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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丝》:我们究竟需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最终只为自己而活?

《翠丝》是由香港著名编剧舒琪(不是女演员舒淇),新锐导演李骏硕执导、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姜皓文主演的一部跨性别题材影片。

它在2018年11月上映,曾入围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竞赛电影。


左起:编剧舒琪、导演李骏硕、演员黄河


外号为“黑仔”的香港男演员姜皓文在片中一改往日的“猛男”形象,颠覆性演绎了变性者翠丝内心纠结挣扎的心路历程,可惜未有斩获。倒是香港老戏骨袁富华凭借片中以粤剧女伶形象舒缓身心压力的跨性别者“打铃哥”而获得第38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而曾经的双料影后惠英红也因片中的出色演绎同获最佳女配角。

影片的主人公大雄(也就是变性后的翠丝),年过半百,儿女成双,拥有安逸中产生活的他一日忽然接到越洋电话,得知阔别多年的少年好友阿正已身死异乡,而阿正的同性伴侣阿邦在电话里告知大雄,自己不日将携带阿正骨灰返港安置。


与此同时,大雄在妻子安宜客串票戏的场所与青年时相识的粤剧花旦打铃哥重遇。老友骤逝,故知重逢,两股外力同时挤压而至,顿时将大雄内心早已尘封的早年记忆与隐晦心结猛力撕开,夜难成眠,往事悠悠……

原来,外形装束与同龄男性别无二致的大雄多年困扰于性别认同,是个被锁闭在男性躯壳中的女子。在彼此青春作伴的岁月里,他曾对阿正暗生恋慕,却并非同性相恋,而是以一个少女之心暗生幻想……

他曾偷穿女式内衣,炽烈地渴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身心合一的真正女子,去自由地爱别人和这个世界。但造化弄人,由于父亲早逝,身为长子的他必须担负责任,只得将憧憬热望按压心底,娶妻生子,一晃半生已过。

而相识多年的打铃哥其实内心也深埋同样苦衷,他自认女娇娥,却只得做男儿郎,一腔柔情幽怨无处投放,半生粉磨生涯孤凄潦倒。


半百之年骤遭变故,大雄惊觉岁月匆匆,那曾经封印的变性念头又开始在心间滋生蔓延。一场亲缘地震与伦理冲撞在所难免,不知该何去何从……

这部影片是香港影坛第一部涉及跨性别题材的作品,而曾获鲜浪潮大奖及最佳导演奖的青年导演李骏硕本人硕士攻读的方向正是性别研究,之前也跟这一群体有过深入交流。

而主演姜皓文也坦承因入戏过深,电影杀青后曾一度感到自己出现心理问题。

全组创作氛围严肃认真,一心想为边缘群体做出一点贡献。

但平心而论,这部影片并非令人惊艳的天才之作。但它仍在社会、法律、心理、伦理、道德、情感方面有诸多有益探索,甚至起到一种拓荒者的作用。下面我将在三个方面予以阐述分析。

01 揭示跨性别群体不为人知的心理创痛与命运悲情


首先需要科普一下跨性别群体:

1、定义:跨性别通常是指一个人在心理上无法认同自己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相信自己应该属于另一种性别。个人性别心理辨识与其生物学性别处于矛盾状态

2、成因:跨性别者的形成成因至今没有定论,除了胚胎期性染色体分化对脑部的发育影响和性激素(雄性激素、雌性激素)分泌水平的影响因素外,学术界通常认为与后天的成长环境也密不可分。如有的父母违背客观事实对待孩子使其产生认同障碍。

3、行为表现:对自己生理上的性别不满意,不舒服,有改变性别的强烈愿望,希望改换成另外一种性别,作为另一种性别生活在他(她)们之中。这一类人往往作异性装束,言谈举止如同异性一样,还常到医院请医生做转变性别的手术。男性于青春期前后在心理上认定自己是女性,并经常穿着女式服装,蓄女式发型,抹口红,画眉毛,逼尖嗓音说话,模仿女性的姿态,使用化学剂脱须,参加女性社会活动,喜爱烹调缝纫,仅有1/3的患者结婚,婚后又有半数离婚。他们纠缠医生,固执地要求用手术改换生理性别,在医生不能满足要求时,常服用女性激素甚至自行动刀。抑郁自杀者也常见。



在这些患者之中,有的尽管迫于无奈同正常男人一样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但内心常处于矛盾痛苦之中而无法排解。

