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部叫《保密局的枪声》的影片在全国上映，先不说故事情节有多紧张、多刺激。在北京，30多家影院同时上映，24小时不间断播放；在首钢，《保密局的枪声》放映5场后依然无法满足职工需求，又加映3场，有的观众一连看了8、9遍，情节都能倒背如流；在哈尔滨，一家电影院自发装扮起彩车，挂上电影片名和长影厂标的横幅，热热闹闹地在大街小巷开过，车上的人敲锣打鼓纵情欢呼。影院出彩车并不仅仅为了宣传造势，发动群众去买票看电影，他们也是欢呼长影有出产一部好片子。那些天，影院一票难求，万人空巷。以后，这种为一部影片而彩车上街的盛况恐怕再也看不到了。
电影《保密局的枪声》海报的设计独具匠心。
影片的导演叫常彦，常导曾经充满激情地回忆这部让他骄傲的电影。他说，《保密局的枪声》是十大卖座影片的冠军。六亿人次的观众，一亿八千万 票房，卖出一千多个拷贝。这些数字在当时可不得了。全国人口有多少？九亿六千万，就是说三分之二的人都看了这部电影，一张票才两三角钱。在那个不知道“票房”、“贺岁档”为何物的时代，电影是最早用数据衡量的行业——门票。这个数据不仅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就算放在今天，也是非常骄人的成绩。
1978年，长影全面恢复了影片生产，导演常彦本来计划拍摄《济南战役》，因故未能拍成，他想改抓一个反映地下斗争的题材，便请曾合作过的编辑郑荃去了解素材。郑荃和助手金德顺到青岛取材时，无意间看了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他们觉得小说的故事情节惊险而又精彩，适合改编成电影，就写信向常彦推荐。常彦从图书馆借来原作观看，认为从电影艺术角度讲这本小说很有潜力。同时，他联想到“文革”中许多做过地下工作的同志被打成叛徒、特务，也想借这个故事为他们说句公道话，因此下决心把小说搬上银幕。
晚年的导演常彦（左）和长影的老姐妹陈学洁（中）、柏瑞桐在一起。
剧本初稿完成后，常彦、郑荃、金德顺等主创人员专门到上海拜访了小说作者吕铮，并在上海档案馆查阅敌伪档案，采访了从事过地下斗争的同志。然后，经大家集体讨论，形成了剧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获得长春电影制片厂同意 ，影片于1978年9月开拍。
当年电影院上影《保密局枪声》的情形。
影片开拍时用的是小说的名字《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后改名为《黎明之前》，直到影片拍摄完，常彦又决定改名为《保密局的枪声》。当时有人说这个名字有点像好莱坞似的？常彦笑道：这么一说，还就这么叫了！
常彦本来打算拍彩色片，并申请使用进口彩色胶片，但因该片是个“小题材”，不是制片厂里的“重点片”，故而厂里只允许他用国产彩色胶片。常彦认为，如果接受国产彩色胶片，无异于默许对“小题材”的歧视，便索性提出拍黑白片，以影片质量比高低。因为黑白片的处理比彩色片要求更严格，且当时长春电影制片厂冲洗、印制黑白片的工艺流程已停用多年，厂领导不太同意他的想法。而他说服厂领导的理由是，用黑白胶片更适于表现特定年代的气氛，如果处理得当会比彩色片更有特色、更有艺术表现力。
为求脱出俗套，常彦在影片结构上特意没有把主人公搞到敌特潜伏计划作为全片中心，而是试图以主人公在敌人心脏中隐蔽下来取得信任，直到获得潜伏计划等诸多情节构成一个奇峰迭出的布局，然后采取层层攀登的手法在每一个“出乎意料”上做文章，从而最终阐明全片的主题：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为此，他在文学剧本基础上增写了影片的序幕和尾声，打破常规，不让影片结束上主人公刘啸尘身上，而是在结尾处突出老三（常亮），以深化主题。
《保密局的枪声》拍摄现场。
常彦执导该片时面临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在艺术创作方面要扫除极左文艺理论的束缚。剧组里年轻演员居多，戏里面又是反面人物居多。不论是老演员还是新演员，都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表演。只有陈少泽演的刘啸尘和向梅演的史秀英是“好人”，还有一个李启民演的老三，一直没有公开真实身份，表面上还是个“坏人”。这让演员们感到无所适从，因为如果把握不好，就可能背上“丑化正面人物”或“美化反面人物”的罪名 。
《保密局的枪声》拍摄现场。站在摄影机后面穿黑衣者就是导演常彦；掌摄影机的是高洪宝。
这是他们在公园秘密接头的一场戏。
为此，常彦鼓励大家解放思想，演正面人物的演员不要把地下工作者视为超人，对反面人物也不要在外形上丑化，首要把他们还原成人，认真研究“披着人皮的豺狼”这个词语，摒弃脸谱化、公式化的表演形式。演员没有了负担，表演就放开，不再缩手缩脚。
为了尽可能地还原旧上海的风貌，剧组在场景布置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街道、弄堂等场景的搭建，都力求真实。尤其是电影里的重头戏的场景——百乐门舞厅。百乐门里刘啸尘打死叛徒，开枪自伤以获取敌人的信任。这场在百乐门的戏，也成了全片最紧张刺激的地方。而为了使影片更加真实，电影中的几个主要演员全部来自上海，摄制组认为，只有真正的上海人才能把握人物的精髓，演出地道的感觉，因此选用了上海青年话剧院的大帅哥陈少泽扮演男一号刘啸尘，而女主角史秀英的扮演者则是来自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向梅，影片从1978年9月开始到1979年春节拍摄结束，他们一直忙到了大年三十才从取景地坐火车返回上海。
在美术造型方面，他要求化妆师不要因为故事发在敌特营垒中而故意“丑化”，即使是反面人物，也应像对待正面人物一样，注意生活、真实。对布光，他要求生活化光线处理与戏剧化光线处理要兼而有之，坚决摒弃“敌俯我仰、敌暗我亮”之类“照明也要讲阶级”的谬论。
《大众电影》1979年第四期中心彩页重点推荐。
1979年《大众电影》的4、5期连续介绍《保密局的枪声》，实数罕见。
厂里审查双片的时候，不知道消息怎么透露出去了，看样片的人特别多。三百多个座位的小礼堂，座无虚席不说，连过道两旁都占满了人。如果不是有人看守，平常厂长做的位置都得让人占了。常彦看了看周围，有的人认识，有的人他也不认识，据说还有长春几家报社的记者。为保证厂长审查影片，厂办的人提出清场，这时常彦站了起来说：今天来了许多朋友看这部片子，可以肯定地说都不是摄制组通知的。不论朋友是怎么来的，都出自对影片的关心。我建议就不要清场了，让大家看片。我唯一的请求就是大家看完影片，把意见留下来。
多年后刘啸尘和史秀英扮演者陈少泽和向梅相聚，感慨万千。
影片放映结束，大家起立鼓掌，长达五分钟的热烈鼓掌。长影小礼堂的影片审查往往是风向标，常彦知道这部影片要火，但他没有想到能火到那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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