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亦菲主演的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因受疫情影响，一再耽搁上映排期。然而，据外媒The Disinsider报道，迪士尼已开始筹备续集。为何美国那么热衷于用花木兰的故事来发声？可能我们要回溯到1998年的《花木兰》动画片了。
1998年，迪士尼推出《花木兰》动画片，获得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音乐/喜剧片最佳原创配乐的提名；获得了第26届动画安妮奖最佳动画长片、最佳导演，这是动画领域的最高奖项。
《花木兰》在美国上映，创造了当时的票房记录，美国硅谷的主流媒体《圣荷西水星报》称：“在美籍中国人适应主流社会150 年以后，动画片《花木兰》代表了主流社会发现可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一些东西。”尽管《花木兰》在中国惨遭票房的滑铁卢，但这是美国动画电影以中国故事为题材的第一次尝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花木兰》以中国元素为题材，它是怎样叙述中国故事的呢？好莱坞为什么选择中国作为叙述对象？中国形象，对他们和他们的电影，有何帮助？
好莱坞与文化帝国主义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商界就惊喜地发现，美国影片的放映，常常引起对美国商品需求的增加。据当时的估计，出口1英尺美片即可以促销1美元的美国产品，出口12万个电影拷贝就等于派出12万个“美国大使”。
历史上有几个事件，也充分说明了好莱坞影像的文化帝国主义威力：
早年美片出现新型缝纫机的图像，曾使美国出产的缝纫机在海外一度脱销。
美片营造现代的工作条件，曾引起巴黎工人罢工，抗议法国工厂的不良环境。
美国明星在一部影片中手把手地教当地男孩做汉堡包，曾诱发对地中海饮食文化即将濒临消亡的争论。
阿根廷观众发现一部美片中影星不穿内夹衣，又一度造成该产品在市场上的滞销。
德国著名导演文维姆·德森承认：“美国人已经殖民了我们的意识。”这里的殖民，指的是影像的殖民，而影像的殖民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指美国文化(“北方”)对拉美国家(“南方”)的影响，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人们所熟悉的“东方”与“西方”。
中国传奇故事第一次美国化和全球化
在中国，花木兰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她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 这个传奇故事透过多种形式代代相传，曾经是民间口口流传的故事，也曾经是诗词、歌曲、戏剧和教科书的主题，甚至曾经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
1998年，迪士尼公司以此为题材制作了动画片，这是迪士尼的第36部动画片，在新加坡首映后，在全球循环放映，总收入达3亿美元，成为迪士尼利润最高的影片之一。
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和文艺批评家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说：“将东方视为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更有价值。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花木兰》动画片保留着基本的中国传奇故事情节，又增加了崭新和奇异的文化面貌，引领了当今世界的新传奇。在这之前，迪士尼基本都是从英国故事或者西方经典童话中吸收养分、提取灵感，而这是迪士尼首次改编来自亚洲的故事，来自中国的故事。
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个案，迪士尼巧妙运用了文化转换的功能。所谓文化转换，是指不同文化相遇时，一个文化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改造其他文化、据为己用的过程。从个案可以透视出，中国故事传奇，被跨国公司西方化和全球化的进程。
木兰的传奇，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的民间传说和诗歌。花木兰生活在汉代，在当时官方的史书并无纪录，是否真有木兰其人也无从考证。尽管如此，在中国境内，仍然有不少村庄和县市号称自己为“木兰的故乡。”
动画片的历史背景是匈奴入侵中原。单于率领匈奴大军攻打长城，直逼中国帝都。皇帝立即命令每家选派一名壮丁入伍，抵抗匈奴。木兰是个蔑视传统、思想解放的女孩子，但她还是奉父母之命去相亲。
