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新春
在广东西南沿海地区，有一个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城市,名叫阳江。阳江海岸线近350公里，辖内主要岛屿有30个，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当地居民世世代代捕鱼为生。渔民口中流传着一个禁忌：阳江有一片捕鱼者不能靠近的水域，任何渔网撒下去都会莫名其妙地被划破。从没有人试图一探究竟，以至于几百年来，这片水域一直无人打扰，愈发神秘莫测。
1987年的一天，几艘大船驶入，划破禁忌之海的平静。奇怪的是，这些大船没有携带任何打鱼工具，船上的"渔民"也没有忙碌着撒网捕捞，而是操纵着仪器设备，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这几艘奇怪的船只是由英国海洋探测公司与广州救捞局合作组建的水下打捞队。他们的目标，是300多年前在此沉没的一艘荷兰商船。据说，那艘船上装载着6箱白银和重达385.5吨的锡锭，真是一条充满诱惑的"大鱼"。谁能料到，网撒下去，探到的是巨鲸般的宝库。
奇遇
1987年，专门从事商业打捞的英国海洋探测公司的雇员，来到大航海时代在东西方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荷兰，寻找古代沉船的线索。他们在荷兰海事博物馆的旧报纸堆中，翻阅出一条重要的信息:在17世纪，曾有一艘长42米的名为"莱茵堡"号（ YHRHYNSBURG）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沉没于中国南海。由于沉船位置属于中国领海范围，英国海洋探测公司随即向我国政府提出合作打捞沉船的申请。我国的水下考古当时正处在起步阶段，缺乏打捞沉船的设备、技术与经验，于是中国救捞总公司决定由广州救捞局负责合作事宜。
打捞队根据文献记载大致推断出沉船的位置，但是仅仅凭借这些信息去找到一艘几百年前沉没的商船显然是不够的。打捞船在阳江附近海域搜寻多日却丝毫没有找到任何古代沉船的影子。1987年7、8月份的一天，多日无果的联合打捞队员已是疲惫不堪，正当大家准备放弃搜寻的时候，水下的声纳仪器突然显示海床表面有很小的突起。打捞队随即派遣潜水员下水察看。潜水员靠着微弱的灯光仔细搜寻声纳探测出的水域，发现了矗立于淤泥中的一根木杆，上面挂满了厚厚的一层渔网。确认水下有沉船的信息后，联合打捞队将一个一吨多重的抓斗缓缓沉入海中。这一爪下去，从淤泥中取出来两百多件瓷器、铜器、铁器、锡器和金器等精美文物，尤其是其中一条长1.7米、重达0.6千克的金链，引起了打捞队的惊呼。
看到取出如此众多精美的文物，英国海洋探测公司立即着手准备更大规模的打捞，但是中方学者意识到了问题。英国海洋探测公司提出合作打捞的是装有白银和锡锭的荷兰商船，但从打捞出来的物品看，和目标中的商船完全不沾边，水下肯定是另外一艘古代沉船，不属于合作合同范畴。为避免破坏水下文物，中方果断决定停止打捞，解除与英方的合同。文物被中方人员带至广州，经过考古学家仔细鉴定，确认水下所藏的是一艘宋元时期的古船，当时称它为"南海宋元古船"
南海发现古代沉船的信息很快传播到全世界，很多世界著名的水下考古机构纷纷联系国家文物局，希望能够参与沉船打捞。在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的联络下，我国选择了与日本水下考古研究所合作，于1989年在广州成立"中日联合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由于搜寻和打捞困难大，经费也不足，找到沉船位置后，联合调查仅进行了5日，潜水员仅取出几块瓷片和木板。调查结束后，俞伟超先生正式将沉船命名为"南海一号"。
出水
两次国际合作打捞，均因经费、技术等各方面因素而中断，"南海一号"在世人面前依然是一个谜团。真正揭开沉船面纱，已经是在十余年后。2001年，经历十年磨剑，由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水下考古队，开始了"南海一号"的水下考古调查与探测，同行的还有参加了前两次考察的广东省救捞局的潜水员。尽管考古队已经采用了较为先进的卫星定位系统、声呐搜寻系统和地层探测设备，复杂的水下环境还是带来了不少阻挠。经历20多天大海捞针般的搜寻，"南海一号"第3次被找到，这次考古研究人员对沉船进行了精确定位，并详细调查和记录了沉船所在海域的水下环境资料。
在此之后，水下考古队对"南海一号"进行了大规模的水下调查和局部打捞。为揭开"南海一号"的本来面目，考古队利用设备抽出覆盖沉船的淤泥，并采集到表层的瓷器、银币、金银饰品等价值不菲的遗物，但在考古学者眼中，沉船本身的研究价值要远远大于遗物，因为有关宋代造船技术的实物资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罕见的。
随着淤泥被清理，沉船的船体逐渐暴露于水中。根据水下测量，"南海一号"长约25米，宽约10米，所在位置水深22至24米。令人感到兴奋的是，虽然在水下浸泡了近800年，船体保存状况非常好，沉船没有发生侧翻，木质十分坚固，很显然当时的造船技术已经十分高超，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次发现。船舱中整齐地码放着瓷器和其他物品，展示出宋代海上贸易的盛况。
