州联建科技先后宣布倒闭。要知道，它们最鼎盛时期在苏州都有一万多员工。2015年10月中国第一大民营玻璃企业华尔润全线停产清算， 2016年7月份，原三星最大的代理工厂普光电子（苏州）被曝破产。2016年6月，造纸业巨头芬兰斯道拉恩索集团投资的苏州紫兴纸业停产解散；2017年1月，全球最大的硬盘制造商希捷宣布关闭苏州工厂；2017年9月，药企葛兰素史克(GSK)宣布将逐步关停已有20年之久的苏州工厂。除了这些，还有耐克、阿迪达斯、飞利浦、普光、紫兴、希捷、及成.....这一长串的名字，个个都曾经是声名赫赫，员工动辄上万的企业。苏州，作为媲美深圳的另一个中国制造业之都，曾经是世界五百强企业的聚集地。然而，这几年，在这里的外资企业却相继拔起营寨而去。曾经辉煌的世界工厂，曾经不可一世的苏州，在南方冬天凛冽的寒风中默然思考。

这些堪称制造业类高科技企业，为何要撤离苏州？

先看本次撤资事件中，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向日东电工东京总部的问询：这家高新企业一名干部表示打算撤离苏州的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苏州工厂难以为继，公司内部也有产业布局的调整。

制造业人工成本逐年走高，资本逐利，自然要去寻找劳动力的价格洼地。2014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对东南亚和中国的用工成本做出调查，中国是柬埔寨的4.3倍，越南的2.7倍，印尼的1.8倍。

苏州工业园区的网友算了一笔账，工人税后基本上到手工资，平均大约是5000多元，若算上五险一金，公司供养一个员工，每个月大约需要12000元。而越南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1000多元，不逼着外资制造企业离开苏州奔越南才怪。

苏州紫兴纸业发布的停产解散公告中，还揭示了另外几个原因：其一是生产规模小，与国内日益增多的竞争对手相比不再具备优势；其二则是“过去二十年间，工厂所在地逐渐发展成为苏州高新区的商业和住宅核心地段，因为越来越难以维持大型工业企业的正常运营”，说白了，就是土地成本提高了。

除了房价，物价也在过去五年间飞涨。供给侧改革和环保风暴的双重影响下，国内工业原材料的价格直线上升，苏州所承接的电子代工产业大部分仍停留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本身利润微薄，原材料成本上升可谓是当头一击。

与此同时，高税收同样令实业不堪重负。2010年，苏州工业企业的总税负为471亿，到2015年，上升到616亿，增幅高达31%，而这5年期间，苏州工业企业的净利润整体下降了9%。更难忘的，是2017年年初希捷的大逃亡与苏州税务局的补收税款存在莫大联系。如今苏州园区已经对外资取消了超国民的优惠待遇，对国内民营企业来说是公平的举动，但是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外资外撤的速度。

关于企业税收的走高，过去一直有个说法，就是苏州经济是只长骨头不长肉，苏州这一代经济增长这么快，但当地老百姓的收入比起浙江广东那一带差得远，说这是苏南模式的最大缺点。所以后来的苏州逐渐摒弃当初招商引资时的低税收的优惠方式，增大税收力度，同时限定最低工资水平，想一次来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回顾这些年走过的路，我们发现，“收入倍增计划”确实增加了国民的收入，但是倍增的部分大多被房地产市场吸走，而闷声发财的是地方政府。也就是说，政府把提高人民收入的责任转嫁到了企业的身上，然后又把民众获得的利益，通过高价出让土地和增税等方式，回流到了自己的手里。

这样，政府绑架银行、银行绑架房地产、房地产绑架百姓，百姓唯有绑架企业。而企业眼睁睁地找不到绳子，更找不到可以绑架的对象时，唯一的办法只有逃离。

追根溯源：错过两次机会的苏州不能再错

今天的苏州面临三个最基本的问题。

一是国内以区域核心城市构建的城市群的新一轮发展浪潮中，苏州既缺乏国家层面的政策资源优势，又不具备高端转型必备的人才资源优势，最关键的是不具备立于国内乃至世界经济创新桥头的具有强烈集聚与外溢能力的大型企业，或集聚一团的产业集群，这就使得苏州失去确立区域中心城市的本钱，也就是说，在新一轮国内经济发展浪潮中，苏州缺乏政策支撑的核心资源，于是苏州只能紧紧依傍身边的上海。

