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电影《霍华德庄园》改编自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简称E·M·福斯特）的同名小说，由詹姆斯·伊沃里导演，获得了第65届奥斯卡包括最佳电影在内的9项提名。
揭露时代伤痕、精神困惑与社会痼疾，正是英国作家一贯的特色，正如狄更斯的作品总是揭露维多利亚时代的贫富差距与底层人的生活困境，奥斯汀作品中以女性视角思考中产女性的独立成长与自我价值实现方式。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即是通过爱德华时代的几个典型人物，折射出更为广袤的社会群像，并以此来揭露僵化陈腐的社会观念给人带来的生存困局与精神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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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霍华德庄园》常见的一个译名是“此情可问天”，这种带有浓烈时代色彩的翻译方式，无疑是偏离了故事主题的。究其本质，无非是利用观众对言情剧的偏爱心理，渲染一种戏剧性又理想化的爱情、以满足观众对情爱情节的期冀与向往。而用如今的眼光重新审视，经典的意义并不在于提供刻板、俗套的情节模式，而是在于作为文化现象本身透射出对社会与人性的批判与反思。
电影的原名“Howards End”直译过来即是“霍华德庄园”——一栋精致华美的别墅住宅。
一方面，土地与住宅作为个人财富的最直接显现，“霍华德庄园”是庄园女主人露丝·威尔考克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围绕着庄园的财产继承，引发了几个家庭间的纷争。
另一方面，庄园女主人露丝·威尔考克斯在影片的开头便处于一种困惑迷惘的状态，她是传统英格兰庄园文明的捍卫者、她执着于庄园与土地。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迷惘，使得她对功利又世俗的丈夫亨利·威尔考克斯一直保持警惕，也使得她与整个家庭保持一种疏离感，她想将庄园的继承权留予知书达礼的玛格丽特小姐。
因此，围绕着“霍华德庄园”的继承权而展开的各色博弈与斗争，背后所隐喻的是：在面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时，在物欲盛行的年代，如何重塑精神世界、以达到理想与现实的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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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德华时代，随着迅猛发展的现代物质文明对传统精神形态的瓦解，工业化进程中滋生出的利益至上法则与金钱崇拜心理，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吞噬、扭曲并异化人的心灵的？
《霍华德庄园》的巧妙之处在于，通过三个代表不同阶层的家庭在工业社会的生活处境，隐喻着整个20世纪初期英国的阶层鸿沟、现实矛盾。
威尔考克斯家族，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凭借物质财富上的优势，他们支配掌控着其他穷人的命运。
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的亨利·威尔考克斯，正是物欲文明驯化之下追名逐利、噬血如命、丧失精神追求的典型。他是个出色的实业家，拥有着丰厚的家业与体面的社会地位，对待金钱与利益锱铢必较，对待他人冷漠与轻蔑，对待自我缺乏严格自律的品行。
对此，影片运用了大量的细节讽刺。他默许了子女撕毁了妻子的遗言，将庄园私吞作为私有财产，却又假惺惺地通过求婚玛格丽特降低内心的负罪感；他为了巴斯特的死而哭泣流泪，却并非出于对死者的体恤与同情，而是对儿子即将承担罪责的恐惧。
而作为一个掌握一个家族的男性家长，其话语权力与价值取向给子女后代的性格塑造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其儿子保罗与查尔斯、女儿艾薇，无不是个性偏执、性情乖戾、自私暴虐，纵使拥有体面的社会地位，却胸无大志、没有对未来生活的远见卓识，沦为一种狂躁、肤浅与庸俗。
巴斯特作为一名底层的普通银行职员，他的生活受到威尔考克斯家族的支配与控制，纵使才华横溢、腹有诗书，仍旧无法获得稳固的社会地位。他因为亨利一句不负责任的胡乱推测丧失了工作，愈发困窘。
施莱格尔家族，作为具有德国血统的没落贵族，良好的教育与文化氛围，使得玛格丽特与海伦姐妹俩较早地接受文化与艺术的浸染。然而姐妹俩的精神追求都不得不受制于现实中日渐拮据的生活状况，因此姐姐玛格丽特开始结交威尔考克斯一家。
施莱格尔姐妹更高层面的精神追求，需要依托于威尔考克斯家族的物质财富来实现，而威尔考克斯家族也需要玛格丽特的文化素质与艺术涵养来装饰家庭教养。阶层间的各大家族通过婚姻互相联合、依附，既荣誉与共，又各怀心事，彼此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矛盾关系，正映射着20世纪初整个英国变迁中的时代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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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亨利与海伦恰好代表着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前者极端的世俗化与功利主义——自私、贪婪、冷漠、利己，后者极度的理想化与完美主义——追求绝对意义上的爱与包容、自由与平等，那么艾玛·汤普森饰演的玛格丽特一角，无疑是创作者的一种理想化调和。
