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在动作片类型的限制下，拍出了好莱坞电影少有的姊妹情谊。
女主角三人团 （资料图/图）
要对来自一个系列（movie franchise）的电影作比较公允的评价，必须考虑它们的“出生次序”（birth order）。对“先来者”，我们重视的是新意（novelty）或——若严格一点的话——原创性（originality）。对“后来者”，尤其是与先行者有颇大“年龄差距”的“迟来者”（latecomers），我们不妨看看它是否具备与时并进的演化能力（adaptability）。
史上最长寿动作片系列《007》（James Bond）的“进化”是个好例子。特工007的使命，是要在个人层面履行英国在国家层面已无力完成的任务。这个系列的拍摄场地遍及全球，可说是顺理成章。对帝国主义来说，世界就是一个供他们尽情追捕和杀戮的狩猎场。英国帝国主义桂冠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将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侵略形容为一场“大狩猎”（the Great Game），正是此意。
到今天，《007》电影仍然流着大英帝国主义的血液，但自13年前外型粗犷、浑身肌肉的丹尼尔·克格雷（Daniel Craig）当上主角后，这个系列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适应环境的改变”（adaptive changes）。结果，这个系列的电影不但一路拍下去，并且一部比一部卖座。
当中最重要的改变，是将007这副杀人机器和性捕食者（sexual predator）改头换面成一个对爱人尽义、对犹如严母的年迈女上司尽忠的“绝世好男人”。这种对角色的改写远远早于“我也是”（Me Too）运动揭开序幕，令人不得不佩服电影制作团队的先见之明。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将角色人性化的手段，为满手血腥、恶名远播的帝国主义，涂上一层浪漫和感伤主义色彩。
从这个角度看，《终结者》系列的最新电影《终结者：黑暗命运》（Terminator: Dark Fate）纵然没有超越前者，却展现出一定的适应力，做到既在政治上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也能紧扣社会的主流价值，令人产生共鸣（socially resonant）。
没有超越前者，因为前者难以超越。第一集《终结者》于1984面世，但它的意念之新，在35年后的今天仍然叫人啧啧称奇。“Time travel”（返回过去或前往未来）的桥段并无新意，“时光机”（time machine）早于1895年已在科幻小说出现。《终结者》的破旧立新，在于将本属科幻范畴的“时间旅行”概念植入动作冒险电影的格局，由此开创了科幻动作冒险（sci-fi action adventure）这个电影类型。7年后的《终结者续集》不但在动作场面的规模、设计和拍摄上写下好莱坞的新标准，也同时将人类与机器敌友难分的矛盾爱恨关系发挥得淋漓尽致。
然而高峰已达，往后只有下坡路走。之后3集的《终结者》只有剧情，没有故事；只有追逐枪火，没有动作奇观，给人的感觉是筵席不散但风光不再。到今集《黑暗命运》请来首两集的导演詹姆斯·卡麦隆（James Cameron）出任监制，又有豹隐多年的女主角琳达·汉米尔顿（Linda Hamilton）复出。全球的观众都在等待电影兑现它那句“我必回来”（I will be back，《未来战士》最著名的对白，出自阿诺·施瓦辛格之口）的承诺。
琳达·汉米尔顿与施瓦辛格 （资料图/图）
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期望，但《黑暗命运》至少令人看得舒服。影片说的故事有点复杂但能够自圆其说，令人想到第一集《终结者》；而动作场面的利落和流畅，则有《终结者续集》的影子。更难得的是影片在动作片类型的限制下，拍出了好莱坞电影少有的姊妹情谊（sisterhood）。
的确，《黑暗命运》可以视为一出家庭剧和女人戏，讲三个女人——一头白发的祖母、长得像“超模”的姐姐和短小精悍的妹妹——如何互相扶持和共渡难关。影片的男性角色不是弱者和受害者，就是恶魔和加害者。唯一的例外是施瓦辛格饰演的改过自新的机械人。这个机械人对女性犯下不可宽恕的罪行，赎罪变成他存在的最大目标。在父权饱受挑战、父辈的恶行（sins of the fathers）每天被算账的今天，《黑暗命运》的重女轻男岂是无因？
林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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