同时为了经济不致快速下降，还得牢牢抓住本已三心二意的外资。苏州试图以新型商业模式弥补这些制造业离开所造成的缺陷，2017年全年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万亿，达1.1万亿元。区域性外资总部集聚区建设取得新成效，全市新增具有地区总部特征或共享功能的外资企业30家，年末累计超过280家。但是那些高端制造业离开所带来的广泛且影响深远的就业人口的消失以及由此而来整条产业链的连根拔起，对苏州这样以制造业起家的二线城市而言，其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远非新型产业和总部经济能比。

其次，从技术发展路线看，往上由于前期过度沉湎于外资引入所带来的丰厚红利，而接连错过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浪潮，与本应并驾齐驱的兄弟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面对即将到来的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核心的互联网+时代，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必须以前一个时代的丰厚积累为前提的，这就使得苏州经济向上的转型升级异常艰难。

第三，由于苏州仍然没有完成产业转型，大部分企业仍是建立在以往人口红利低成本所带来的规模优势上，而随着土地能源税收尤其是人力成本大幅上涨令企业难堪重负，曾给苏州带来无上荣耀的外资尤其是大型制造业群体开始成群转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四研究室主任许召元表示，“短期来看，中低端制造业向印度、越南转移的趋势会放缓，像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也在实行制造业回归。上下挤压之下，使得今后相当长时间仍将以制造业为主业的苏州面临更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

那么苏州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过去20年的消费互联网革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从在线搜索引擎到可以用作个人助理的手机。尽管这种变革具有戏剧性，但它根本比不上即将到来的第五代移动通信(5G)和物联网革命。新的5G世界将会创造多出几个指数级的财富。然而症结是哪些企业和行业将获得这块香甜大饼中的哪一块。从世界新兴产业发展来看，新兴产业成为主流的速度可能快于投资者预期，大部分的新兴技术在未来10年之内成为主流。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机器人和3D打印等七大产业未来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新支柱的新兴产业。

苏州必须抓住这一次技术浪潮。

2016年苏州市经信委起草了《苏州市创建国家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到2018年底，苏州将形成制造业和互联网深度融合的新型创新载体，培育和建设一批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在主导产业引领制造业形成“126”发展新态势（1大超级产业，即电子信息产业；2大技术高地，即纳米和生物医药；6大先进制造体系，即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产业、互联网+制造业融合发展 苏州全力打造智能制造品牌）(来源：城市商报2016-11-02)

在习惯性的外来引资中，制造业中，现代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项目数、注册外资占制造业的比重分别为40.9%、43.2%，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项目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市到账外资总额的53.4%，智能家电、智能机器人、半导体封装特殊陶瓷等先进制造业细分领域进一步拓展。服务业新增注册外资占比达到40%，其中现代服务业新增注册外资占到服务业的69%；新设具有地区总部特征或共享功能的外资企业18家，累计超过270家。（1-7月苏州市利用外资转型发展2017-09-07来源：苏州市商务局）

毫无疑问，苏州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且付出了实实在在的行动。但当所有人在苏州政府抛出这样一份抓住时代脉搏的宏伟而详细的计划，都会觉得苏州的未来明朗了时候，坦率的说，我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忧虑。因为这令我很容易想起了上世纪日本政府的一些做法。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在其《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中信出版社出版年:2002-2-1）用翔实的材料分析了日本经济缺乏竞争力的一面，这里面就分析了日本早期产业政策的负面一个著名的例子是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其目的是使日本在半导体技术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这个项目从1975年到1985年间开展，卷入了日本所有主要的半导体生产商，政府负担了22％的费用。人们普遍相信，这个项目帮助日本的半导体公司在这个产业获得了世界领导地位。可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VLSI项目不能作为典范，因为日本在半导体产业的领导地位已经失去。（《日本还有竞争力吗？》第二章对日本政府模型的质疑(4)）

进入新世纪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类多偏于供给侧的政策，包括产业集群、产业技术和产业布局政策。在产业技术方面，2006年7月，以日本经济产业省为首成立了“信息大航海工程联合财团”，意欲开发自己的搜索引擎，但时至今日，海外只见谷歌，国内则有百度，日本在这方面可谓一无所获。而产业布局更早。日本政府1995年就制定了“推进高度情报通信社会的基本方针”，多次强化后于2001年成立了“高度情报网络社会推进战略本部（IT战略本部）”，并制定了所谓的“E—JaPAN战略”，为了实现世界最先进IT国的目标，日本公布了“E-Japan重点构想”，其内容包括了互联网建设和传媒的数字化等，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信息社会数字化高端几乎全控制在美国手里，倒是比邻的中国，没有类似的国家战略，却涌现了一批IT巨人。

