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总是爱一遍遍地听韩磊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种感觉，他唱的，很大气，很耐人回味，像是他把那个好姑娘给娶到了，不像别人总是那么苍凉、哀伤。听着听着，就知道了那个“好姑娘”居然是真的可以有的。
对于这首歌的背景，今天的人们给出的是这样一个答案：1939年春天，中国电影创始人之一的郑君里，率摄制组千里迢迢来到金银滩草原，拍摄一部影片《祖国万岁》。当时，邀请了正在西宁教书的王洛宾参加。摄制组在青海湖畔开机。郑君里请当地同曲乎千户的女儿萨耶卓玛扮演影片中的牧羊女，王洛宾扮演萨耶卓玛的帮工……然后，就有了《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这个背景里，有这样两个细节：1.因剧情需要，导演安排王洛宾和卓玛同骑在一匹马上。王洛宾起初很拘谨，坐在卓玛身后，两手紧紧抓着马鞍。卓玛却对此毫不理会，忽然纵马狂奔，王洛宾一时不防，本能地抱住了卓玛的腰……2.有天黄昏牧归，卓玛将羊群入栏，王洛宾看到夕阳下的卓玛亭亭玉立，就痴痴地看了起来。卓玛发现王洛宾的眼中跳出了“火苗”，就举起手中的牧鞭，轻轻打在他身上，然后返身走了……
故事真的有这么浪漫吗？细节或来自人们的虚构，但卓玛却是真的有。如今在海晏县三角城，同曲乎千户的老宅大院还在，那就是萨耶卓玛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叫萨耶卓玛，1922年生，1931年，她的一个姨娘嫁给同曲乎当二奶奶，是姨娘把卓玛从海南州贵德县如玉村娘家带进了千户家，给千户同曲乎当了养女。当时，萨耶卓玛只有9岁。
拍片的1939年，萨耶卓玛17岁，王洛宾26岁。萨耶卓玛与王洛宾一块放羊，一块看电影，经常在一起，但这个时间不长，很快剧组便走了，也没有歌里写的那么浪漫。1940年，王洛宾从西宁来到金银滩草原采风，收集挖掘整理民歌曲调，依然住在同曲乎千户家，萨耶卓玛每天天不亮就陪王洛宾骑着马出门，到天黑才回来。他们在几乎走遍了金银滩草原的各个角落的同时，结下了深情厚谊。此次，王洛宾采风历时三个月，他和萨耶卓玛的友谊有多深多真，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王洛宾走后，萨耶卓玛常对阿妈说，王先生歌儿唱得好，也有文化，她很喜欢他，而她一定要嫁个汉人。但她并没有把自己内心深处的“喜欢”告诉王洛宾，从《在那遥远的地方》中来看，王洛宾对萨耶卓玛的心理感受与萨耶卓玛对他的感受相同，浪漫也许仅存在于王洛宾的歌里。
萨耶卓玛
在此，我们先绕道说说说说王洛宾吧。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大约是在1993年，那时候，我在新疆当兵，在新疆军区一干所，王洛宾在军区五干所。当时，我没多少文化，对文化人也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有回，大约是有个老干部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洛宾在台上做报告，我们在台下听。也许是当年没注意听吧，现在，王洛宾在台上讲了些什么，我的脑子里已经是一片空白了，只是后来听说，他几乎不用干休所的车，成天骑个自行车想到哪儿就到哪儿，生活也很简朴，每天早晨喝口面糊糊、吃口咸菜就是早餐了。
1994年，我的工作调到了青海，1996年时又调了回来。我到乌鲁木齐时，春节刚过完时间不长，但北国的乌鲁木齐还冷得要命，因为下雪火车在乌拉泊停了好几个小时进不了站，站台上的战友都快冻成冰雕了。接到我，去干休所，路上的雪足足有一尺厚，很多路也都被封了，从火车站到友好北路的干休所，也就三五公里路，但我们的车拐来拐去，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寒暄过后，仿佛没什么可说了，战友们告诉我王洛宾去世了。