就像《翠丝》的主人公大雄,表面上尽管走着一条“循规蹈矩”的人生之路,但内心深处对女性身份的向往从未泯灭。他每天来到自营的眼镜店内,总要爬上阁楼,关门闭窗,拿出女性内衣穿在身上,下班前再把它们脱下来。

但就在这短短的片刻变装时光中,大雄得以短暂地让自己抽离现实,沉浸在梦想成真的幻觉中,仿佛一种隐秘的精神仪式,通过它便可重寻自我。

没有人看得到他男性装束下那些带有蕾丝边的内衣,正如无人知道他隐藏在男性躯壳下的一颗女性柔软的心。

只有在阁楼上的短暂时光中,他才真正属于自己,不再需要表演。



这是一种不为人知的痛苦,身心交战,灵肉割裂,过着的是人格分裂的残缺人生。

那种痛不欲生的郁结,无人知道,也无人可诉,更没有办法解决。

据统计,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性别认同障碍者曾有过自残,自杀念头,抑郁迷茫与焦虑无助更是这个群体的“常态”。

患有性别认同障碍症的人,改变性别的信念十分炽热,这种信念终其一生都不会改变。英国著名作家、变性人杰恩.莫里斯说:“至今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变性人醒悟过来。”

翠丝被称为港版《丹麦女孩》。而后者也正是一部关于跨性别题材的影片。与《翠丝》不同的是,《丹麦女孩》取材于一位丹麦画家艾纳尔·韦格纳的真实人生经历。他原本与正常男性别无二致,后来却因充任同为画家的妻子的女装模特而突然向往起了女性生活,并为此不惜冒险施行手术,但最终因手术感染而死去。



为了寻找与成为真正的自我,跨性别群体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甚至死亡都无法令他们望之却步。

02 探究跨性别群体的内心信念与东方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冲突

改换性别无疑是人生角色最为剧烈的一种变更。而这种变更并不为社会公众所接受。接受变性手术之人往往会被视为异类,在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上遭遇排斥。

相对于外界,来自于家庭成员的阻挠反对更是性别障碍者的重大困扰。尤其是已婚有子人士,他们变性前的心理挣扎会更为激烈。

主人公大雄的妻子安宜是一位相夫教子的传统东方女性。已经怀孕的女儿打算离开花心丈夫,她尚且顾虑重重,觉得离婚并不体面。她甚至不允许家中的印尼女佣拥有性生活,宣称:“这个家里不许有性欲!”



这样一位保守到有些刻板的女性,多年同床共枕的丈夫想要变性,对她来说当然不啻当头一棒。从开始将信犹疑的鸵鸟政策到后来图穷匕见的万念俱灰,惠英红以她准确的表演令人信服地诠释出一个女人面对两难抉择时的情感冲击与内心伤痛。

如果说面对早有省察的妻子大雄还能够坦陈心迹的话,那么对此完全无觉的儿女则令他更加心绪纠结。

他头一次在阿邦的鼓励下同打铃哥变装参加舞会,那是两个被锁闭一生的男人头一次天性的激情绽放。然而对于打铃哥,更是唯一一次,也许是过于兴奋,他在欢歌狂舞之后因心脏病突发而告不治。



而就在大雄忙于急救之时,戴着粉色假发的他却与自己的儿子劈面相遇。那一瞬间儿子呆若木鸡的神情令他无地自容……

与以往的同类影片主人公多为青年相比,2014年曾风靡美国的剧集《透明家庭》同《翠丝》一样重点聚焦于为夫为父的中老年性别障碍者重新寻获自我的艰难历程。


《透明家庭》剧照


即便如欧美发达国家,在性少数族群数十年奔走呼吁争取自身权利的背景下,遵从内心信念也并不容易。剧集中那个年过七旬终于决定正视自我,开始女性生活的老父亲,他所遭遇到的来自家庭与社会的种种非议歧视,是在我们的观念中即便“开放”如美国也无法避免的窘境。那位老父亲也和大雄一样在如何面对子女的问题上经历过长久的心理挣扎,以至于有一次已经变装完毕准备破釜沉舟地“摊牌”之时,最终仍是在门铃声中功亏一篑地再次匆忙换回原先装束。

所以可想而知,置身于中国这种极度重视亲缘关系而家庭纽带更为紧密的环境中,如果说一名已婚已育的性别障碍者和未婚同病者需要忍受同样的性别困惑之苦的话,那么他们还需要格外承受面对配偶子女的内心歉疚与亲情眷恋,他们所要走出的寻回自我之路更为艰难,内心撕扯也更加剧烈。