我们发现，实际上政府模型的核心实践根本不存在于日本大多数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中。相反地，这个模型在不具竞争力的产业倒是普遍深入。它还导致了大范围的、生产率低下的国内部门拖着经济整体的后腿。（《日本还有竞争力吗？》第二章对日本政府模型的质疑(1)）

这也验证了一个“知识界很晚才达成的共识，同意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的如下深刻见解是正确的：灵活的市场价格包含的信息比任何计划机制有可能统一收集的都多；因此，分散决策可以比政府部门更高效地发挥作用。”（“从列宁到雷曼兄弟：谎言的代价”2017年8月21日 英国《金融时报》 马丁·桑德布）

这是因为，经济活动中引发蜕变的如由于技术进步、偏好改变等因素而引起供给和需求变化的某一节点，往往是市场前沿运行的企业最先感知并做出调整，进而改变生产过程中原有要素的分配，资源被重新配置。随后这种反应将扩散至产业层面，使该产业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并导致产业的要素密集度发生改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附加价值提高。随着其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与产业波及效果日益显著，市场主导更新换代速度加快。而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所产生的联动作用，使得这一地区经济整体的投入产出乃至要素禀赋的结构得到优化，并最终实现转变。这也带来了合作开发过程中产生溢出效应的母公司自身的系统能力升级。

我们认为，苏州目前最缺乏的恰是这样的企业，具有敏锐的市场反应，并能快速做出改变，适应市场的变化。这一点近邻日本与苏州一样，之所以错过互联网浪潮，所犯的一个最大错误可能是，政府介入过深，在初期的确降低了企业切入与市场磨合的成本，但同时也剥夺了其成长壮大的机会。诚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言，有效把稀缺资源配置到最正确的地方，即有效配置资源：形成一种在经济活动中共存的激励机制，对委托人、代理人的激励方向一样。“这两个功能都要通过竞争形成的价格信号来实现。没有竞争，市场就不可能发挥这两个功能。但是竞争在原有的体制下受到压抑，所以要用竞争政策来保证竞争的加强，保证市场发挥功能，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经济与国际合作年会暨新“巴山轮”会议·2016）

工业互联：苏州转型升级的最后一根草

苏州要想获得自己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居一席之地，必须改变过去“强政府”色彩，充分发挥市场在竞争中的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是说，面对即将到来的工业互联网革命，政府就完全无为。

首先必须清醒的意识到，以苏州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实力，还不具备在浪头搏击的能力，在这个时代壮大自己该做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发达国家得以独善其身的德国的深刻体会是，经济转型升级中应保持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不应把传统产业全部转向现代服务业。尤其要注重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充分利用信息化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德国总统武尔夫会见汪洋，介绍如何应对金融危机》2011年6月9日《南方都市报》）

中国自是更应如此，能够支撑我们平稳度过转型适应期的，只能是重视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骨干地位。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处境注定了多数城市要以制造业为主的大众或者说中低端产业，高端产业只能落地在部分先发城市。若失去大众制造的优势，将受到两面夹击。在高端领域，受到欧美的阻击；在低端领域，被印度和越南等国蚕食。同时，在国内也应存在一个产业梯度。随着产业向广阔内陆转移的完成，我国将形成一个U形曲线产业结构，东部沿海地区将成为研发和高端的产业核心区，以及最终产品的销售中心，而加工制造这个U形曲线的底端集中于中西部。

以制造业为例，我国将出现三大集团，一是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国家高精尖制造业，总量少，但是技术处于最顶尖行列。这些城市已不以制造业为主流。二是以长三角的无锡苏州，珠三角的佛山东莞为代表的大众制造业的中心，其技术先进，基础雄厚，在制造业体系中处于节点位置。三是当下承接产业转移最集中的大陆腹地城市。（中国城市战略的五大迷局FT中文网2017年6月1日罗天昊）

毫无疑问，苏州的未来在制造业，但今天苏州的制造业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是因为支配着苏州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人口红利现今已消失殆尽，而在此基础上打造的规模优势自然也荡然无存。苏州制造业要想生存，唯有转型升级一条路。可转型升级谈何容易。

