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沧海桑田，电子市场、互联网和城市的变迁如巨浪拍岸，一点点吞噬着华强北，直至繁华变仿徨，昔日暴富神话皆成泡影。
第一缕晨光微现，黑夜与白昼的界限尚未分明，仲秋的深圳，笼罩在一片薄雾之后。
唯这条930米长的狭窄街道上，早已是人声鼎沸，熙来攘往。“刺啦刺啦”的胶布打包声冲破天际，成箱各式各样的电子元器件、手机配套产品、芯片等整装待发，铁拖车此起彼伏，淘金者摩肩擦踵，每个人脸上写满相同的渴望，置身其中，仿佛空气中都能嗅到成功的味道。
这里是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也是当之无愧的财富圣地。50多个亿万富翁和无数百万富翁于此诞生，亲身演绎草根逆袭；腾讯、金蝶、汉能达、神舟电脑等诸多名企相继由此腾飞。
40年沧海桑田，电子市场、互联网和城市的变迁如巨浪拍岸，一点点吞噬着华强北，直至繁华变仿徨，昔日暴富神话皆成泡影。
从诺基亚教科书式的成功与失败，到山寨手机时代的癫狂与幻灭，华强北与无数的手机品牌一起经历过辉煌与荣耀，却又最终迷失在时代洪流中。
华强北的“黄金时代”
罗马非一日建成，冥冥之中，命运把兴衰伏笔一同埋下。
1979年，粤北兵工厂迁入深圳，取名华强，寓意“中华强大”。次年，深圳特区设立，华强公司附近的一条路取名为华强路，华强北诞生。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与国家工业部达成战略共识，共同发展电子产业，凭借“三来一补”加工模式（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华强北形成了完整的从元器件采配到开模定型、研发、生产、组装的制造产品链。可以说，从一出生，电子与科技的血脉就在华强北流淌。
到80年代中期，工信部决定整合深圳百余家分散的电子企业，命名为深圳赛格集团公司，1988年，赛格集团在华强北成立首家中国电子市场——赛格电子市场。闻风而动的商家和企业迅速进驻，不到两年，整栋大厦全部被电子配套市场占据。
供不应求下，原先仅有800平米的赛格市场拓展到4000平米，后又推倒整栋楼重建，周边又相继建立了一系列大厦，正式形成华强北电子产业商圈。
1999年，因工业成本上升，华强北从工业区向商业街转型，诺基亚功能机3310发布，塞班系统大火，手机开始普及。
彼时中国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尚未组建，作为最靠近香港，贸易最开放的口岸，加之电子产品方面的先发优势，这一时期的华强北占尽天时地利。北京、上海、全国二三线省会的手机经销商疯狂涌入华强北，为争抢货源而大打出手的场面屡见不鲜，华强北几乎垄断手机的供货渠道。
2003年，台湾联发科公司（MTK）突破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品牌持有的芯片技术，推出第一款单芯片手机解决方案，极大地降低了手机的生产门槛——厂商只需加上电池、外壳、一些定制零部件，就能生产一台手机。
背靠华强北丰富的电子元器件配套资源，迎来赚钱新契机的厂商大批转型做起山寨机，通常组装出一部新手机只需几周甚至是几天的时间，不仅如此，华强北的山寨机还能添加原机没有的功能，比如四卡四待、多系统切换，自带点烟器等新花样，价格仅为数百元，利润空间被无限放大。
相比于富士康、比亚迪高额的人工和物流成本，华强北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利用这种非对称优势，华强北名震全国，乃至世界。富士康的一名高管曾大倒苦水：“我们的高品质手机，再也卖不出去了。”
“只要不是傻子，都能大赚！” 在华强北，一台保险柜、一个计算器、一个记账本，一台手机便能开门做生意，有客户上门时，只需将元器件清单给客户打勾，确认订单之后，再满地调货把这单配齐，每日流水可达几十万。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商业模式，使得一米柜台走出亿万富翁的奇迹频频上演。
投机与暴利之下，华强北挤入了数以万计的商铺、电子公司，以及几十万电子从业大军，牢牢占据华强北的每寸缝隙。水涨船高，档口的价格被炒到一平米30万元/月，商铺的转让费高达百万，却仍一柜难求。
2007年10月12日，“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发布，稳坐全国电子产品市场交易龙头宝座；2008年，华强北被中国电子商会正式授予“中国电子第一街”的称号，华强北成为全国乃至亚洲的手机交易中心。高峰时期，华强北日均人流量达到50万人次，日资金流量达10亿人民币，华强北走向巅峰。
不曾料到的是，此时如日中天的华强北，已是败相暗藏。
盛世之后的危机爆发
谁也无法阻止时代的脚步，谁也躲避不了寒潮将至，华强北亦是如此。
在山寨机蓬勃发展的2008年，华强北有多达5000家山寨机商家，每天都有新款手机诞生，但这些手机制造商通常只在外观差异上做文章，产品同质化相当严重。
而与手机密切相关的元器件市场也开始从有序竞争滑入造假翻新的深渊，在包装、印标、封装、检测，全部印上知名大牌的标签，这种自杀式的造假，逐渐让华强北的口碑深陷泥沼。
贪欲终于反噬其身。2011年，山寨机市场规模已达2.55亿台，深圳监管部门因此发动了一场为期6个月的“双打”专项运动，遭遇警方突袭的山寨手机商一面紧锁大门，一面急于销毁证物，上千部山寨手机从18层楼上砸下，一地碎片满目狼藉。
成也山寨，败也山寨，曾尽享命运馈赠的华强北，开始节节败退。2011年，以诺基亚为代表的功能机帝国逐渐告别历史舞台，以苹果为首的智能手机一路攻城拔寨，国产手机也开始突飞猛进，前有华为、中兴、酷派等老牌手机厂商相继跟进，后有小米、魅族等具有浓厚互联网基因的新品牌崛起，纷纷推出性价比更高的智能机，“用户体验”的概念深入人心，山寨机急速遇冷。
