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两天，南京江宁溺死脑瘫女童案判了。
孩子爷爷杨世松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生父杨际响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案件发生在一个多月前，经过非常简单：照顾脑瘫孙女的奶奶患了癌症，孩子爸爸把孩子送到爷爷家，爷爷不同意收留。因而在爸爸、姑姑等一家人集体的默许之下，爷爷把孩子推到河里淹死了。
在句容河发现的尸体上，小女孩背的瓢虫书包里，爷爷放了八斤重的砖头。“为了减轻孩子的痛苦”。
案件判决结果掀起了新一波舆论风波。虽然一边倒都是谴责杀人凶手的，但也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指责，另一种，在谴责里还带有一些同情和理解。这些评论都说得似乎有那么点儿“在理”。人们用想象无限地靠近这个农村家庭的悲惨现状：微薄的收入、巨额医疗费、支离破碎的家庭，现实重压下渐渐磨掉的人性。
早在宣判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也是同样的理由，期望通过“出于无奈杀人”判定此案为“故意杀人但情节较轻”的情况。然而结果并不理想。直接杀人的爷爷和在旁默许的生父都将在牢狱中服刑十年以上。
在判决后，法官在一次采访中是这样说的：
“法院认为，本案被告人杨际响（父亲）有稳定的工资收入，杨世松（爷爷）亦有一定的务工收入，二被告人有抚养、照顾杨某璇（孙女）的能力……杨世松在子女请求帮助照顾杨某璇时，杨世松非但予以拒绝，还主动提出将杨某璇溺死，故其并非因经济压力等原因杀人，而系为逃避家庭责任而主动杀害被害人。杨某璇身患残疾，为医治、照料杨某璇其家庭确需比普通家庭付出更多，其家庭遭遇值得同情，但该情况不能作为逃避家庭义务和责任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杀害被害人的借口。”
换句话说，这个家庭还没有到因为这个孩子的存在，而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即便确实困难，所有理由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都不能成为事情发生的借口。
毕竟孩子的奶奶孤身一人养育瘫痪孙女的七八年里，也没有找任何推脱的借口。
2、
得知案件，相信很多人和笔者的第一反应一样，是一种胸口堵住了的感觉。
不是震惊、不是愤怒，是一种愕然震动之下，想要谩骂和呐喊，却又张不开嘴的钝痛。正如很多舆论声音中弥漫的：你们不是当事人，不懂他们的辛酸。
好吧，那就不去急着谴责。默默回到自己熟知的世界体味人情冷暖。只是或许有那么一瞬间，当我们又想起那个塞着砖头的书包，背后便袭来一阵蚀骨的恶寒：当个体没有任何价值，只会徒增负担的时候，实用主义的逻辑能不能挑战血亲伦理的底线。
前段时间有部电影，叫做《何以为家》。黎巴嫩一个12岁男孩，经历了流离失所、无法上学、妹妹被卖等一系列人间苦难后，控告自己的父母：不养我，为什么要生我？
我也想替那个小女孩问一句，不能为我负责，为什么要生我。
那是对人性深深的失望。血缘关系中最牢固的安全感在这种语境下荡然无存。这个小女孩是不幸的。她的父母哺育孩子，是有条件的。要健康、要省心，最好别给自己加负担。一旦不符合这个设定了，那么对不起，亲爸爸也不行。
以前，网络上有人打趣说，做父母都不用考试，想想都害怕。虽是一句玩笑话，但是这个世界上，在我们不熟悉的某个角落，就是有人突破了伦理秩序的底线，选择一种对自己来说更“轻松”而廉价的人生，生养孩子似乎只是完成生物本能。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能够“大度”地表示同情和理解，那么什么样的底线，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呢？
不知道那些能够理解他们的人们啊，你们在理解什么呢？
3、
南京江宁溺死脑瘫女童的事件，让我想起很久以前发生的一个社会事件。三位年轻小伙儿把一位跳河的轻生女子救上岸，其中一名“90后”不幸溺亡了。事件一出，有人说死就让她死呗，自己都不想活了还费力救做什么，还有人说“以一救三”太不值，为轻生女牺牲人命更不值得。
可是生命的价值，真的能够用数字算清楚吗？我们人类最骄傲、最宝贵的那点儿精神，不正是对弱者的不抛弃、不放弃么。一直以来，我们赞美见义勇为，弘扬孝老爱亲，不正是因为这种道德、正义的力量正在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进而实现大同理想么。
有个评论说得好：我们对人性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只要是人，就会有一点良心。可是更大的误解，就是将这种良心丧尽，变得合理化。
很难想象，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伦理秩序失去了底线，人与人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道义、没有亲情、甚至没有对错。发生了类似的人间悲剧，我们可能连钝痛的感觉都没有。实用主义占了上风，麻木与默然布满心灵。
返回来看看这份判决，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即便被害者是一个脑瘫的孩子，即便事情发生在一个悲惨的农村家庭，即便凶手有着这样那样的苦衷，但依然不能被原谅。
因为我们要守护的，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也是生而为人的底线。
每个人心中都有恶的洪水猛兽，在阴暗的角落来回嘶吼。伦理秩序就如同拦截这洪水的堤坝，一旦崩坏，一切都将被淹没。
包括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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