因为是名人，干休所系统对王洛宾的去世非常重视，我们作为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追悼会。记得，当时人很多，甚至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还有不少的大学生，大家的表情都很庄重，有些人还哭得眼睛红红的。看着地上的厚厚的雪，不知道为什么，很文艺青年的我就想到了《在那遥远地方》，心想，人，恐就像这雪中的一片，最终会再也找不到，但有时却会很意外地被传唱下去。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竟然涌上了一种莫名的悲伤，这种情绪让当年的我有了一种写诗的冲动，虽被冻得瑟瑟发抖，但仍在心里激情喷涌地呼喊——雪啊，你其实就是火，燃烧在天地间——也许，那个场景让我产生的一种对生命的一种感叹和挽留吧，有关也无关王洛宾。
后来，也就是2000年吧，我转业了，到了兰州的一家报社，有回，我们报社有个去新疆采访的任务，领导们想到了在新疆工作过的我。我去了，乌鲁木齐，夏天，我的那些战友真给我面子，把我安排在了一干所当年我住过的那间宿舍里。喝酒，聊天，快醉了时，我随口说了句：“要是王洛宾现在还活着，我们能采访采访他该多好，他这个人在外面（指内地）影响挺大的。”我的一个叫何伟的战友，当时大约也转业到了乌市的一家报社，他说：“嘿，人走了，故事还在，明天我们一起去。”
那个时候，我在一干所的一位领导当了五干所当所长，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位老首长，和王洛宾一起创作过第十首《新疆好》，我们在一起聊了很久。老首长说得最多的是王洛宾非常认真，他们在一起写歌的时候，王洛宾其实已经病了，行动非常不方便了，但还是在病床上一遍遍反复地琢磨着曲调：“不容易呀，他感动了我，没几个月，他就去世了。”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了一个老人躺在病床上，用手指打着节拍，艰难地吟唱，随后，把老首长说的这句话给记下了。
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去青海，每每看到青海湖以及环湖草原，我就会想到《在那遥远地方》，想到王洛宾，但即使眼前有骑马的姑娘驰过，也不会想到那个好姑娘。草原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我唱《在那遥远地方》有时候会落泪，但仍然想不到那个好姑娘。也许，别人会说我这人反应迟钝，但平心而论，我觉得那就是一段歌、一段心情，有没有好姑娘也都无所谓。至于，我知道好姑娘真的可以有，则是近几年的事儿了，这时候，我已经40岁了，唱着歌，想起那些草、那些雪，心情就很沉重很复杂。甚至，我还在那草、那雪里问自己——这，难道就是人生吗？
记得，几年前，有记者曾经去金银滩寻找过《在那遥远地方》里的好姑娘，但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件没必要的事情——在这个地界上有多少事被传唱，但人们并不知道故事的主人公是谁，或者说是故事发生在谁的身上，更何况，找到了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比没找到更好——为什么要那么在乎姓谁名甚，或者一定要对号入座呢，还是记着草原上的那些草和积在地上的那些雪吧，它们都是成片成片的，不一定要抓住一株或者一片，吟唱一生。
王洛宾和好姑娘都走了，但歌人们还都在唱，就像草原上的草、冬天里的雪一直都是个年年岁岁、永生永世的存在。一如萨耶卓玛在或者不在，都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有这样一种说法，好人的命运往往是坎坷的，就像人活着总是不容易的，还找什么呢，能找到什么呢？有些歌，人们唱着唱着，就唱成了自己的，把别人唱成了自己而不是把自己唱成了别人。
好了，该回来了。萨耶卓玛在王洛宾走后，有些蒙古族、藏族的大户人家都来提亲，可她都没去，她要像自己说的那样非要把自己嫁一个汉人。后来，她看上了一个史炳章的人，时任海晏县县长。1944年，嫁给了史炳章，当了史炳章的二奶奶。
1945年，萨耶卓玛生下大儿子尼玛多杰，后来又生过一个孩子，不过，一生下来就夭折了。1953年，患病，经常用手捂着肚子说肚子疼得厉害，曾去西宁治疗，但没有治好。1954年在海晏病逝，当时只有32岁……如果，萨耶卓玛还活着，今年，她已经98岁了……也许，她也会像我们一样，唱王洛宾的歌，但一定是把王洛宾给忘了……这，也是人生，不在歌里。（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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