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红灯记》是第一批被搬上银幕的样板戏电影，影片根据中国京剧院的现场演出拍摄，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地下工作者李玉和一家三代，为向游击队转送密电码而前仆后继、与日寇不屈不挠斗争的英雄故事。
《红灯记》的故事来源于1962年长影厂故事片《自有后来人》，该片上映后影响甚广，许多地方纷纷将它改编成戏曲搬上舞台，先后有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话剧《红灯志》、昆剧《红灯传》、沪剧《红灯记》等。
1963年，江青在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后，认为剧情改编得比哈尔滨京剧院的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要好，于是通过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推荐给了中国京剧院。
中国京剧院动用了最强的阵容来排演此剧，李玉和由著名演员李少春扮演，鉴于他当时身体不好，另选了青年演员钱浩梁 （后改名浩亮）任B角；李铁梅先由杜近芳扮演，但因年龄偏大，扮相不像17岁的少女，改由年轻演员刘长瑜饰演；李奶奶一角在全院公开选拔，最后选中二团的高玉倩；鸠山一角则非袁世海莫属。演员确定后，他们专程到东北山区和铁路车站体验生活。
在其后长达半年的排演过程中，导演阿甲、骆洪年及音乐设计人员，在唱腔、形体动作和舞台调度上精心设计，反复推敲，演员们对各自角色的唱、做也精打细磨，力求达到最佳效果。
在李玉和被捕时，李奶奶要铁梅斟上一碗酒给他送行。经阿甲的提示，李少春对李玉和的喝酒动作做了独具匠心的处理：他接过酒，唯因在这生离死别之时不仅是惜别之意，更要突出他藐视一切的豪迈气概和奔赴刑场的坚强意志，所以他在深情地看了母亲一眼后，面向观众，两臂平抬，捧着酒碗，通过在胸前转晃一下，猛地端起一饮而尽，这一源于生活，又比生活更生动、更鲜明有力的动作，表现了李玉和的精神面貌。
李奶奶向铁梅痛说家史的这场戏，阿甲在舞台调度上也颇费心思：他把李奶奶安排坐在舞台中央，铁梅搬个小板凳坐在较远的地方，中间的距离为李奶奶的叙述和铁梅的情感反应及彼此的交流动作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当李奶奶讲述到激烈处，铁梅高喊着“奶奶”，从较远的地方扑跪到奶奶怀里，大幅度的动作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在铁梅听了奶奶述说举起红灯后，更以碎步跑圆场，再转身从台后斜刺冲到台口，然后急转身亮相的剧烈动作变化，揭示了她在唱词中表达的“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是英勇的共产党。我跟你前进决不彷徨。……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的雄心壮志。
周总理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与李少春亲切握手
1964年5月，该剧在内部试演，获得一致好评，随即参加了6月在京开幕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整个创作排练过程中从未露过面的江青这时跳了出来，横挑鼻子竖挑眼，硬是让剧组按照她的要求做修改，将这出戏变成了她的功劳。
1964年11月6日晚，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小剧场观看了《红灯记》的演出。在演到“痛说家史”和“刑场斗争”两场戏时，毛泽东的眼角渗出了泪水。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等领导人上台与演职员亲切握手，合影留念。毛泽东转脸问旁边的林默涵：“这个戏是你发现的吗？”不敢掠美的林默涵回答道：“是江青通知发现的。”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
主席的肯定助长了江青的自鸣得意，在她的安排下，剧组定于1965年2月南下到广州、深圳演出。出发之前，江青点名撤换下了顶撞过他的李少春，李玉和一角由深得她赏识的钱浩梁独挑大梁。所到之处，新闻媒介的宣传总离不开钱浩梁的李玉和，高玉倩的李奶奶，刘长瑜的李铁梅，袁世海的鸠山，这无形中被人们视为《红灯记》的最佳搭档，钱浩梁的知名度甚至超出了李少春。
南巡演出的反响相当热烈，《红灯记》的成功，促使各地京剧团纷纷效仿，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学唱《红灯记》，争唱《红灯记》”的旋风。李玉和的（西皮原板）“提篮小卖拾煤渣”、（西皮二六）“ 临行喝妈一碗酒”和就义前的“狱警传似狼嚎”；铁梅的（西皮流水）“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以及“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等唱段，由于朗朗上口，好听好记，一时间脍炙人口，广为传唱，京剧《红灯记》成了当时现代戏中率先光彩照人的明珠。