“传统制造业转型的根本要遵循商业的本质和基本规律，没有赚钱盈利的能力、没有现金流产生的能力，永远也转不了型，归根结底无外乎三个方向：寻求新的成本优势、培养建立差异化的能力、以及实现产业间转型升级。” 1月13日，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在“2018中国制造论坛：全球制造业变局下的新产业革命”上如此表示。也就是说转型必须围绕这三个方向来开展的，即产品领先，效率驱动，全球经营。

那么究竟该如何做到呢?由于互联网上资源流动的速度跟范围比以前大了很多，赢得未来的竞争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资源，而在于你能调动什么资源，即你在网络的某个节点，创造什么价值。

今天全球也在发生类似19世纪和20世纪的巨变，通信、能源和交通三个领域不仅创新不断，而且还在相互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数字互联网技术则是引爆这一场革命的关键技术，对苏州等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而言，从生产形式上看，必须拥抱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机器人，在自身不具备如此高端技术与服务的前提下，鼓励传统制造企业主动与亚马逊、阿里云、微软等企业联姻，以自身工厂的一线数据与其复杂的运算能力互换，通过工业云服务提高工艺制造效益，提升能效和设备的可用度。更重要的是，打通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流通的藩篱，这就是目前大力宣扬的工业互联网。

关于工业互联网，目前还没有成系统的理论和成熟的产业模式，但有一些企业在这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一家光伏企业，每年因为生产的废品而白白花掉数亿的生产成本，部署了工业云之后，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提升了1%的良品率，每年节省上亿生产成本。这只是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业的一个例子。

作为在德国工业4.0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工业云平台，西门子在去年推出了“MindSphere—西门子工业云平台”。MindSphere被设计为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工业企业可将其作为数字化服务的基础，譬如预防性维护、能源数据管理以及工厂资源优化。由此，机械设备制造商及工厂可以通过该平台监测其设备机群，以实现对数控机床以及驱动链的预防性维护（Machine Tool Analytics & Drive Train Analytics）。

但对于工业互联网来说，还不仅仅是提升良率这么简单，效率、连接能力、互联互通能力等都是工业互联网云平台所肩负的重任所在。不仅要实现设备与设备的连接，而且要能在人与设备的连接、泛设备的连接等过程中，做到精益求精。而通过与工业制造一线的企业共建，则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通过对问题存在的原因进行剖析，经过不断地持续调试，让云对工业制造业的赋能日趋精确和全面。（工业互联网，会是阿里、海尔等巨头重点押宝的下一个阵地吗？2017年11月27日钛媒体工业互联网到底有多厉害？）

我们看到，新型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联姻实际上是建立在效率驱动基础上的成本竞争能力，这种效率驱动不是简单的驱动机器换人和自动化，而是非常立体、系统的将互联网企业的大数据云计算自觉的贯穿到生产销售后续服务的各个环节是一种主宰全价值链的工具和方法。如果说制造业的生存取决于与互联网结合带来的效率提升与消费者需求信息有效贯通，它的延展性也就是其品质属性在消费者心中的扎根则取决于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差异化能力。所以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和自身关键技术的提升必须同时并举，在现阶段不同类型的企业必须采取不同的生存策略。大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实现转型升级，中小企业可以共同出资、联合攻关，利用产业集群的优势，引导共性技术、自主研发创新设备通过联盟的平台快速扩散。

佛山市经信局局长刘恩铭对《财经》记者表示，佛山正在对标德国、欧美等先进国家和地区，挖掘和培育一批细分行业“隐形冠军”，开展民生产品质量比对研究，以质量优势对冲成本上升劣势，用质量支撑佛山制造。佛山市政府也推动在泛家居、先进装备、智能制造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联盟标准，并推动联盟标准向产业链延伸。

佛山的做法苏州完全可以借鉴，我们认为这是做大做强制造业的关键。但前提是，必须在所属行业取得压倒近乎垄断的优势，品质与品牌上获得消费者甚至非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从这一点来说，苏州的这些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于制造业的升级，还有一个问题务必说清。这就是消费升级。说到它，人们总会想到高端、高科技，似乎不这样，就不能显示一个城市的产业档次。这其实是个大大的误区。真正好的商品不在于厂家赋予它品格的本身的高贵，而在于它在消费者心中地位的高贵。

商业始于对消费者需求的研究，所谓“消费升级”就是在支配财产时，消费者普遍倾向于将钱投在何种需求上，这往往取决于群体的生活方式、消费环境、消费理念和购买力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消费决策的改变。环境和文化氛围对消费选择的作用力也越来越大，于是消费者对商品的注意力从“使用价值”移向“附加价值”（体验、氛围、品牌、便利性等）。这场气势宏大的消费升级的本质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结合了技术创新和互联网的传播效应，带来了对新品牌和新商业模式的需求。

