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执导的《现代启示录》（1979）以越战为背景，详尽描述了美军情报员维尔德上尉奉美军高层命令，前往柬埔寨刺杀叛乱的美军将领库尔兹上校的经历。影片上映即获得1979年第32届法国戛纳电影节最高荣誉——金棕榈奖，现在回顾《现代启示录》的成就来看，影片仍然称得上是20世纪美国战争流派电影的一部史诗巨作，影片是越战尚在进行中刻画战争历史瞬间的强悍作品，在美国流行文化和电影制作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影片的故事以维尔德上尉乘船逆流而上，深入热带雨林寻找库尔茨上校为主线，通过他在沿途的所见所闻，塑造了众多越战中的美国军官和士兵形象，从而揭露战争的罪恶，以及越战给官兵带来的心理的阴暗和导致人性的变态扭曲和疯狂。影片这种“穿越火线”从而见证战争过程的电影模式是开创性的，“寻人”是噱头，真正的硬核是寻找人的过程中的战场经历，这种“体验式”的叙事有强烈的现场纪实感，为后来的战争题材影片提供了新的叙事角度和深度的范本，模仿并受到该片叙事启发，比较著名的“寻人”模式战争影片包括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1998），萨姆·门德斯的《一九一七》（2019）等。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但即便是大牌导演斯皮尔伯格和门德斯，也可能只模仿了科波拉《现代启示录》的皮毛，在影片中，维尔德上尉从受命出征，沿河与小分队经历战争，到最后杀死库尔茨上校，他的身份和对战争审视角度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开始代表美国政府的军方、中途代表越战普通士兵、结尾代表战地记者三重身份和三个思想认识阶段，这种多重身份对战争的不同理解过程，在《拯救大兵瑞恩》的约翰·米勒上尉、《一九一七》的大兵斯科菲尔德身上是看不到的。
军方高层视角：电风扇与直升机螺旋桨
影片以维尔德上尉在西贡的住所开始，他在睡眠过程中出现幻觉，脑海里反复出现越战战场画面，眼前有多架战斗用直升机出现在空中，螺旋桨划破空气带来的呼呼作响声，沉闷中带有坚韧的节奏，镜头回到住所，棚顶的电风扇的叶片的旋转与直升机的螺旋桨形成叠化效果，恍惚状态下的维尔德难以区分自己身处战场还是住所，通过多次由彼及此，由此及彼的蒙太奇叠化剪辑处理，科波拉传达了越战的残酷和毫无人道就是一个梦魇，让人难以辨别现实和虚幻，战争时刻缠绕在士兵的脑海里的思想。
马丁·辛饰演的维尔德上尉
从维尔德上尉的特殊身份来看，他是一名军队中的执行特种任务的军情人员，专门执行高度机密任务，类似于美军中的“职业杀手”，他只对军队高层负责，“阅之即焚”和对执行过的任务没有记忆是他的职业习惯，实际上，他在来到越南前就是中情局特工。
螺旋桨和电风扇的反复相互叠化，暗示了维尔德虽然目前疲惫不堪，自暴自弃，醉生梦死，但他随时会接受任务，前往战场执行任务，他也同样有能力摆脱战场的死亡威胁，存活下来，回到后方等待下一个特别行动指令，电风扇和螺旋桨形成了画面的平行，科波拉予以多次叠化处理，表达多种含义，体现了电影蒙太奇剪切1+1大于2的真正内涵，堪称是电影蒙太奇应用的经典案例。
虽然科波拉以酒瓶、药品和枕头下的手枪的特写传达了维尔德的困惑，他也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偷看街头人流稠密的街道，并随口骂到“西贡，该死的！”，他也用拳头击碎镜子，造成满身血污，但当他被两名军官带到芽庄情报交流总部时，一个神秘的人物便萦绕在他的脑海挥之不去，这个人就是他将要寻找并刺杀的沃尔特·库尔茨上校。
科尔曼将军向维尔德说明了刺杀库尔茨上校的原因，他从西点军校毕业，是第五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但他的思想和行动变得“不健全”，在柬埔寨和一群当地的追随者一起，他们像上帝一样崇拜他，库尔茨最近还下令处决了他怀疑有双重间谍可能的越南情报人员，因此他现在因谋杀罪被通缉。