李少春追悼会上，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钱浩梁同李少春夫人侯玉兰握手
文革伊始，阿甲、李少春等《红灯记》的主创人员就被关进了“牛棚”。1975年，抑郁成疾的李少春就在56岁的年纪黯然离世。
时至1968年，八个样板戏已成为中国文艺舞台上老幼皆知的革命文艺经典作品，也是仅有的能被允许接受的精神食粮。为满足全国人民亲眼目睹“样板团”演出的样板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将有计划地陆续把样板戏拍成电影公映。第一批投拍样板戏是江青认为基本成熟的《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其中《智取威虎山》交给了北影厂，拍摄《红灯记》的任务则落到了八一厂。
其实，江青对八一厂的创作力量不屑一顾。在她眼里，八一厂的导演不是政治上有问题，就是业务水平还不够，她最后选中了曾经拍摄过《钢铁战土》《南征北战》等影片的北影厂著名导演成荫来执掌导筒。
《红灯记》的舞台演出是3个小时，江青要电影必须压缩在两小时以内，以不影响“广大革命群众抓革命、促生产”。这样一来，剧本就需重新修改，江青还下令从广州军区调来了诗人张永枚。张永枚是著名军旅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的词作者，经他润色加工之后，尤其是李玉和的唱词有了很大的改进。
演员依然沿用原班人马，此时的钱浩梁已经是江青手下的红人，江青甚至亲自为他改了名字，认为他的钱姓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应该拿掉，并把浩梁改成了浩亮。
当时国内的几家电影厂里，八一厂的摄影棚堪称之最。北影厂在拍摄《智取威虎山》的时候，曾借用这里的摄影棚，但却被八一厂以要拍摄《红灯记》为由很快被“请出来”了，为此两家电影厂还闹出了一些不愉快。这回自己要真刀真枪地干了，八一厂领导决定用厂里最大的摄影棚作为《红灯记》拍摄场地。
由于样板戏电影一定要遵循“三突出”的原则，所以拍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机位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拍正面人物，特别是主要正面人物，为了突出其形象的高大魁梧，一定要降低机位，采用低角度仰拍的方式，而拍反面人物又要采取俯拍的方式，甚至布光都不一样。
在1971年2月28日的《光明日报》上，有一篇“英雄正气贯长虹”的文章，专门以《红灯记》的拍摄为例，分析在拍摄样板戏影片的时候，如何用镜头体现“三突出”的原则。其中“赴宴斗鸠山”一场戏镜头运用最为典型——
先是鸠山凶相毕露:“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俯拍中景)
李玉和针锋相对:“我干的这一行，你还不知 道吗?我是专门去拆你们地狱的厂(仰拍半身)
鸠山妄图恐吓:“劝你及早把头回，免得筋骨碎!”(俯拍中景)
李玉和:“宁肯筋骨碎，决不把头回!”(仰拍近景)
鸠山一声嚎叫:“宪兵队里刑法无情，出生入死!”(俯拍半身)
李玉和斩钉截铁:“共产党员钢铁意志，视死如归!”(仰拍特写)
在这段戏的拍摄中，一高一低、一仰一俯的镜头运用，形成了层层递进、步步紧逼的鲜明对比，以鸠山的阴险、垂死挣扎，突显了李玉和气宇轩昂、威慑敌寇的英雄气概。
而给李玉和拍特写就更难，因为浩亮长得很有特点，那就是下巴比较大，两腮又比较宽，就好像嘴里老含着两个核桃似的，一拍特写，这样的情况就更加明显。
《红灯记》拍摄现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导演成荫和摄影师张冬凉想了太多办法。比如一拍李玉和的特写，就寻找多个角度，并且在打光上多费心，尽全力避开这些缺点。同时，摄制组还专门请北京重型机械厂制作了一个小的升降机，靠气泵启动，这样一来，再拍李玉和的镜头时，就能够升降自如了。而拍出来的李玉和，不仅形象英俊，而且充满英雄气概。
《红灯记》于1970年6月开拍，遵照江青的指示如期在12月中旬完成。1971年元旦前夕，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审看了影片，给予了肯定。江青虽然也在发言中“感谢军队办了一件好事”，但是她的“艺术鉴赏力”终归还是要表现一下的，她再一次提出了影片的“出绿”问题，认为影片中对绿色的运用不够，故事发生的环境虽然没有可以表现的绿源，为什么就不能在李奶奶家的门帘上加一块绿色的补丁呢?为什么就不能在李家的窗台上摆上一盆绿色的蒜苗?影片拍出来就不好修改了，为了弥补绿色的不足，摄制组只好在上字幕的时候打上让观众不解的绿颜色的字。
1971年元旦，《人民日报》刊发消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已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1971年1月27日新春佳节之时，该片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时上映，掀起了《红灯记》的又一轮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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