玛格丽特是电影群像人物的核心，游走于不同阶级背景、社会地位的形形色色人物之间，成为了联结各种价值观人物的纽带。她娴静如玉、温润如水，个性通达、包容，理性、坚毅。作为名门闺秀、饱读诗书的玛格丽特，内心从没有放弃精神层面的追求，但比之妹妹的叛逆感性与愤世嫉俗，玛格丽特明白精神世界的追求需要实现现实世界的安稳。
玛格丽特的隐忍与压抑，又使得角色带有着传统女性的性格特征。温文尔雅与通晓人意的背后，是不断地通过理性地控制自我、压抑情绪来获得与不同人物之间的和解。面对丈夫的蛮横霸道、妹妹的愤世嫉俗，她温和柔弱又坚毅充满韧劲，包容宽厚又不失原则。
演员艾玛·汤普森自身所秉持的公众形象，也正如玛格丽特一角颇为相似。一方面，她形象气质上沿承了过往主流英国女演员的优雅、知性、睿智、富有书卷气；另一方面，她勇于自嘲、不惧自我调侃的诙谐个性与独特幽默感，又突破了当时观众对英国女演员的刻板印象。
在当时受到好莱坞流行文化冲击的英国影坛，亟需树立新一代演员的标杆模范，艾玛·汤普森兼具传统审美标准下的古典气质与现代人推崇的亲和力与鲜活个性。因此，她凭借着玛格丽特一角荣膺第65届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奖，是当时电影界与评论界、观众喜闻乐见的结果。
亨利的刻板、僵化、保守、落伍，资本家的伪善狡诈、道貌岸然，中产道德的迂腐荒谬，都成了影片中鞭挞的对象。与此同时，电影所呼唤的是女主角玛格丽特的包容与豁达，摒弃对不同阶级的固有偏见与刻板印象标签，打破陈规陋习对人的行为禁锢与意志枷锁，用一种真挚、诚恳、理解与善意的人生态度对待差异、隔膜与摩擦、冲突。
从庄园女主人确立遗愿将霍华德庄园赠予玛格丽特，到经历冲突与摩擦后玛格丽特最终又阴差阳错地获得继承权，首位的呼应即是导演与改编者对玛格丽特一角的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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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是影片中最值得深思地方：巴斯特悲剧的核心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从表面上看，是暴怒的查尔斯用剑击倒了他；而透过现象看本质，真正压倒他的却是倒下来的书架，这其中的影射含义是一言难尽的。那些书籍，既象征着他追求的文学、艺术，这是他获取精神世界的充实与理想世界的丰裕的一种方式；但与此同时，这些书籍又是被贵族生活形态、资产阶级话语权力所支配与约束的。
摧毁人的不是简单的暴力与偏见，而是一个闭塞腐朽的社会形态给人带来的精神枷锁与生活桎梏。
他通过对艺术、文学的汲取获取精神上的充盈，却无法取得支撑这种文化生活方式所需要的社会地位与物质条件。因此，浪漫理想与严酷现实所产生的错位与矛盾，最终压垮了他。他的死透射出底层的普遍生活困境，是20世纪初爱德华时代根深蒂固的阶级鸿沟与腐化背景所造就的必然结果。阶层间的鸿沟与资本家的贪婪倾轧阻塞了他的上升空间，来自海伦个体纵有同情与体恤却势单力薄无法改变他所处生存空间的逼仄与社会地位的弱势。
影片的结尾，大资本家庭驾车离开庄园、劳工阶层开始在庄园耕作、知识分子的玛格丽特姐妹最终获得了庄园的继承权，看似各得其所，事实上，这种美化的结局，是以巴斯特的死亡与杰姬的贫穷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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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福斯特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身份，与导演詹姆斯·伊沃里的中庸温和基调，为构建一种消弭冰释族裔、阶级、文化隔膜的“乌托邦”想象世界提供了一种颇为讨巧的便捷化视角。然而其中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文化精英情趣、知识分子审美主导的故事，无法正视、直面这种落后的社会运转模式给底层民众所带来的压抑与折磨。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也是任何讲述传统英伦贵族文化的“遗产电影”的固有缺陷，即是说它们可以用一种古典范儿十足、油画般的意境去呈现贵族文明的五彩斑斓、纷繁华丽，却无法真正以大众视角去反映普通人生活的冷暖悲欢、苦楚挣扎。除却“还原历史风貌”的纪录价值外，真正缺少对当今底层生活的思考、对青年人精神状态的捕捉。
从李安的《理智与情感》到乔·怀特的《傲慢与偏见》，“遗产电影”可以作为现代人了解历史的启蒙影像，但与现实生活的脱节使其逐渐失去其于票房市场与奖项甄选中的主流地位，这也是精英审美在平民大众话语的冲击下的一种“失语状态”。
尽管《霍华德庄园》中的底层困境一定程度上碍于时代创作局限没有得到充分展开，但随后的英国电影也在更多方向上做出了探索。
一类是汲取好莱坞电影的成功元素，加入了更多奇幻动作、摇滚乐、黑色戏谑元素颠覆传统英国电影的保守与陈旧，追求大众化与通俗化，例如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丹尼·博伊尔的《猜火车》；另一类则是深化了对现实挖掘的力度，控诉平民生活的困境、表达底层人的挣扎与苦痛，例如迈克·李的《秘密与谎言》、肯·洛奇的《我是布莱克》都因此获得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
将影片《霍华德庄园》放在英国电影的发展历史中看，并对照此类讲述传统风情的英国“遗产电影”兴衰潮流，便可发现电影于当代的思考意义是其是否具有持久艺术生命力的重要标准。因此，在审视经典时，大可不必将目光限制在影片故事本身，而是透过影片得失看到其对类型片发展趋势与观众审美嬗变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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