由于木兰养的幸运蟋蟀的捣乱，相亲不欢而散。善解人意的父亲随而安慰沮丧的木兰，就在此时，父亲接到了皇帝入伍打仗的旨令。木兰担心年老的父亲无法承受征战的折磨，于是，她束起长发，穿上父亲的戎衣，深夜离家从军。
木兰此举惊动了祖先神灵，他们紧急磋商，决定遗派一条龙保佑木兰平安归来。一只淘气的木须为了赢得家庭卫士的美誉，设法争取机会与蟋蟀一起陪木兰出征。在军中，木兰和其他士兵一起艰苦训练。木须的存在既带给她欢乐，也制造了不少麻烦。
花木兰起初很难达到军官的要求，但凭坚持努力、毅力和聪明，得到了战友以及将军的尊敬。木兰的部队转移行军，准备开战，在大雪覆盖的山道上，与匈奴狭路相逢。在实力悬殊几乎必败的处境下，花木兰机智地制造了一场雪崩，消灭了大部分匈奴士兵。
木兰在此役中负伤，医生疗伤时发现了她身为女子的秘密。将军不得不将她驱逐出队伍，在归家途中，木兰发现单于和匈奴士兵仍然活著，而且攻破都城抓了皇帝做人质。木兰想方设法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皇帝。
后来，在战友和木须的帮助下，她消灭单于拯救了中国，带着皇帝的祝福荣归故里。最后，电影以将军来到木兰家探访并留下吃饭作结。
迪士尼公司创立于1922年，多年发展成为一个成功的跨国集团，其业务涉及电影、主题公园、房地产以及其他娱乐事业等多个领域。迪士尼是美国大众文化领域中，文化转换的主要执行者，是媒介组织，它对文化转换过程以及文化成品有很大影响，它有一套完整的流程来取用素材故事，最后巧为己用。
1.孝道与爱
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木兰故事是表扬孝道的传说。孝道在中国是最重要的一种价值规范。按照儒家的说法，孝道包含以下几层意思：(1)孝敬父母；(2)尊敬、服从；(3)接续香火；(4)荣惧家族；(5)纪念祖先。
在中国文化中，孝道是最重要的伦理原则，它要求人们对父母要孝敬，对君王要尽忠尽职，这些都和品德的修炼有关。因此，有把木兰列为“二十四孝女”和“孝道将军”的说法，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木兰是为了尽孝道而替父从军的。
对外国故事的改编至少可以满足两种组织功能：
—是它可以增加迪士尼产品的多样性，使迪士尼产品给人一种全球化的印象；
二是由于这些故事在当地早已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可以降低制作风险。由此可见，对木兰故事的改编，可以说是迪士尼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
2.角色与符号
动画片部门主任Roy Disney说：“《木兰》是个好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不到中国龙，看不到中国的民间传说以及任何具有神秘色彩的角色，这和我们的日常印象是多么不一致。平日当我们想到中国时，脑中浮现的总是绵延的山脉和龙。为什么不让动画片多加几个有趣的角色呢?”于是，小蟋蟀和龙这两个角色登上了银幕。虽然影片注意到龙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但却把中国龙设计成无厘头的木须，这曾经受到不少诟病。
起初，迪士尼制作团队是要将木兰的故事处理成常规的女性电影：美丽的反叛者寻求爱情的故事。但他们发现以往的女性与木兰比起来，过于感性、过于风骚和过于西方化了，若按照老路子，会削弱木兰这个角色所要真正表达的东西。
两年之后，制作小组重新改写了整个剧本，淡化处理爱情，木兰成了一个年轻女性发现自我的故事。这个过程表明，像迪士尼这样的媒介组织并不总是按常规运作，它也保留一定的试验空间，守住本来的阵地，又让观众有所期待。
3.美国化和普及化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提到：“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
迪士尼努力将外国文化改编成美国的和全球的文化产品，动力来源就是追求全球市场。为了使文化产品能打入美国乃至全球市场，异国的文化产品必须被美国化和普及化。这个过程与“本质化”的过程同步，即制作者必须首先确定异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使之服务于文化转换者的需要。木兰的故事主题反复修正，正是这个原因，以求满足全球观众的品味。
除了将孝道转变为对父亲的爱之外，迪士尼还赋予了女性主义与个人主义，这样，木兰的主题就进一步被美国化和西方化了。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女性主义则方兴未艾。在美国的公开场合，若对女性有偏见，则被视为政治不正确，女性已经逐步与男性平起平坐。
木兰对自我身份的追寻，是影片的一个突出主题。强调个体性，尤其是对女性个体的强调，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非常罕见。迪士尼强调，寻找自我是不间断的过程，也是具有普遍性的主题。《花木兰》正是诉说了忠诚勇敢的女孩寻求自我的故事，有其跨时间、跨地域的魅力。