鉴于沉船的保存状况良好，考古人员大胆提出进行整体打捞、完整提取和保存沉船的设想，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切割船体造成破坏。这个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经过研究人员的详细考证与规划，成为呈现在政府部门办公桌上的世界第一个整体打捞沉船的项目建议书。广东省政府很快批准了项目，并且专门拨款1.5亿元，用于水下考古发掘和为"南海一号"量身定制的存放和保护场所——"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方案史无前例。根据方案，考古人员将一个特制的钢质沉井置于水中，沉船、文物和周边淤泥被沉井包裹和固定后，有"亚洲第一浮吊"之称的"华天龙"号打捞起重船出动，执行打捞任务。
2007年12月22日，30多米长的装载着"南海一号"的沉井顺利整体出水，随后被拖船运至广东阳江市海陵岛上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放在一座巨型玻璃缸里，这座玻璃缸水深12米，被形象地称之为"水晶宫"，水质、温度、环境都与"南海一号"所在海底位置完全一样。出于保护沉船及文物的谨慎考量，考古人员并没有立即展开清理，而是整体进行封存。直到2013年，存放了6年之久的"南海一号"的整理和保护工作才全面展开。
"南海一号"的打捞创造了多个世界和国内第一：一是在世界上首次对沉船进行整体打捞；二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是中国水下考古学的开端；三是国内一次性对单项文物保护提供最多的资金，是史上最贵的打捞；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省最大的一次考古发现，对中国水下考古学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梦回
通过对沉船遗迹、遗物的研究，我们大致可以复原出一个800年前的 "南海一号"和繁荣的宋代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场景。
宋代由于北方战事频繁和经济重心的南移，海上贸易日趋重要。在广东、福建等海外贸易最发达的地区，造船业蓬勃发展起来，造船技术日益纯熟，并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的结构和性能。造船工人采用当地常见的抗浸泡较好的马尾松作为造船材料，将麻石制成长方形条板状宋代通用的船锚。为了更好地适合远洋航行的需求，工人兼采众家之长，以福建、浙江等地建造的尖底型的福船为基础，采用了广船"水密隔舱"构造，船舷部分采用多重木板。这种"中国造"的远洋商船因载重量大，质量上乘，广泛行销于海内外。
大约在南宋初年，一位从事国际贸易的印度富商来到中国，他将满船来自南亚、中东等地的香料、毛织品、玻璃器皿和象牙等珍贵货物迅速销售一空，然后前往福建、广东等地采买商品，准备返回南亚、中东及非洲东海岸等地销售。由于宋朝施行开放的海上贸易政策和有效的贸易管理体制，使得他在多年的国际贸易中赚得满盆满钵。这位身材魁梧的富商，腰上所系的一条1.8米的阿拉伯风格鎏金腰带和身上佩戴的项链、耳环、戒指、臂钏、胸饰等黄金饰品无不显示着他雄厚的财力。
印度富商乘着改良型的福船首先来到"东方第一大港"泉州这一中国商品的集中地采买货物，其中最主要的是各国商人和居民所喜爱的瓷器、丝绸，以及茶叶、漆器、铜铁制品等物。它们既有"中国风"韵味浓厚的流行新款式，也有之前同制造商预定的南亚、西亚风格的特别定制款。采买完毕后，印度富商乘着商船缓缓驶向广州，此地既是他继续采买货物和补充给养的地方，也是宋代政府指定的从中国前往南亚及以西地区唯一的港口。采购及出国手续办理完毕后，商船准备起航，驶往东南亚、南亚及中东地区。一些来自印度、阿拉伯的商人和旅行者也跟随商船一起返回故乡。
或许是印度富商思乡心切，也可能是他想尽可能多地装载货物赚取更多的财富，他没有派船员仔细检查商船是否超载，也没有注意到海况的变化，一场海难突发而来，商船出发后不久便由于船体爆裂而倾斜，满载的货物纷纷滚落至海中，商船也缓慢沉没至海底。船上的富商和船员纷纷弃船逃生，也顾不得那价值不菲的黄金饰品和满船的货物。当浑身湿透的富商被救至岸边时，看着逐渐沉没的货船，已是欲哭无泪。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次沉船事故和印度富商后来的故事已无人记起，只有静静地停留在水底的商船保留着属于那个时代的记忆。
无价
"南海一号"自发现之始，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普通大众和商业机构多对沉船中的大量精美而珍贵的文物拥有多大财富价值兴趣浓厚。据估计，"南海一号"沉船中包含金、银、铜、铁、玉、瓷等文物有6至8万件之多。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者更加注重沉船遗迹和遗物所具有的历史价值，这些远非金钱可以衡量。
首先，"南海一号"创造了三个世界之最：年代最早、船体最大和保存最完整，为宋代造船原材料、制造工艺及航海技术等方面研究提供了最佳研究对象；第二，沉船上丰富的遗迹、遗物可让我们一睹宋代人们日常生活、商业贸易的各个方面，这艘沉船无疑就是一幅生动、立体的"清明上河图"，一个浓缩的宋代社会；第三，"南海一号"沉船所处的位置在一条重要的古代东西方贸易航线上，丰富的实物资料再现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世界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展现出一个多姿多彩的古代中国海洋文明的黄金时代。第四，"海上丝绸之路"以往的研究大多依靠文献资料，"南海一号"提供了全面的实物资料，可填补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空白。