未来完美的商业模式是能够在科技和人文交互点上找到完全重合坐标，基业常青的企业则一定是掌握用户和数据资源敢于跨界的组织。资本市场更加热衷文化、文娱、传媒、民生服务等领域，而移动互联+人文市场，更蕴藏着万亿空间。（中国消费者行为巨变 移动+人文市场蕴藏万亿空间 财经网微评论2017-11-06）

凤凰卫视与国际咨询机构共同发布人文消费趋势报告显示，通过对中国九大城市经济数据统计调研发现，消费者日益注重体验、审美与情感共鸣，新一代消费者对家庭平衡与绿色健康的需求也明显上升，品质化、知识化、个性化、互动化、体验化是人文消费领域五大最为显著的特点。

其中，20至45岁“新中坚”人群是中国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活跃度高、能够代表未来消费趋势的一批人。《第一财经周刊》执行总编辑赵嘉分析，新中坚”人群追求品质为先，要匠心也要个性；热心文创；健康至上，生活就是运动场；“无智能，不生活”。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坚”人群人人都是消费专家，讲究格调、注重服务、认同体验为王。

中产崛起驱动下的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高端化发展动力强劲，有望进一步打开产业升级空间、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不过诚如马云所言，不是所有的品牌都符合消费升级的定义，只有那些让消费者产生文化和品牌认同才是，所以新的时代创造以用户为中心的新的经营模式是企业获胜的关键。这才是苏州制造业转型所要真正努力的方向，不是盲目追求什么高精尖，而是仔细把握新一代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与品位，生产出令他们满意的东西。而要做到这些，又只有与互联网企业结合起来。

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总裁曾鸣在个人年度公开课上，提出了对未来十年的商业判断。曾鸣说，未来十年依然是三条主线：在线化、智能化、网络化；对于未来的企业来说，外部连接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内部管理。第一，传统产业升级为智能商业，包括教育、健康、交通等，本身都是几十万亿的大产业，在转向智能商业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平台级、生态级的领先企业，未来十年应该会是一个主流。

由此来看，工业互联网云平台的架构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围绕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转型等新模式新业态，去真正为实际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赋能，能否切实的实现提良率、降能耗、降库存、提效率。（工业互联网，会是阿里、海尔等巨头重点押宝的下一个阵地吗？2017年11月27日08:21钛媒体）

总之当前台的应用都互联网化之后，自然会发展到从制造到采购的全链路重构，中间有很多的环节还是完全离线的，它们都会逐步地在线化，被并入到协同网络当中，更好地完成客户的需求。因此，几乎在每一个行业都会经历从传统的、封闭的线性供应链，走向开放的协同网络的完整过程，这中间有巨大的商机。

如果我们从十年再往回拉近一下，未来三年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向是产业互联网的突破。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平台都只是完成了非常浅的连接，很多的产业，仍是复杂的互动，以及有一套非常复杂的利益分配机制。如何把复杂产业从线下搬到线上，完成网络协同，这也是苏州这些错过了互联网浪潮的城市的机会。

需求引导，人工智能时代苏州立足之策

上面说完了关于制造业转型的问题，下面说说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新能源、机器人为标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来临之后，作为传统制造业大市的苏州未来究竟主要凭什么样的产业立足于这个时代。

“我认为制造业方面唯一的发展途径是机器人化”，1月13日原德意志银行亚太区投行执行主席蔡洪平在“2018中国制造论坛：全球制造业变局下的新产业革命”上如此表示。对相继错过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苏州来说，跟上时代主要途径也许就是机器人了。关于机器人的具体发展状况，蔡先生谈到了机器人分三类，一类是传统自动化里面的生产线上的机器人，我们国家主要的企业都在攻这一类。但是与德日等相距甚远，我们国家几乎在低端徘徊，还有就是人机协作与服务类机器人，他认为是我们可以突破的。

现阶段，以电脑、通讯和消费性电子为主的3C行业正成为汽车行业之后，机器人企业重点聚焦的领域。“现在机器人市场的需求，主要来自尚未应用机器人而又亟待进行生产线自动化升级的公司，来自家电、3C、食品、药品、橡胶、物流等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机器人初创企业李群自动化公司CEO石金博曾向财新记者表示。

毫无疑问，这是今后苏州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着力方向。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更好的发展机器人产业呢?先参考近邻日本，机器人产业是现今日本为数不多的由政府介入且至今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

