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临近，国庆档电影的硝烟也愈加弥漫。《我和我的祖国》预售票房已经率先破亿，这部电影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七个重要历史瞬间，分别由色彩鲜明、极具个人特色的七位导演执导，一经宣布就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在这七位知名导演中，宁浩无疑是个人风格最强烈的其中一位，今天继续聊宁浩电影的独特风格，聊他的电影序列中，风格最鲜明的一部——《无人区》
一路“失控”的公路故事
小有名气但利欲熏心的律师潘肖（徐峥饰），凭借扎实的法律知识和巧舌如簧的庭辩技巧，成功帮盗捕国家珍禽，并残忍杀害一名警察的西北盗猎团伙老大（多布杰饰）洗脱罪名。
老大承诺十天后付清余款，但潘肖并不信任他，要求用一辆红色轿车做抵押。不算愉快的谈判过后，潘肖驾驶着新车踏上从西北荒漠返回大都会的路程。谁知路上险情不断，先是和一对开卡车拉茅草的哥俩（王双宝、巴多饰）发生摩擦，导致人伤车损，接着又不慎撞飞一个似乎拦车求助的男子（黄渤饰）。
以为自己撞死了人的潘肖来到一家黑店加油，马上被讹上，与此同时盗猎的老大也尾随而来，离开无人区的路，越来越凶险……
在《无人区》之前，宁浩的作品都采用多线叙事的方式推进故事，这次他虽然采用了单线索叙事，但他并没有使用严格的因果关系链，而是多处埋伏矛盾，情节点之间相互交错。
这样的处理方式虽然加强了故事的戏剧张力，提高了影片的可看性，但过多的分支线索也使影片越出了导演的掌控，关键情节的转接显得有些刻意，危机被重叠，不待故事发展到最高潮，一发不可收拾的戏剧冲突就让影片陷入了失控状态。
类型杂糅新尝试
宁浩是一个擅长类型杂糅的导演，“疯狂”系列显示出他过人的戏仿与拼贴才华，《无人区》也同样如此。影片在西部片的主调之外对黑色元素的运用十分精彩，对多布杰所饰演的大反派“老大”的影像塑造即是明证。
潘肖为替老大做无罪辩护只身来到无人区，两人见面的第一场戏是在看守所里。该段落一反常态地使用了暗色调，画面右侧一道冷调白光是整场唯一的光源，打在潘肖身前的审问桌上和铁栏杆之前。老大隐身在冰冷的栏杆后面，黑暗之中只闻其声，难辨其人。在确定了潘肖的能力之后，他才略微前倾身体，把脸凑到了光源之下露出半个笑容。冷光照亮了他三分之二的右脸，特写镜头中他的左脸与黑暗的环境融为一体，晦暗不明的笑容透着阴冷与不详的气息。
比这一场更具形式意味的是两人的第二次交锋：在一家简陋的饭馆里他们商讨着尾款问题，继而准备各奔东西。这个用铁皮搭建的破败餐厅四处都是缝隙，光照进来会有形成了一道道光影。
老大笼罩在这片光影之中，斑驳的光线仿佛切割了他在画面中的形象，他看起来破碎、不稳定的形体成为了场面调度的核心，他的一举一动、每一个表情都透着狠厉的威胁。这一极富意味的光影处理与40年代的好莱坞黑色电影有着明显的近亲性（从软百叶窗后射进来的隐隐绰绰的光线影像），创作者用阴暗的视觉风格来烘托人物，用影像的黯淡来隐喻他灵魂的黑暗，同时也强化了阴暗的影片内容：见不得人的勾当通常要隐藏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化本土”价值观
“类型电影的本土化”一直是近年业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疯狂的石头》的成功点燃了宁浩类型创作的热情与野心；但相较于《疯狂的石头》的切合中国当代电影和现实语境，构成中国黑色喜剧的典范，《无人区》却徒有西部片的外壳，丢失了本土价值观，呈现出一种“化本土”的景观。
作为美国的基本仪式，西部片映射了这个国家的无穷可能性和无限展望的形式化愿景，从而把西部扩张和天定命运“变得十分自然”。
作为一个深深植根于美国本土文化的电影类型，西部片与美国意识形态的结合度要远高于其他电影类型。西部片的本土化，首要的就是用中国的价值观置换美国意识形态，宁浩在具体处理时丢弃了“美国神话”，构建了一个反传统反英雄的带有寓言色彩的故事，如此大刀阔斧地“去美国化”值得赞赏；但另一方面，他在破的同时却未能建立一个真正中国化的形象。
钟惦棐先生曾在一篇名为《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的讲话中提出中国特色西部片的概念：
我建议把开发大西北精神世界的问题，当作美学思想的中心问题来对待。对那些和你们朝夕相处的大西北人，应在你们的银幕形象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美国有所谓“西部片”，我们是否也可以有自己特色的“西部片”？
《无人区》里有大西北的百里戈壁，却没有“大西北人”，更不见“大西北精神世界”。钟先生所倡导的西部片侧重于表现西部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反思，宁浩的西部片却徒有西部风光，连片中的西部空间都遭到了异化，更遑论“西部精神”。
这部影片更像是一个人性寓言，包括主人公潘肖在内的所有人物都被符号化，老大、杀手等人表面上穿着粗犷破烂的衣服，操持着西北方言，实际无半点地域特征，创作者赋予他们的是动物的象征，在人性被抽象化之后，他们与脚下这片土地的联系也荡然无存。《无人区》充分利用了西北的造型与空间，讲述的却不是西北的故事。
导演的观念实际上在影片中阐述得相当清楚：“这是一个关于动物的故事”。影片用冷厉的语调描述了主人公潘肖被残酷的环境和荒诞的经历一层层扒掉社会化外衣，一步步蜕变为动物，再一点点进化成“人”的过程，这其间透露的是宁浩对于这个时代的思考，是社会对人的异化。
这是一个宏大的、不可逆的，带有普适性的问题，出现在世界上每一个为工业文明所笼罩的地区。它的确中国化，使得许多观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在走出影院之后唏嘘不已，大呼精彩；但同时它也是世界性的，带了些许形而上的意味，脱离了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
中国曾有过优良的类型片传统，只是被时代和环境的剧变荡涤一空；中国也曾有过优秀的“西部片”，既有描写西北人民生活的《野山》、《老井》、《黄河谣》，也有第五代风格化的《孩子王》、《红高粱》，只是在“形势一片大好，票房突破600亿“的今天无力生存。
电影《红高粱》
中国当然要做出自己的西部片，宁浩的大胆尝试也值得肯定，但是在“以西方为师”，大肆复制好莱坞的同时，是否应当回朔我们自己的历史，从我们的前辈那里汲取养分，毕竟“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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