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1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对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支付宝公司”）诉李某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并当庭作出判决。
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李某使用虚假、欺诈手段，向支付宝公司申报不真实的非授权支付损失赔偿，违反了双方之间的网络服务合同约定，构成违约，依法判决其赔偿支付宝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001元。
谎称账户遭盗刷获赔
2019年5月16日，李某联系支付宝公司，声称其手机在旅游时丢失，导致个人支付宝账户内的3050元被盗刷，并要求赔偿。在李某提交相关理赔材料后，承保账户安全险的保险公司向李某进行了赔付。
据了解，在发生所谓“盗刷”事件的当天，该账户共发生了5笔支付交易。其中，李某认可前两笔交易是其本人操作支付的，而对于后3笔交易，李某则称是在手机丢失后被他人“盗刷”的。
支付宝后台数据记载，当天5笔交易登录支付宝APP的手机IMEI码均相同，且均通过密码验证方式完成支付。期间，还通过验证原支付密码的方式对原密码进行了修改。种种迹象表明，这些支付交易均在同一设备完成，且设备持有人知悉账户支付密码。
然而，在事发近一个月后，支付宝公司却发现，李某通过“人脸校验”的方式在相同IMEI码的手机上登录了支付宝账户。IMEI为手机串码，是生产商在手机出厂时设置的独一无二的编码，相当于手机的“身份证号码”。而“人脸校验”通过用户具有唯一性的生物信息进行身份认证，他人无法用此方式操作支付宝账户。这就意味着，李某在其声称已丢失的手机上重新登录了支付宝账户。
此种异常触发了支付宝智能安防系统警报，提示李某存在虚假申报赔偿的情况。支付宝公司在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后，认为李某虚假申报情况属实，遂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
支付宝公司认为，上述情况及该支付宝账户的其他异常操作行为，足以认定李某所述手机丢失及账户资金被盗一事未真实发生。李某谎报账户资金被盗，浪费了支付宝的服务资源，侵害了支付宝的服务系统。故诉请法院判决李某违约，要求其赔偿支付宝公司损失1元，并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10000元。
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在庭审中，李某解释称，其手机并未丢失，而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同学拿走，由同学使用其支付宝账户及密码代为交纳就业安置费，而自己事先完全不知情。
杭州互联网法院认为，该解释明显具有不合常理之处。例如，同学拿其手机代为交费，既不可能长时间将手机占为己用而不予归还，也不可能在交费后不将相关情况告知李某。更不可能在进行支付后，私自对账户支付密码进行修改。此外，支付宝交易数据显示，所谓“盗刷”的3笔交易的收款人均为个人，明显不符合向学校交费的解释。
依据李某与支付宝公司双方签订的《支付宝服务协议》第六条的约定，支付宝用户不得从事可能侵害支付宝公司的服务系统、数据的行为。此外，李某在《理赔申请书》中承诺：“如我的陈述或提交的理赔申请资料中存在虚假、欺诈，我自愿按照《支付宝服务协议》第六条之规定，对侵害支付宝服务系统、数据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认为，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当事人在网络服务合同中已约定，支付宝用户不得使用虚假、欺诈等手段向支付宝公司申报不真实的非授权支付损失赔偿，以免扰乱支付宝正常的支付服务保障秩序，并对支付安全防范智能风控系统造成数据污染。
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在李某申诉账户遭“盗刷”事件前后，该支付宝账户存在与李某报案陈述相互矛盾的异常操作，再结合李某庭审的辩解，显示在系统数据反映事实、李某报案陈述事实及李某事后解释事实三者间，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故在李某不能提供任何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支付宝公司主张按系统数据反映情况，从高度盖然性的层面认定李某存在谎报账户被盗、虚假申请赔偿的事实，符合司法上的事实推定规则，法院予以采纳。李某违反了双方协议约定，构成违约。
违约损害赔偿是否应获支持？
依据《支付宝服务协议》第六条，支付宝公司与李某就案涉理赔事件达成的补充协议约定，李某使用虚假、欺诈手段向支付宝公司申报不真实的非授权支付损失赔偿，构成违约，应对侵害支付宝服务系统、数据的行为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该公司为调查上述交易情况而付出的各种成本，如交通费、通讯费、诉讼费、律师费等。
在本案中，支付宝公司主张李某的违约行为侵害了支付宝的服务系统、数据，给公司造成损失，要求李某赔偿经济损失1元及本案维权开支的律师代理费10000元。
支付宝公司指出，为了向用户提供良好的服务，其搭建了专门的服务系统，包括服务人员的管理系统和服务人员使用的硬件软件系统。支付宝公司在接到李某的报案后，客服人员曾多次与李某进行电话沟通，询问案情，了解诉求，并根据李某的陈述对交易情况进行还原，接收李某提交的理赔资料，代为办理账户安全险理赔手续。这些工作占用了本应为其他正常用户提供服务的商业资源，降低了支付宝的服务效率和服务体验，对支付宝服务系统造成损害。
与传统的刷卡支付等方式相比，支付宝具有操作简便、支付快捷、免密支付、用户体验度好等特点，但在给用户带来支付便利和效率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为此，支付宝公司从早先提出“你敢付、我敢赔”，到现在承诺的“疑案先赔”，就是希望通过技术创新，建立一种新型的信任机制，强化对用户权利的保障，在促成交易的同时，解决网络上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问题，进而普惠全社会。
杭州互联网法院指出，这种信任机制的基础源自支付宝系统数据的真实性，即通过用户的海量数据，开发出对行为预期判断的智能识别模型系统。若支付宝用户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进行虚假、欺诈的操作反馈，必然会对支付宝数据造成污染，支付宝公司需耗费资金进行识别、筛查，此种损失确实存在。
在本案中，李某申报赔偿行为前期已植入支付宝数据，为剔除该错误，必然造成人力、物力的耗费，给支付宝公司带来损失。判决指出，该损失从法律层面难以精确量化，支付宝公司从警示、教育的考虑出发，主张1元损失赔偿及因维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0000元，符合双方之间的协议约定，具有合理性。
《中国审判》杂志开始征订啦！
最精美的版式
最精彩的案例
最前沿的庭审
订一本生动权威的法制新闻半月刊相当于交了一群高品位的法官朋友
欢迎订阅 2020 年度《中国审判》杂志
下载征订单
本期封面及目录
《中国审判》杂志2019年第21期
中国审判新闻半月刊·总第235期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本人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souzhinan.com/hlw/2184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