深入观察，我们发现政府确实有所参与，但却是以不同的、意想不到的角色进入的。通过主动的运作，政府刺激了新产品的早期需求，帮助培养了一些产业的竞争力。

为了刺激中小规模的公司使用机器人，日本建立了机器人出租公司。并且通过“小企业金融公司”和“人民金融公司”还可以获得专项融资，以帮助中小规模的公司引进那些可以替代工人在危险环境工作的机器人。另外，降低了利用计算机的高性能机器人的折旧率。特殊折旧折扣在1978年－1979年达到最高，买者在购买后的第一年可以注销高性能机器人价值的25％。在1982年－1983年，特殊折扣下降到10％，并且后来当机器人技术有了突破以后逐渐停止了。和传真机一样，日本政府的政策不仅刺激早期的需求，而且拉动对更尖端类型产品的需求，这样可以激励生产商革新和升级。在日本和其他地方，事实证明刺激需求比补助配给要成功得多。(迈克尔·波特:《日本还有竞争力吗？》第二章对日本政府模型的质疑(4)中信出版社出版年2002-2-1)

目前国内整体运营较为成功的是另一个制造业大市佛山。

佛山引导企业转型有一套独门招式：政府抓标杆示范企业，总结不同行业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通过场景化的示范，把这些招数教给行业内其他的企业。由龙头企业担当“领头雁”，点带面、面带阵，会带动一个产业集群升级。

佛山市政府连续三年、每年拿出8亿元扶持工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但真正的“Big Push”是产业链条：龙头企业大幅技改，采用机器人，其他配套企业也更新换代。

佛山的中德工业服务区2012年挂牌。在服务区落户注册的欧洲企业有近30家，包括欧司朗亚太总部、西门子等。中德工业服务区附近的陈村镇莱茵工业园就定位为德国智能制造产业园，主要引进具有核心技术、自主品牌等特质的欧美企业。这些机构犹如黏合剂，让佛山企业在对标德国“样板间”中逐步提升。诚如中欧城镇化合作示范区对外合作局副局长禤干华表示：“对标德国，佛山制造知道在国际制造价值链上自己的差距和位置，跟着德国当小学生，才有机会实现弯道超车。”

由于佛山制造业的主体大量属于低技术企业，在推进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发展高端智能装备和新兴产业，更需要注重培育那些没有研发投入能力的中低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这些中小制造企业通过工艺创新、机器人采用、新型机械装置等方式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产品品质，又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成本。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正是德国大量中小企业的创新升级之路。

社科院工经所黄阳华告诉《财经》记者，佛山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并不是颠覆性的创新技术突破，而是技术和管理的持续改进积累，更多是通过生产工艺与流程革新，实现循序渐进的转型升级。这种升级模式非常符合中国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

为获得国际先进技术，佛山采取“产业链招商”，用32个产业集群为先进技术企业配套，目前德国库卡、日本安川等世界装备制造巨头络绎进入佛山，佛山装备制造产业的升级向外“借智”，“转识成智”已取得初步成效。这些世界巨头带动利迅达、嘉腾等一批本土的隐形冠军跟随其后，学习借鉴。随之，“龙头企业+隐形冠军”形成的一批“工作母机”类先进装备制造业企业带动整个制造集群升级。佛山务实、低调的企业家喜欢“工匠式”的精益制造，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细分领域，小而强、小而美的隐形冠军正不断涌现出来。

“这种产业升级方式以前发改委等部委提出过，但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产业集群内部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有利于技术外溢和信息共享。

黄汉权认为，提到产业升级很多人认为是技术创新、科研，其实更适合中国企业实际的是技术应用的扩散机制。中小企业没有研发能力，也没有必要每个企业都投入研发，大家可以共同出资、联合攻关，利用产业集群的优势，引导共性技术、自主研发创新设备通过联盟的平台快速扩散。“当然需要政府牵头、商协会+龙头企业主导。这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最有效、成本最低的路径。”（草根的命运，向死而生：中国制造佛山样本解密《财经》 2017年12月25日）

我们对苏州的经济社会的过去和现在做了一番简单的回顾，也对其未来发展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思考和展望，其用心很清楚，无非是希望在新一轮的世界性的经济大潮背景下，在国内惨烈的城市化竞争中能获取它所希望获取的东西。我们现在不能预测这一切什么时候会发生，也不能预测苏州会做什么来使之发生，当然或许已经在发生，但可以肯定，无论做什么，都将是对苏州社会未来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将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