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上映的《东京物语》，是由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执导，笠智众、原节子等主演的日本家庭剧。 影片豆瓣评分9.2，2012年荣获英国电影杂志《视与听》影史最伟大十部电影排行导演投票获选第一名。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旅途故事：住在海滨小城尾道的七十岁老父母离开故乡去探望他们在东京各自成家的子女，然而大儿子工作繁忙，没时间带他们出去；搬到女儿家，依旧困窘有矛盾。只有守寡的儿媳纪子对老人很是孝顺。之后老两口踏上回家的路，年迈的老母亲得病去世，前后不过十天。
这部影片和我们当今社会的家庭问题很相似，揭露了父母和子女及下一代的矛盾，引人深思。
本文就将从“表现手法、艺术美学、人生哲理“这三方面，由浅入深、由微观到宏观地解读小津安二郎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独特造诣以及影片背后的现实意义。
01、表现手法：家庭题材与榻榻米场景相结合，和缓的故事节奏，外加黑白影片使情节更具有张力
在我看来，影片在表现手法上非常特别。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通过家庭相聚的方式，将人物形象、社会背景以及新旧式家庭矛盾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
①故事情节选以家庭场景，将二战后传统家庭与观念的逐渐瓦解社会现状徐徐道来
作为一部二战后新现实主义影片，它并没有直接的表达出二战后日本经济开始发展起来时，对人与人之间情感逐渐产生疏离感的批判，而是通过平平淡淡的喝酒聊家常展示出旧式传统家庭与观念的逐渐被瓦解，而物哀之情也缓缓的流露出来，引起了不少观影者的反思。
影片中一对老夫妻要去东京看望儿女，邻居探头进来寒暄说，你们真幸运啊，儿女们都这样有出息。老两口笑着谦虚道，哪里哪里。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在战争中基本得以保全的幸运家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熬过去，天伦之乐近在眼前。儿女们都大了，各自成家，父母渐渐老去，趁这把老骨头还走得动，再不去东京看看，以后恐怕就没机会了。老两口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上路的。
本以为身处东京的子女定有大出息，可实际情况是，去到子女家，子女们却也只是住在东京的郊区，因要谋生工作繁忙而无暇顾及父母，老人反而大而无当，到哪儿都碍手碍脚的尴尬处境初见端倪。
东京，庞杂忙乱，流水线一样的都市。这也揭示了当时的故事背景，二战后经济复苏发展渐迅，快节奏的生活让人应接不暇，就像街道上低头不语只顾赶路的行人，稍一迟疑，就有可能挡了谁的路，招来不耐烦的白眼。
影片中老父亲曾说，东京真大。老母亲答，是啊，如果走散了，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再见了。道尽了老人们面对陌生快节奏环境时的迷惘和无措，在迷宫般的城市面前无助得象个孩童。
在我看来，《东京物语》这部电影题材的选取具有普世性，老式黑白电影，没有任何彩色。描述了一个传统平凡家庭的日常生活，既没有矛盾冲突，也没有更多的曲折多变，所表现的无非是一家人团聚、寒谊等场景，却把二战后旧式传统家庭与观念逐渐被瓦解的状况显露无遗。
②采用榻榻米拍摄手法，和缓的故事节奏娓娓道来，引人深思
首先影片采用榻榻米拍摄手法，很多人对此都有争议，觉得不够专业。
纵观全片，重要的台词全都是演员正对镜头说出的，而镜头也用微微俯视的视角对着演员。但低机位微微仰拍的效果，对于观众的视觉和心理影响直接是：人物基本占据画面（从底至顶），反而显得极为有重量和质感，我们不得不以微微仰视的角度观看 ，一种不由自主的重视和专注。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旅行的故事，主人公始终处于行走的过程之中。本片中，小津并未用运动镜头，而是以空镜头来表现运动。
