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陈浩洲
12月13日晚，外逃柬埔寨的职务犯罪嫌疑人项亨达被强制遣返回国。项亨达此前为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下陈街道同心村原党支部书记，因侵占村集体资金而外逃。
近年来，村官出逃被抓获的新闻屡屡见诸报道。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媒体公开报道的自首或被抓获的外逃村官已达到两位数，预防村官出逃、基层民主监督已成为基层治理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百名红通”村支书已落网，“百亿村官”未归案
同心村与缝纫机制造商飞跃集团相邻，记者通过天眼查查询发现，目前在该村注册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有41家，其中包括7家缝纫机生产及配件厂，41家企业中注册资本超过1000万的就有4家。企业云集产业发达，作为村里“一把手”的项亨达自然有了寻租空间。中央追逃办负责人指出，项亨达侵占村集体资金后外逃，是基层干部侵害群众利益的典型。
△项亨达（左）、吴权深（右）被抓获
记者注意到，在众多出逃的村官里，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大敦村原村党支部书记吴权深的案例很有代表性，他是“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中唯一一名村党支部书记。
吴权深曾经任职的大敦村有700多家工厂、7万多名外来工，是全国闻名的牛仔服装生产基地。利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便利，吴权深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收受巨额贿赂。吴权深潜逃两年多后，2015年7月在澳门被抓获。
△拆迁改造前的天河区冼村 图/中新社
和拥有产业的同心村、大敦村不同的是，毗邻珠江新城的广州市天河区冼村，是个“富得流油”的城中村。除了被征收的土地，冼村当时可以支配的留用地至少有460亩。而这巨大的土地财富，长期被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卢穗耕一人掌控。
2013年5月，当了33年村党支部书记的卢穗耕被免职，他随即带着家人潜逃出国。据媒体报道，卢穗耕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上世纪90年代已移民香港，后移民澳大利亚，卢穗耕也入了澳大利亚籍，目前仍未归案。
广州首开先河统一保管村官护照
吴权深曾连任五届村支书，先后被评为广州市、广东省、全国劳动模范；卢穗耕则因执掌广州最繁华城中村，被村民称作“百亿村官”而闻名。两人于2013年上半年先后出逃。2013年12月，广州市纪委在全国首开先河，出台严管村官出国条例，要求全市村官上交护照。
“以前出国出境比较随意，有一些村干部心存侥幸，进行权力寻租之后，一有风吹草动就外逃，我们查的几个案件都说明这个问题。”时任广州市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在发布会上点名道，“冼村原党支部书记卢穗耕就是逃到国外去的典型案例。”
据媒体当时报道，广州明确对全市1142个村中2014个主要“两委”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出国（境）证照实行统一保管制度，其办理因公、因私出国（境）证照须提供相关审批手续。
△出国（境）人员证件领取审批表 图/广州市纪委监委网站
广州首吃螃蟹在全国曾颇受关注，但记者观察发现，六年来各地效仿者寥寥，该规定的后续执行情况如何也没有媒体跟进报道。
谈及广州的做法，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广州属于经济发达地区，村官的配偶等直系亲属在海外工作或求学的情况相对较多，为避免产生“裸官”，才将护照管理人群扩大到村级。
“中央已出台文件，明确要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将护照或出国（境）通行证件交由发证机关指定的部门统一保管。实际执行中，部分地区在乡科级干部中也推行这项规定。”庄德水表示，村官上交护照后还应提供配套服务，防止他们产生抵制情绪。“其实如果能采取更柔性的方法，效果可能更好。”
刚刚归案的项亨达外逃10个月后才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于这种滞后现象庄德水表示，有些村官是听到了风声后提前溜走，还有一部分是村官成功逃脱是由于官方信息不对称，公安部门大多以经济问题立案，但司法和纪检监察部门没有掌握外逃村官的信息。他建议各部门建立联动机制，一旦发现村官失踪，应该启动预警机制快速追逃。
专家建言：预防村官腐败要形成上下联动机制
目前全国外逃的村官数量有多少，暂无官方数据披露。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媒体公开报道的已回国的外逃村官达两位数，其中村“两委”干部占绝大多数。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外逃的村官此前执掌的村大多资源丰富或产业发达。在庄德水看来，村官掌握的资源越多，闪转腾挪的空间就越大，也更容易出现“小官大贪”。“我们评价官员腐败的大小，不能只看行政级别，还要看他们掌握的资源、贪腐数额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江苏徐州铜山区拾屯街道杨东村的政务村务公开栏 图/铜山区政府官网
“当下基层治理比较滞后，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于腐败治理的需求。”如何预防腐败发生避免村官出逃？庄德水建议，从顶层设计上推进基层治理，推进村务公开建设，让基层民众参与村级事务决策，对包括村“两委”在内的村干部实行监督制约。具体来说主要有两点：
一是自上而下的监督。除常规监督外，还要加强基层巡查，不定期到重点村开展巡查工作。不少村官的腐败是因为村里资源丰富，有土地、矿产或者效益好的企业，存在寻租空间，上级纪检部门应要求村务公开，对公共项目实行招投标等等。
二是自下而上的监督。村干部的工作能力怎么样，当地群众最有发言权，群众参与监督也与自身权益息息相关，要激发群众参与监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把基层监督的潜能释放出来，形成上下联动机制。
“除了加强监督，选准人、选对人也很重要。”庄德水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有些村党组织涣散，权力长期被家族势力、黑恶势力把持，村干部不能为群众谋利益，这种情况下要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发挥村民自治制度的作用，把想干事干实事的人选拔出来。
△浙江金华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挂牌成立 图/央广网
“当下基层对村官的权力监督有很多创新，例如浙江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选举产生了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形成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之外的‘第三委’组织，改善了村组织的权力结构，用组织监督的方式约束村官。”庄德水告诉记者，后陈村的实践已坚持15年，产生了示范效应，值得各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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