此时的维尔德，对于军方的指令唯命是从，如同科尔曼将军一样，他的思想是先入为主的，他是以军方高层的角度，即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待越南战争，对叛逃并称霸一方的库尔茨上校做出评价，他对战争的视角有局限性，对发动越南战争的非正义性认识不足，他只管完成军方高层的布置的任务，他对越战本质的认识，还是从乘船前往柬埔寨的过程中逐步得到提升的。
普通士兵视角：战地“乐队指挥家”和小狗
一旦带领小分队逆流而上，深入到战场，维尔德上尉的身份立刻由军方情报官变为了普通士兵的身份和视角，影片中对基尔戈尔上校的刻画，如同影片对科尔茨上校的描写一样，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让维尔德和他的小分队进入农河口，基尔戈尔上校调动了空军“骑兵师”的B-52重型轰炸机对一个村庄进行了彻底摧毁式的轰炸，近在咫尺的炮弹爆炸令人胆战心惊，而头戴牛仔帽、扎着围巾，戴着墨镜的基尔戈尔上校却如同战地“乐队指挥家”一样泰然自若，让战士继续在枪林弹雨中冲浪，为死亡的人投掷扑克牌以作为标识，如此“查理”就能知道谁犯下了大屠杀罪行，他跪下来给一个受重伤的越南人水喝，却被士兵的冲浪情景打断而放弃了自己的“善举"，他竟然用录音机播放着音乐，并用扩音器播放给士兵收听，用雄壮的骑士乐曲，庆祝对村庄无辜平民的杀戮，乐曲配合着他威武雄壮的身躯在沙滩上尽情表演，维尔德抽着烟，陷入了沉思。
罗伯特·杜瓦尔饰演的基尔戈尔上校
事实上，基尔戈尔上校的角色模仿了美国现实生活中的一个英雄人物形象，曾出演《关山飞渡》（1939)的男演员约翰·韦恩。这个富有美国西部牛仔男子气概的角色被刻画成越南战场上的一个伟大士兵的代表，正因为有了这样自信和勇敢的英雄人物，美国的战争机器才得以正常运转，对越南形成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事实上，基尔戈尔上校是战争机器制造的一个畸形的产品，翠绿的雨林植物掩映下的村庄瞬间变成一片火海，对死难的人表达的“怜悯”和“仁慈”十分虚伪和做作，维尔德从士兵的角度会发现，他是库尔茨上校扭曲变态人性人物的另一个极端，战地“乐队指挥家”的洒脱，仍然难以掩饰他的杀人如麻的罪恶，如同库尔茨上校滥杀无辜一样，他们都是越南战争造就的“疯子”。
在巡逻艇行进过程中，影片刻画了小分队成员的个性和心理活动，从而将维尔德的身份锁定为普通士兵的视角，“大厨”，冲浪手兰斯，“干净先生”和船长都让维尔德认识到战争给普通士兵带来的迷惘和困惑，在维尔德心里，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走进了坟墓”。其中，在途中遇到越南渔船一场戏，引起观众对越战的正义性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在对越南渔船进行检查时，青年黑人士兵“干净先生”对本方所受到的威胁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贸然用机关枪扫射，造成对方船只几名男子身亡，而在一名越南妇女试图保护篮子里的东西时，他依然认为是对本方队员生命构成威胁，紧张和过度反应的“干净先生”再次开枪，但“大厨”却发现篮子里只是一只小狗而已，同样年轻的兰斯收养了小狗。
兰斯时刻把小狗带在身边，视同珍宝，在危险的时候，他会把小狗藏在自己的胸部，以防止被枪杀，“干净先生”死后，小狗消失了。维尔德以士兵的角度，见证了年轻人的天真可爱，但如同“干净先生”一样，年轻的兰斯也会在到达库尔茨地盘时对挂在树上的尸体射击，他们的天真无邪被战争撕裂了，他们始终处于天真和暴力掺杂在一起的混沌状态，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人还是恶魔，是战争让人性的天真和善良走开，在黑暗、险恶的丛林中，他们的天真和良知被战争剥夺得只剩人性的碎片，永远难以复合在一起。
战地记者视角：人性的扭曲与政治谎言