小津较少拍摄室外，运动镜头更是罕见，但本片中的几个大景别户外镜头却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例如老母亲与孙子在草地上游戏、老父母在防护堤上看海的镜头，其画面中辽远的天空、广阔的海面彷如大块的留白，将人物映衬得细弱而渺小，无言的抒发着人生苦短的感叹。而老父母在车站分别的镜头，更是通过缓慢的运动，产生了令人过目不忘的寂寞和悲凉。
在我看来，小津仅用几组地域鲜明对比、空间由大到小的空镜头，便简明而流畅的体现了空间的变化和主体的移动，可谓是造诣极高。
此外，就故事节奏而言，全片的剪接多为静接静，营造出了和缓、舒畅的节奏感。
全剧既无夸张的情节，也无强烈的冲突，激昂的台词和动作，反倒如家庭相册或记事簿一般，对生活进行着真实的还原。这种有意无意戏剧感的缺失，无疑使得影片真实、纯粹，而对叙事节奏的精确把握，又使得影片高于生活片段的简单拼接，“形散而神不散”，提炼出生命韵律的平平仄仄。
小津重视“节奏”并且他能让观众能感受并跟上画面的节奏，甚至一起律动。比如，原节子带公公婆婆游览东京时坐在汽车里观赏窗外景物一场：音乐节奏轻快，车中一众人等齐齐往左或往右转头观看，就连汽车轻微颠簸的节奏都与音乐一致—— 一切都那么愉快明亮，观众都在不禁微笑。
而且小津处理节奏和画面律动也在细微地方着手：比如扇子。故事发展缓慢时，画中人物使用扇子的节奏和方向必定一致，节奏亦是慢的；但如果人物心情烦躁，导演亦想感染观众时，镜中人物使用扇子的方向和节奏一定是不一样的，令人烦躁。
在我看来，小津用老少三代同堂的家庭构造，讲述了家庭生活的另一面，那些无奈的，伤痛的，可我们不得不承受的一面。
人性不总是善的，可无论怎样的人性，只要不是极恶，都情有可原，这就是小津对人们在传统家庭观念日渐瓦解中，怎样去面对现代社会的解答。小津说：“我想通过父母与子女的经历，去描写传统的日本家庭是如何分崩离析的。”
02、艺术美学：影片展现了新现实主义，被誉为“纯粹日本式的艺术表现”
小津安二郎把镜头聚焦在具有现实生活气息的人物角色上，运用时空交叉多线叙事、象征、隐喻反传统创作电影手法，结合日本民族化风格进行创作。
①走进现实，追求返璞归真的纪实性，淡化了这传统观念与新现实主义的矛盾和冲突
受意大利现实主义电影的影响，小津选择将摄像机投到实际的空间。《东京物语》这一家庭题材的选择和情感的处理手法，决定了影片叙事手段追求的是返璞归真的纪实性。电影中即便是小孩的出场，也被导演赋予礼仪性的尊重，运用仰拍视角。
“聚与散”的家庭伦理观念作为影片叙事的核心动力，人物内心情绪的交流与碰撞，表现出战后新旧式传统理念的代际冲突与矛盾。而片中友人服部修和服部米还有平山纪子两组人物设置，特别是他们道德观念的传达和伦理立场的呈现，更是大大淡化了这些矛盾和冲突。
小津安二郎的这种表达方式也被称为“纯粹日本式的艺术表现”。
在我看来，《东京物语》，则正是小津最伟大作品之一。小津用一生完美阐述了平民精神和伦理之美，独具日本特色且蕴含普遍性，他总能在最单调的语境中酿造出了独特的光辉，于有限的素材内挖掘出了何其深远的艺术价值。
②小津追求简约稳定的艺术美感，与浓厚的日本文化色彩相互呼应，符合日本的审美标准
礼是日本文化的核心要义之一，日本人将隶属奉为修身养性之道，蕴含着对传统人伦的怀旧与眷恋。
影片中正面拍摄人物对话时微笑的面容、温和而稳重的言语、拘谨甚至僵硬的表演、仰拍视角等艺术处理手法，都如同秉持宾客礼节一般谦恭，既亲近又疏离，彰显了当时新旧式家庭的冲突与矛盾。
影片中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的榻榻米上的家庭世界，是日本一个时代的精神写照，更是日本传统文化的剪影。日本曾把“礼”当作民族的精神核心，其中的“静”和“神”在日本茶道中表现特别明显。小津的影片就具有这种安静、平和的体验，避免了激烈的冲突和强烈的运动感，画面中的语言多是经过舒缓的情节表现出来。
另外，在小津的影片中，人物作为构图的重要部分，通常以相似性的排列前倾跪坐。这种平行、舒展的人体线条，在有如画框般的房屋结构中，往往显示出平淡却惊人的和谐。当对话展开时，演员又往往微微转头，面向摄影机说出台词，使人显得真挚而坦诚，令观众产生好感。
在我看来，就连老人有条不紊的折叠衣服的动作，都散发着小津式的形式感和日本化的传统美。其间人物彬彬有礼的对话，虽然过于周全而失于写实，但的确叫人赏心悦目，赞叹于礼节之美，小津安二郎把这种无意义的语言模式诠释得温暖许多。
03、人生哲理：影片背后折射的对人生的思考，不仅仅是孝，更是对新时代的觉悟
很多人看完影片觉得有些抑郁，包括我自己，观影过程也是泪眼婆娑，但我想表达的并不是感动或是抑郁，而是感受到影片折射的两点现实意义。