影片中,面对结发妻子安宜含泪的那句“可不可以将就让它过去”的问话时,大雄的那种自我完成的强烈意愿与面对亲情的负疚不忍,简直令人身心俱裂。



03 影片所对应的真实人生境况和现实社会问题


现实是艺术的本源,艺术是现实的镜映。既然性别认同障碍作为一种广泛性的人类心理疾患,有资料表明,美国男性先天跨性别的几率为10万分之1,女性为40万分之1;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男性先天几率为2.4万分之1,女性为15万分之1;在新加坡,男性先天几率为10万分之35.2,女性为10万分之12。

目前国内没有关于跨性别者人数比例的统计数据,但据香港大学专门从事性与性别研究的萨姆·温特估算,在香港,每300个人里有一个跨性别者。而国际非政府组织亚洲促进会在2014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亚洲,跨性别者占成年人群体的0.3%,中国大陆的跨性别者约为400多万人。

北京性少数机构跨性别小组的负责人也表示,根据目前一些与跨性别者有关的论坛规模来看,这一人群的数目和规模与整个亚洲的比例趋同。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跨性别现象是一种是反自然的亵渎行为,有的患者甚至受到行政、司法的惩处,这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但斗转星移之间,一切都在变化,近年来,中国的跨性别群体开始勇敢地站出来发声,为社会大众切身了解这个群体打开一扇窗口。

在中国,最著名的变性者当属金星,尽管只是特例,也尽管一直存在争议,但她的走红无疑代表着中国社会认同程度的越趋提高。

另外一个较具知名度的应该就是那个曾以身背病母坚持上学引发广泛关注的刘婷了。她原名刘霆,属于从小即自视为女孩的先天异性转换症患者。在其母身患尿毒症后,他背着重病的母亲在极端艰难的境况下坚持求学,其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与知恩图报的爱心孝举经媒体披露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获得荣誉之后的刘霆自我内心冲突愈演愈烈,而外在的荣誉光环又令他不得不顾虑到社会影响而举步艰难。但最终,他仍决定遵从内心所向勇敢变性,无惧此举可能招致的社会舆论。

施行手术之后的刘霆立即成为新闻热点,她更名为刘婷,接受了很多访谈甚至参加选美大赛。镁光灯中的刘婷面目精致,声线柔美,已蝶变为一名无懈可击、清丽可人的年轻女子。我看过她的采访视频,那种由内至外散发的灵魂的安详和平令她神采焕发,光彩照人,真的是比女人还要女人。她兴奋地对记者说,此时的状态犹如大病初愈般轻松快乐。


变性之后的刘婷


承认与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应该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从情感上,各人对性少数族群的接受态度可以不同,但在理智上,尊重他人不同倾向与诉求却应该成为文明社会的一种共识

可以不接受欣赏,但请不要歧视打击。

影片《翠丝》最终的结局是大雄终于如愿以偿地成功变性,获得亲友支持的他变为了“她”,有了新的名字,翠丝,她的人生从此柳暗花明而与众不同。

影片前半段的情节设置与矛盾冲突还是比较到位的,尽管更应由影像艺术来表现的人物内心世界,影片简单地交由大雄的大段独白来完成是个缺憾,但到了影片的后半段,主创人员好像完全忘记了借由个人性别认同困惑来展现东方家庭伦理的冲突与重建这一创作初衷。在影片的最后,接连用了两个“七个月之后”的字幕便将大雄的变性经历一笔带过,而回避了许多必不可少的交待,同时也损失了应该是震撼人心的华彩段落。比如说大雄是怎样与妻子达成了默契,又是怎样得到了儿女的理解,这中间经历了怎样不为人知的挣扎煎熬,又最终怎样在亲情与爱的框架中完成了彼此的人性救赎,这些本该在一部旨在展现主人公在内心冲突与亲情交锋中如何走过一条艰难然而意义非凡的自救之路的影片,却“浅尝辄止”,对这最重要的环节放弃了深入的探索与开掘,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失。

而《翠丝》之所以没有成为真正震撼人心的优秀影片的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短板。



也许,对当前每个中国家庭都无法轻松面对的人性难题,影片的编剧与导演也并无良策,只能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

但也有可能是编剧与导演希望借助这一空白更深层次地引发社会对跨性别群体困境的深入思索,最终得到这样的共识:接受与欣赏与自己全然不同的理念与言行才是一个文明多元社会的重要进步之一。

希望永在。


参考:《生平困惑—变性人自述》

《性别社会学》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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