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庶
朴树租住在郊区的别墅里，别墅里只有朴树、妻子和狗。当被人问起是否想过要一个孩子时，他都会沉默一会儿才说：“自己都还没做好当一个好父亲的准备。”
四十多岁的朴树，自己就像个孩子。他有两条爱犬，之前他们不乖的时候，朴树经常会吼他们，对他们不耐烦，发脾气。
后来发现他们越来越爱撕咬打架不乖，训练师告诉他是因为他们不自信。从那以后，朴树尝试着接纳他们的不乖和缺点，他对两条爱犬说话开始变得温柔，从来不对他们吼叫。朴树常常说，他们就像自己没有被父母教会自信的孩子。
01 过高的期望，感受不到的爱，只会造就一个失了望的孩子
“朴树”原名“濮树”，出生于北大的家属院里，父母是北大教授，兼博士生导师，他们取名的寓意是想让濮树跟树一样坚实、茁壮。濮树兄弟俩，他是家里的小儿子。小时候的乖戾，让父亲从小就对濮树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做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家属院里的孩子们都立志成为科学家，他们的成长路线是：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北大—出国留学。
“小升初”那年，整个北大家属院里参加“小升初”的同学沸腾了。濮树看到成绩榜后傻了，当时北大附中的录取线是173.5分，他考了173分，就这样他以0.5分与北大附中失之交臂。原本要强的朴树情绪突然一落千丈。在那个以成绩论成败的年代，哥哥的优秀，周围同学的优秀，父母的优秀，让他开始自我否定。父亲也很失落，为了朴树能上北大附中的事奔走了一个月，也没有任何结果。而这0.5分却成了濮树和父亲过不去的一个坎，好像也成了濮树的宿命。整个夏天濮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他的心结是：“北大教授家的孩子没考上北大附中，是一件多么打父母脸的事。”
初中濮树只好上了北大二附中。以他的入学成绩，在二附中还算拔尖的，在那个重文轻武的年代，濮树很自然的在班里当上了班长，他刚上任就在班里干了四件大事。第一件，每天他和文艺委员带着班里的同学一起弹唱。第二件，濮树穿一件军大衣，背一个军挎包，每天带着班里的同学读一段毛主席语录。第三件，给班里的同学理发，理那种最新潮的寸头。第四件，他领着八个同学逃课。前面的前卫也就算了，但是中学生逃课，带头人还是班长，班主任怎么能容忍。因此，濮树的班长一职被撤了。
小升初0.5分的结，再加上班长一职被撤。外因的强大总是让濮树感受到内因的脆弱，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十足的Loser.从那以后他就病了，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开始严重不合群，话少，失眠。有一次，姨妈来家里，他见濮树总是沮丧着脸，便问：“我怎么没见濮树笑过？”给濮树做心理诊断的医生跟濮树聊了半天说了一句话：“青春期忧郁症。”妈妈带着濮树去医院做心理测试，结论是“差3分变态。”濮树的忧郁让父母害怕。
约翰.贝曼说:“父母真正要做的是接纳。不管孩子是什么样的，也不管我喜不喜欢，我都要接纳，接纳我的孩子是这个样子。就像天下雨了我不开心，可是我接纳一样。反之，他只是听到了你过高的期望，感受不到你的爱，虽然你以为你爱，可是他已经绝了望。一个绝了望的孩子又会怎样呢？”
02 孩子叛逆预示着您和家庭需要改变
那年，哥哥濮石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暑假比较闲暇。当时父亲濮祖荫正在德国讲学。濮石写信给父亲，要买一把电吉他。濮祖荫花了三百多马克托人买了一把，从西德途经前苏联再到北京，一万多公里扛回来。濮石弹了一个暑假。开学想带到大学，父亲阻拦说：“三百多个马克的东西，你带到学校去，弄丢了怎么办？留下来吧，等你回来再弹。”在父亲劝说下，濮石只好忍痛把吉他留在家里。受哥哥濮石的影响，濮树也对吉他产生了兴趣，忧郁的那段日子里，濮树便拿着这把吉他弹了起来，也许是宿缘，濮树深深的迷上了这把吉他。内心孤独的濮树常常与吉他为伴。学期末的寒假，濮石放假回来，听了弟弟弹吉他，吃惊地说：“你弹地比我好啊。”于是把那把吉他送给了弟弟。
濮树天天抱着那把吉他，捣鼓来捣鼓去。眼看中考了，父亲着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对濮树说：“你能不能暂时先把吉他放放。”濮树信誓旦旦地告诉父亲：“音乐比我的生命还重要。”父亲没有在意，他以为濮树只是三分钟热度。直到有一天，濮树把父亲买给他的游戏机偷偷卖掉，用换来的钱报了一个吉他班。父亲信了，他心想：看来这小子这次是玩真的。就这么濮树借着叛逆期混过了初中和高中，在高二的时候，濮树因忧郁严重父亲给办了休学。休学期间濮树仍没闲着，他和同学组了个乐队，每天晚上去北大的草坪弹琴。父母眼看着他进进出出，做一些“格格不入”的事，也拿他没办法，只能任凭成长。