随着智能手机更新换代的频率加快，华强北的商家们即便疲于奔命，也赶不上热门产品上市的速度。需知国内不少手机厂家每年在研发上的投入都是数亿乃至十数亿计算的，这绝非手机作坊能够承受之重，只得继续沿用抄袭、组装的老路子。
恶性循环下，利润空间被压缩至几元到十几元之间，远不能维持整个作坊的正常开销，若再不慎押错了机型，几万台库存只能烂在仓库，亏损越来越大，山寨手机的生存空间愈加艰难。
与此同时，势头渐大的电商行业不断瓦解着华强北，丝毫没有给其留出喘息时间。2014年，京东与阿里巴巴先后在美国上市，线上手机销售全面铺开，不仅价格公开透明，还可货比三家，加之物流运输体系的成熟，华强北曾引以为傲的优势荡然无存。
衰退来得比想象中更快。华强北苦心经营多年积攒下的声望与人气，在互联网浪潮前日渐式微，客流量的急剧下降，让华强北变得越发萧条，关门转让比比皆是，店铺空置率一度高达30%。
牵一发而动全身，山寨机没有了市场，以杂牌山寨机为主要客户的代工厂家大批跑路。2015年1月，东莞市兆信通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民自杀，绝笔信里感慨代工厂处境每况愈下，整个华强北的元器件市场风声鹤唳，一夜入冬。
祸不单行，满身疮痍的华强北再遭灭顶之灾。2013年3月起，因深圳地铁7号线施工需要，华强北路主干道封闭改造，一修就是4年，无数人的造富梦被打碎。
世事变幻无常，当2017年重新开街时，意欲大干一场的华强北，面临的已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曾经的组装PC、山寨手机市场，被品牌厂商们冲击得七零八落；实业家们在国外投资建厂，掀起一番关于制造业成本困境的大讨论；深圳的房价也在GDP增速“破7”后，突然赶上了北京。
昔日威风八面的华强北成了上一个商业时代的褪色标签，“华强北已死”的说法沸沸扬扬。不甘折戟的华强北曾在2017年依靠卖矿机短暂回春，但前后不过一载有余，在全球虚拟货币到达高点后，便以指数级速度下降，与其捆绑的矿机价格吐血直降，数万商户沦为“韭菜”。
如同一场幻梦，华强北再次跌落尘埃。
痛苦转型中前途未卜
当深圳从起于微末到日渐显赫，华强北的“山寨”标签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如果不转型升级，不创新品牌，我们就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也就无法与世界竞争”，政府决意壮士断腕，将这座“山寨王国”变作“创客天堂”。
2015年，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与腾讯创业基地、福田投资、前海国际资本管理学院、深圳湾等孵化器机构共同组成深圳创客联盟，华强与腾讯宣布分别投入100亿资源，在未来三年内，打造出100家市值过亿的新型创业公司。
然而四年多过去，这个宏愿仍停留在愿望阶段。根据深圳特区报报道，100多个国际创客先后来到华强北，把他们的创意变成产品，然后在美国、欧洲、东亚的融资平台进行融资，再回到深圳进行工业化生产。
但目前的整体融资环境还在持续转冷，从去年到今年涌现的上市潮已很能说明问题，烧钱的项目几乎再难拿钱，对于主打智能硬件的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来说，并不友好。
而斥资亿元打造的超过2万平方米的“中国最长地铁商业街”，热度褪去后，在开业的第二个月营业额就遭遇断崖式下跌，生意一落千丈，面对高昂租金，撑不住的商铺陆续解约撤离。
虽然华强北仍以亚洲最大电子产品集散地自称，但无论是赛格、华强公司不如人意的年报数据，还是原赛博的常年空置、万商电脑城定位几次调整，依然不振的事实，都在昭示着传统电子市场的凋零。
被裹挟前进的老华强北人不得不在求变中求生。2017年，明通数码城率先走出第一步，转型成为“明通化妆品市场”，华联发和紫荆城紧随其后，相继发布新的招商方案，只有零星未清理的手机户外广告，提醒着这里的过去。
“一部九成新256G的MAX卖6300元，也就能赚450，利润只有7%；现在美妆、护肤品零售的利润最高能到50%，就算批发也能有30%左右。”一名匿名档口主透露。
如今，在这些过去主要组装销售山寨机的商场里形成了一条诡异的分界，做化妆品生意的这边人头攒动，手机配件档口却鲜有问津。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倒腾进口电子产品到自行生产制造，从个人电脑到手机业的产业更迭，华强北见证过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时代造就了华强北，也抛弃了这里。
夜幕降临，闪烁的霓虹灯忽明忽暗，这条崭新街道上摆放着的“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招牌，在突如其来的大雨冲刷下，渐渐难辨面目。
未来的华强北会变成什么样？没人能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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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快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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