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届柏林电影节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闭幕。伊朗电影《无邪》拿到最佳影片金熊奖。
相比这个结果更加引人关注的是，《无邪》的导演默罕默德·拉索罗夫因为被禁止离开伊朗，无法到现场领奖。
此前备受争议，同时也是广受关注的俄罗斯电影《列夫·朗道：娜塔莎》获得了杰出艺术贡献奖。紧接着，5名俄罗斯记者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质疑这部电影的获奖资格。
《列夫·朗道：娜塔莎》拍摄周期长达数年，在此期间，演员身心投入其中。考虑到影片的社会实验性质和极为暴力的故事，可以想象演员在拍摄期间所承受的压力。
列夫·朗道：娜塔莎
从以上的结果可以看到，70届柏林电影节，是一次典型的柏林电影节，极具社会性，极具政治性。
欧洲三大电影节，柏林、戛纳和威尼斯。历来都是泾渭分明。柏林政治，威尼斯飘忽，戛纳集大成。
可政治性十足的柏林，算不算白左呢？
白左这个词，出自国内互联网，它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是网友对于西方一部分人带有嘲讽式的归类。从最直接的语意切分来说，白左，指的就是白人左派。
笼统地说，白左是同情，支持社会底层，追求平等（结果）的精英或者说中上阶层。白左，通常和政治正确挂钩。也可以说，在话语体系中，所谓的白左，也总是占据着价值观和道德的制高点。
我们再来看看柏林电影节这十年来对最佳影片金熊奖是如何选择的。
《无邪》有4个故事，它们都是是围绕伊朗的死刑展开，影片展现的，实际是制度死刑和个人道德及选择之间的张力。本届评委会主席杰瑞米·艾恩斯在说到《无邪》时就称影片是呈现出了人性在政治大网下的缺失。
无邪
2019年的金熊电影是《同义词》。讲述的是以色列退伍士兵约亚夫向往法国，来到法国后开始拒绝说母语，全情成为一个法国人。
同时颇为反讽的是，约亚夫以前在军中的故事成为了法国作家艾米勒的灵感来源，而艾米勒的女友卡洛琳则对约亚夫的身体充满向往。
同义词
2018年的金熊电影是罗马尼亚的《不要碰我》。这部电影将的则是如何克服身体的恐惧，享受亲密关系。
虽说主题看上去很正能量，但你只要看过影片就会知道这部电影实际呈现的内容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影片涉及了大量边缘群体，包括跨性别者，性工作者，残障人士等等。
总之，《不要碰我》以一个惊人的尺度在探讨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身体沟通问题。
2016年的金熊电影是意大利纪录片《海上火焰》，影片并置了意大利普通儿童视角和中东难民在欧洲中转站，意大利小岛兰佩杜萨的登录经历，记录了难民来到欧洲的过程。
2015年则是伊朗电影《出租车》。导演贾法·帕纳西自己开了一辆出租车在德黑兰的大街上不停拉客，形形色色的人拼起了伊朗社会的横截面。
出租车
2013年的金熊电影是罗马尼亚的《孩童姿势》，一个名叫巴布的年轻人超速撞死了一个孩子。他的母亲是一名成功的建筑设计师，身处罗马尼亚上层阶级，她动用一切资源要替儿子摆脱这起事故。
2011年的擒熊电影是伊朗的《一次别离》。在影片中，女主角西敏要离开伊朗，但是有年迈老父亲需照顾的纳德无法和妻子同去。
两人不得不协商离婚。而这时纳德又和请来照顾父亲的女佣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家庭，生活，信仰，所有的问题都被搅在了一起。
一次别离
如果要归纳以上这7部电影，或者是另一个制度下（伊朗、罗马尼亚）的社会生活现状，或者是关于社会边缘族群，或者是关于他者抛弃身份，融入欧洲。
在这些电影里，观者可以看到平等的缺失，阶级的剥削，公平不再，底层边缘人需求的被忽视。
一句话，这些获奖电影体现出了各个层面的社会人性的缺陷，并且这些缺陷，刚好和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对应。
金熊的肯定，一方面是对电影作品艺术性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对生活在那儿的人的遭遇的同情和怜悯。
再往前看。
2009年的《伤心的奶水》讲的是2000年秘鲁结束高压统治之后一个来到富裕人家打工的女工。
2008年的《精英部队》主角是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犯罪猖獗的贫民窟里的警察。
2007年是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一个内蒙古大草原的女性为了生存，为了救丈夫，重新择夫的故事。
图雅的婚事
2004年的《勇往直前》则是德籍土耳其裔女子西贝尔重新开始生活，却摆脱不了家庭传统和出身的束缚。
不难看出，从2003年迈克尔·温特伯顿的《尘世之间》到2020年的默罕默德·拉索罗夫的《无邪》，18部柏林金熊奖电影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一种电影：
基本都是出自第三世界，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呈现了激烈的个体对于自身身份以及个体生存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
作为对比，2003年之前的柏林金熊电影是这些，《千与千寻》（2002年），《木兰花》（2000年），《细细的红线》（1999年），《中央车站》（1998年），《性书大亨》（1997年），《理智与情感》（1996年）……
这些电影的故事和内容我不一一赘述。简单来说，它们是2003年之后金熊奖电影的反面：反思二战的《细细的红线》，温情脉脉的《中央车站》，名著改编的《励志与情感》，吉卜力的《千与千寻》。
题材各异，角度多样。
千与千寻
那是有什么原因导致了柏林电影节从2003年起采用了倾向性如此明显的选择策略吗？
有的。
其一，从2003年起，迪特·考斯里克开始担任柏林电影节的主席，今年就是他上任之后主持的第18届柏林电影节，也是最后一届。
从今年开始，卡洛·夏特里安和玛丽埃特·李森比克将接过考斯里克的位置，成为柏林电影节新的主席。
而回过头看，也正是从2003年起，柏林电影节对金熊奖最佳影片的选择在口味上和此前有了极大的转变。我们前面提到的：
“基本都是出自第三世界，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呈现了激烈的个体对于自身身份以及个体生存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
这一类电影开始大量在柏林电影节涌现。这就是迪特·考斯里克作为主席的影响。
迪特·考斯里克
其二，这不仅是迪特·考斯里克的个人审美口味，同时也是整个柏林电影节的方向定位，通过倾向某一类电影，使自己和威尼斯，戛纳区分开来。
相比于高高在上的戛纳以不变应万变，柏林从迪特·考斯里克接手后的第1年就开始主动求变，一方面在培养自身的导演派系，另一方面就是形成固定的选片口味。
作为对照，威尼斯就明显后知后觉了许多，而且时而高冷艺术，时而又向好莱坞的商业性靠拢。从电影节自身来说，这并非好事。
而柏林这十多年白左的“趣味”，我想，也完全用不着去贬低。如果说在实际政治社会里，白左总是被扣上不切实际，口是心非的帽子而被当成靶子去攻击，那么在电影等艺术场域里，它却是一种被需要的热忱。
至于真心不真心，看看作品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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