濮树的青春期，对父母来说很漫长也很躁动。高三要重新返校时，濮树理直气壮地对父亲说：“我不想考大学了。”父亲一怔：“北大教授的儿子不考大学？”他们对濮树的教育观念虽说已是放任，但是再怎么说也得读个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啊。对于“不上大学”这件事，父母坚决不同意。在父母的威逼下，濮树花了半年时间狂看书，狂刷题，最终高考考上了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拿到录取通知书，他递给父母：“我是为你们考的啊，不去了啊。”他留着香港音乐人最时兴的长发，继续开始他与吉他的狂欢，每天家里只听到濮树把吉他扣的“咚咚”响的声音。大学快开学时，父母三番五次劝说，濮树终于同意去上大学。刚上大学，他那扎眼的长发引起了校书记的注意。书记要求他剪掉。濮树炸了：头发是我的，我想理就理，不想理就不理！刚放下心的父母听到这件事后，又开始提心吊胆起来。
父母担心濮树，上大学都让他走读。每晚10点半，父母见濮树抱着吉他出去，去家门口的小运河边弹琴唱歌，第二天早上4点回来，风雨无阻。大二的时候，濮树突然说什么也不去上学了，父母无论怎么劝说他也不去，他倔得像头驴。不想就这么放弃濮树的父母，四处托人、找关系给他保留了一年学籍。一年后他还是坚决不去，理由是：青春就不能这样白白耗费掉，应该干点有意义的事。从此他开始把自己关进屋子里，父母很少能跟他搭上话。父母不知道他心里想得是什么，只要每天能听到屋子里的“咚咚”的吉他声，他们就是放心的，起码知道他是安全的。
朴树的行为在一次次降低父母的期望值。
约翰.贝曼说:“叛逆其实就是一个信息——它告诉你有一些东西需要改变了。这并不代表只有孩子需要去改变，有时候是整个家庭都需要做改变的。”
03爱孩子的优秀，也爱他的平凡
时间更替，转眼又是一年春天蹑步而来，那是1996年的春天，濮树终于从窝着的屋子里走了出来，和母亲能搭两句话，瞧着他状态能稍微好点，母亲伺机问他：“要不要出去端盘子？”濮树一楞，如果按时间计算他也该大学毕业了。他才意识到自己似乎应该出去赚点儿钱，起码得自己养活自己了。朋友知道他在音乐上有些天赋，就劝他写几首歌去卖钱，还把高晓松的电话给了他，几经辗转他找到了高晓松。一直向往“诗和远方”的高晓松听完濮树的试唱并没多大感觉，但是他看到了濮树的音乐才华，于是他把濮树介绍给了宋轲。高晓松回忆说：“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宋柯哭，听完濮树的《那些花儿》，宋柯哭了，哭得像个孩子。”接着朴树又唱了那首灵感来源于母亲哼唱的《白桦林》。宋柯又一次感动的一塌糊涂。宋轲让朴树别卖歌，直接自己唱，于是他们成立了麦田，“濮树”也正式更名为“朴树”。《白桦林》这首歌一经发行，红遍大江南北，就连北大的校园里都是朴树的《白桦林》。父母渐渐默许朴树的坚持，也许在他们所有的教育案例中，朴树就是个特例，要用特殊的教育方法。
2000年，听说儿子要上春晚，大年三十晚上，朴树的父亲濮祖荫和母亲刘萍老早就搬好凳子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看儿子，总算等出来了。父亲略感骄傲的看着电视机上的儿子说：“这小子，总拉着个脸，好像别人欠他钱一样。”2000年春晚之后，朴树红了，他的采访更多了，演出更多了，开始有歌迷在演出现场门口堵他，尖叫。这让朴树不适应。成名使他的病情迅速加重，他又开始封闭自己。他开始拖延写歌，拒绝演出。经常一夜不睡，早上打个车去机场，傍晚时分坐在大理的洋人街上，喝着啤酒。刚放下心的父母心脏又提到了嗓子眼。母亲着急了，朴树回到家，母亲小心的询问他：“我听了你的歌，你这两年是不是过得不快乐？”朴树突然就哭了，他赶忙去洗脸，再装作大大咧咧的样子走开。对父母来说，朴树的心里似乎有一片防御森严的领地，拒他们于千里之外，难以靠近，面对他，父母时时感到手足无措。
2012年的炎夏，朴树走出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抑郁折磨，终于与麦田公司解约，组建了自己的乐队，自己开始做唱片。自己做唱片，很多时候朴树要应对各种孤立无援的尬境，令他舒服的是，他总算找回了自己的初衷，只为音乐狂。2013年金秋十月，北京的天气凉爽起来，朴树在北京举办第一次个人演唱会。父母听说朴树要开演唱会了，给儿媳妇吴晓敏打了五千块钱，让帮他们买两张演唱会的门票。儿子十年没出专辑了，他们担心世界忘了他。这也是儿子在家乡北京第一次办演唱会，他们要去增加两个观众。现场的父母听着朴树的演唱会，泪流不止。父亲濮祖荫经常在采访中说：“我虽然不懂音乐，但是我能理解儿子对音乐的执拗，就像我对物理的执拗。”
父亲濮祖荫在做一次空间物理的讲座的时候，主办方介绍，“这是濮树的爸爸。”下面二三十名研究生齐刷刷鼓掌。这不是第一次了。空间物理界的同行打趣说：“你现在没有你儿子出名了”。他不无得意：他比我出名更好。
林文采说:“所有的心理治疗是爱和宽恕。”
每个人的在成长过程中都有一段跟父母的对抗，然后又随着成长而和解，也许这就是生命。对孩子爱的视角不是眼睛，而是心灵。不光爱他的优秀，也爱他的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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