4.真实性与本土性
中国观众对影片的一个普遍反应是认为它不够真实。中国影评家也多把注意力放在迪士尼对这个中国传奇的文化误读上。
无疑，这个中国故事已经被迪士尼化和美国化。事实上，文化真实性的问题并非黑白分明的问题。即使在中国社会，木兰是否真有其人尚且无从考究，她的故事也有多种版本、多个角度，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对木兰的再诠释仍在继续。
5.真实性与娱乐性
就迪士尼公司而言，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肯定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就商业运作之下的影片而言，再诠释是必然的，否则不可能赢得观众。影片往往讲述的是一个个故事，对大多数观众来说，文化的真实性并非第一要义，它的娱乐性，娱乐大家才是最重要的。
木兰在世界各地的巨额票房收入，说明了它在不同文化中都受到欢迎，也印证了，一个文化产品越是让人愉悦，观众就越能够宽容它的异域面貌。
迪士尼以中国元素观照美国自身
1902年，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提出镜中我效应，这个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其他人对于自己看法的反映，他所具有的这种自我感觉，是由别人的思想、别人对于自己的态度所决定的。”
顾名思义，“镜中我效应”的内涵是，就像我们只能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长相，“我”对自我的认知也都是来源于别人对我的看法。因此，与一般社会心理学理论所提倡的“不要在意他人看法”的观点相反，“镜中我效应”指出，每个人的“自我观”都是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形成的。
显然， 迪士尼公司想以中国元素作为“他者”镜像来观照美国自身， 影片让我们看出了美国精神，但是问题依旧存在——好莱坞为什么要用中国元素来表达美国精神？如果说我们把中国比作一面镜子，那么美国就是想通过镜子了解另一个自我，即通过 “他者”达到自我认同的目的。
动画片《花木兰》 在此处就成了那面镜子，他们通过镜中的花木兰告诫自己，重塑自我。 西方将东方塑造为“他者”，而在东方的他这形象中，中国形象，可以作为最遥远的东方代表国度，正好作为自我的对立面。
好莱坞选取的中国元素也是深入中国文化的精髓，花木兰故事原型更要追溯到上千年前的中国文化，功夫、龙等这些元素只有中国才拥有。采用中国的视角，其目的不是为中国做宣传，而是要通过中国元素讲述美国精神，跳脱所有的限制，以一种极度旁观的姿态来审视美国，使得美国人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
在《花木兰》中，好莱坞抛弃了忠孝节义的观念，采取追求女性自主、自立、自由的精神，实际上是否定中国的传统观念而言说美国的主流思想。也就是说，美国以中国作为镜子，但是他们想看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透过镜子，他们想看的不是真正的中国样子，而是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形象。
他们想象中国，只是为了把自己放置于更加广阔的视野当中，以多元性来包装自己、审视自己，最终向全世界传达自己的思想。
结语
萨义德说：“将东方视为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更有价值。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从20多年前的动画片《花木兰》，好莱坞就已经以如此丰富想象的方式来创造东方了。美国公司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外国故事的时候，彼此不是简单的相互消灭或侵占的关系，互融共生、同生共存也是他们追求的方式。
我们的电影产业、文化产业，不一定墨守成规，可以基于本土文化，解构和构建一种超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范围的、“既非国粹又根植于华夏传统、既非西化又是现代”的文化形态，打造真正能够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的第三世界本土文化。藉此机会，让我们的优秀文化受人尊重的方式进入西方社会，乃至全球。
#青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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