"丝绸之路"一词源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他指出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遣使张骞前往西域的"凿空"之举，开辟了汉王朝与中亚、印度等地的贸易通道，即他所命名的"丝绸之路"。在此之后，中外学者对这一概念逐渐扩展和延伸，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等概念。1903年，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 Edouard Chavannes）在其旷世巨著《西突厥史料》一书中首次提到"海上丝绸之路"，泛指古代中国沿海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上贸易通道。宋代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时期，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第一次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东西方贸易主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瓷器继"陆上丝绸之路"之后向外输出的一个重要阶段。
惊艳
在"南海一号"沉船的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货物中数量最多的瓷器。1987年打捞船抓斗的"第一抓"，便包含了大量的瓷器碎片。在后来清理淤泥和沉船过程中，发现一排排整齐码放的碗碟和其他类型瓷器，器形完好无损，晶莹剔透，崭新得如同刚从瓷窑中取出一般。保存如此完好的宋代瓷器，与陆地上所出土的同类瓷器不可同日而语，为世界其他地区所少有。
从目前清理出的瓷器来看，品种极为丰富，超过30多种，包括了福建德化、福建磁灶、浙江龙泉和江西景德镇等南宋名窑的瓷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于福建泉州的德化窑和磁灶窑。据估计，德化窑的瓷器数量约占五分之一，且大多数可以鉴定为国家一级和二级文物。因而，有不少专家认为，"南海一号"应该是出发自刺桐港，即今天的泉州港。
德化位于福建省中部，泉州市的西北部，制瓷业历史悠久，是中国三大古瓷都之一。根据考古发现，德化在新石器时代开始烧制陶器。唐五代时期，德化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陶瓷专著《陶业法》和第一幅陶瓷工厂设计图《梅岭图》。至宋元时期，随着刺桐港贸易的兴起，德化瓷器远销海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对外贸易的拳头产品。明清时期，德化瓷器的生产和对外销售达到鼎盛，其白瓷因做工精良、极具艺术价值，又有"中国白"之称。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授予德化"世界陶瓷之都"称号。
"南海一号"的出水和清理，让宋代精美绝伦德化瓷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尤其是大型执壶，印花扁壶等器形为世所罕见。据"南海一号"考古人员介绍，沉船中清理出了一件德化青白釉印花执壶，器形精美，设计巧妙。该壶为喇叭口；流部很短，与口部相连；口、流相接处有半圈隔挡；颈部有七道弦纹，为呈竹节状的束颈；肩部有一圈花纹；胞部为鼓腹，有竖条纹纹饰；矮圈足。另一件印花扁壶，壶身两面模印有"福"、"禄"二字，以及呈跳跃状的鹿，两侧堆贴有两排鼓钉，造型别致。
除上述两件之外，"南海一号"所出德化瓷多器形别致，与中国传统瓷器器形、纹饰等区别较大，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为南宋时期"来样定做"的外销瓷。早在一千多年前，德化窑就已经瞄准国际贸易的肥缺，发展外向型经济，根据国外各地居民的地域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灵活处理器形、釉色和纹饰内容等，生产专为满足国外买家需求的"定制款"外销瓷。如葵口折沿碟主要面向阿拉伯国家的客户需求，军持来自于印度客户的设计风格，皮革、乳钉纹等则根据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制造。"南海一号"的德化瓷，成为宋代德化外销瓷兴盛的重要见证。
在世界各地打捞的各个时期的古代沉船中，大多都有德化瓷倩影，如泉州湾后港的宋代沉船，南海的"哥德马尔森"号沉船，"南澳一号"明代沉船，韩国新安的南宋沉船，瑞典的"哥德堡号"沉船等。这些都体现出德化瓷在中国瓷器发展史和"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上所具有的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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