①孝道受到冲击，两方意识上的偏差和冲突成为核心冲突
历来，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父母都被视为不容推脱的义务。但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孝道受到冲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日本传统家庭分崩离析的开始。子女为了谋求发展，纷纷脱离原有的小的封建家庭，融入到现代化大都市中去，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仿佛不再侍奉父母左右也是天经地义般，因为“相隔太远了”。
影片中大孙子因为腾地方而吵闹，二女儿因为丈夫买贵糕点招待父母而不满，没时间陪伴兄妹合伙出钱送父母到热海廉价宾馆...当父母远道而来，他们已将其视作自己生活的入侵者，只是尽着道德上的义务，潜意识里全是疏离，尽孝一事位居其次。
当三位伶仃的老人聚在东京的小酒馆里，借酒浇愁、怀念往昔，不禁感叹：不幸的家庭有着各自的不幸。老父亲终于在杯盏交错间明白，他毕竟有四个子女，从残酷的战火中幸存下来，即便不在身边，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活着，他们过得不错，这就足够了。
影片中自始至终微笑着的老两口只抱怨过这么一句，说儿女们长大了，也变了，大儿子原来很亲切呀，二女儿小时候很温柔。可话锋一转，他们和《麦秋》里的老人一样感叹道：“无论如何，我们还算是幸福的。”“没错，我们很幸福了。”
在我看来，《东京物语》的核心矛盾，正是在于两方意识上的偏差和冲突。这种矛盾，既是在长男、长女和三子身上纵向表现的，也是在与服部和沼田的对比上横向表现的。
其实，影片中老人的失望并不强烈，子女也未失了礼节。
长子放弃出游、长女将老人送走无不在情理之中，三子在葬礼上的迟到，也算情有可原，但“恰恰可能是一般老人非得经历不可的失望，因而叫人感到可怖的真实”（摘自《小津安二郎的艺术》佐藤忠男）。
②人性都是自私的，也是矛盾的，也正是这样，才是生命的鲜活性所在
生老病死本就人之常情，悲欢离合戏剧性就被生活冲淡了。影片中老母亲的去世就像是人生当中普通而戏剧化的一段过渡，每个家庭都发生过或者即将发生，使得观众看得感同身受，在真切的人生百味中触动良多。
片末，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儿女们又匆匆离去，只有二儿媳纪子多留了几日。鲜明对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某种关于孝与不孝伦理道德问题，但我认为小津无意于此，他只是想承认现实无常的同时体谅人生无奈；竭力保持自己世界洁净和周全的同时，也原宥他人的自顾不暇、浮躁轻慢。
更明确表达小津这种态度的，是电影快结束时，也是最经典的地方，代表日本传统女性形象的二儿媳纪子对小女儿说：“大哥大姐其实人不坏，只是他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工作，他们觉得自己的家和工作更为重要，所以才发生了令你感到伤心的变化。”
最后她又说了一句：“我也会变的。”
而纪子这个角色可谓完美。二话不说请假带父母去玩，当晚邀请平山夫妇去自己家里吃饭，原本拮据的她向邻居借了烧酒尽量款待他们。老夫妇喝着烧酒，露出了久违释然的微笑。纪子集结了女性的光辉，孝顺、温柔、贤淑，影片中唯一热心的好人。
但是，在我看来，太过完美反而是不完美的，因为太过于刻意。好在影片后面纪子的表白使她从苍白的完美中解脱出来，恢复人性的矛盾，在角色塑造上反而丰富了人物的鲜活性。
总结一下：
《东京物语》是小津安二郎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这篇文章介绍了我对《东京物语》这部电影的一些观点与思考，希望大家对小津的电影造诣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另外，我们也可以多从自身出发，寻找自己的身边的真实与幻想，会让我们挖掘出电影更多有价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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