影片对库尔茨上校所处的环境的描写，是人间的地狱，尸横遍野，到处悬挂着、横卧着、卷曲着死尸，科波拉满屏绝望的气氛使得影片对越南战争的残酷和罪恶宣泄到了极致。这场战争，归根结底是一场路人皆知的政治演习，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但当时处于战争中的士兵，处于美国本土的民众并没有意识到越战是一个谎言，出乎观众意料的是，被库尔茨上校擒获的维尔德并没有被铲除，因为库尔茨希望借他的手，结束自己的罪恶，并通过维尔德把真相告诉自己的儿子，告诉美国民众，他并没有“疯掉”，此时，维尔德成为了一个如实反映越战真实的谎言的战地记者，他的此次行程在杀死库尔茨后也只是走完了半程，他肩负着向美国民众，向全世界揭露战争谎言和“恐怖”（库尔茨的遗言）的使命。
马龙·白兰度饰演的库尔茨上校
库尔茨上校同维尔德讨论了美国政府战争谎言的问题，尽管库尔茨的杀戮是疯狂的，失去人性的，也是变态扭曲的，但这是美国发起的战争造成的，归根结底战争是罪恶的根源。不论库尔茨是否如同科尔曼将军所描述的“不健全”，一个丑陋的事实说明了一切，数以百万计的无辜者在战争中失去生命，不论是美国人，还是越南人，都因为美国政客的政治谎言而死去。
死去的，活着的，都被战争剥夺了人性善良的一面，人性饱受残暴杀戮行为的侵蚀，逐步变得变态扭曲，库尔茨上校知道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足够恐怖和黑暗，他自己也无力在黑暗中爬起来，但他要用自己的死亡唤起民众的良知，将越战的罪恶公之于众。
当维尔德杀死库尔茨上校走出寺庙，追随者匍匐在地，以“神”的身份来崇拜他，但他没有重蹈库尔茨的覆辙，他压制了自己内心的黑暗，他不选择做黑暗中的“神灵”，他要用战地记者的新身份，揭露和控诉越南战争的政治谎言和罪恶。
科波拉和白兰度在一起
在影片中，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客串了战地新闻片导演的小角色，他指挥维尔德说：“继续向前，就像在战争中一样。”，维尔德回头看了看科波拉，脸上带着震惊和疑惑的表情，他的表情具有普遍性意义，这正是越南战争中普通士兵最困惑的一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科波拉评价《现代启示录》说道：“影片不是关于越南的，影片就是越南。”，体现了他对自己影片的自信和骄傲，这应该是他所追求的“真正的艺术电影”，甚至连他赖以成名的《教父》都难以相提并论。
在影片制作过程中，经历了维尔德角色的换角风波，菲律宾台风对搭建好的布景和房屋的摧毁，美国国防部不予支持，科波拉只好求助菲律宾时任总统马科斯，但直升飞机还要随时离开剧组去南部平息叛乱，在资金上也波折不断，科波拉只好承诺票房，才得到投资方的支持。剧组关系也不融洽，科波拉经常发火砸东西，马龙·白兰度领取巨额片酬，但许多剧情科波拉必须让他自己去自由发挥。
影片拍摄的曲折故事在美国电影史很少见，但科波拉发挥了他超现实主义的才华，他并不介意剧组扔出去的五颜六色的烟雾弹穿帮，雾气和烟雾是影片最常见的场景，似乎只有遮挡性的道具，才能表达人性的惊悚错乱状态和道德观念的模糊，科尔茨上校是疯了，难道基尔戈尔上校就正常吗？在科波拉的镜头下，没有明确的黑白界限，他的这种探索是发自内心的，他宣泄了所有资金和自己的智慧，回到美国时只剩下还能拍摄8分钟的胶卷。
科波拉以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通过主人公维尔德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三重身份和视角的转换，用雄浑的镜头语言展示了越南战争的残酷和非正义性，通过典型人物基尔戈尔上校、库尔茨上校和众多普通士兵的角色形象塑造，用维尔德上尉的三重身份视角，揭示了战争衍生的扭曲变态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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