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电影十三姨
张艺谋说“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具有粗犷浓郁的风格和灌注着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品, 《红高粱》小说的气质正与我的喜好相投”。
他完全被“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 ,生生死死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由和快乐”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于是，他决定要将其改编成电影。
1988年春天，张艺谋凭借此片荣获了第38届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消息传至国内，一片欢腾，这不仅是属于张艺谋的荣耀，也是中国电影人和中国人的一份荣誉，正是《红高粱》的横空出世，让沉寂已久的中国电影进入了国际影坛的视野。
时光流转，如今已过去了32年，当我们再次观看这部影片时，依然会被触动和震撼。
导演借助颠轿、野合、祭酒神等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场景，将粗犷、豪迈的“我爷爷”，刚烈、强硬的“我奶奶”（九儿），以及其他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男人女人们置于其中，加上浓郁中国风味的红色和民乐的不断渲染，极为热情地谱写了一曲张扬民族旺盛生命力的壮美赞歌。
用张艺谋的话来说，《红高粱》旨在“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正常的欲望”。
1、空间场景的展示
善于运用带有强烈中国元素的空间造型来讲述中国故事，是张艺谋一贯的艺术创作风格，这在处女作《红高粱》里就开始显露了。
影片开头，“我奶奶”坐在出嫁的轿子中情绪低落，外面则是以“我爷爷”为首的轿夫们心血高涨，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并用“颠轿”这一传统习俗合乎情理地发泄。
尘土飞扬的高原之上，几个光着膀子的男人一边吼着嗓子大唱，一边扭动双脚起舞，轿杠忽而左肩忽而右肩，灵活自如矫健雄壮的步伐，尽显着生命的集体狂欢。后面跟着吹吹打打的乡间乐队，将新娘出嫁的喜庆气氛推向高潮。电影展示“颠轿”的场景足足用了10分钟之久，既是对新娘的肆意调戏，也是轿夫们内心欢喜的书写，观众则沉浸在“奇观”式的民俗里难以自拔。
如果说“颠轿”体现的是关乎传统和民俗的集体狂欢，那么“野合”这场戏展现的，就纯粹是个体追寻自由依循生命原始欲望的灵肉碰撞。
“我爷爷”守候在“我奶奶”回娘家的路上，在他“成功”劫持后，依靠自己壮硕有力的身躯，硬是用双脚踩踏倒了一片高粱地。“我奶奶”平躺于此圆形“祭台”的姿势犹如一个“大”字，而我“我爷爷”回应予她的，则是双膝跪地的仪式化动作。阳光穿过繁茂的高粱照射进来，随风晃动的景象充满了勃勃生机。所有这些，都让原本并不“光彩”的一幕，有了颇为神圣的意义。野性与灵性，健全蓬勃的生命力与自由舒展的生命意识完美交汇。
影片末尾，日军入侵青杀口，聚集在十八里坡烧酒坊的一群汉子，和其他村民一样被赶到了高粱地，他们目睹了日军的种种凶残，罗汉大哥被活剥了人皮的事实直接激怒了他们。
全片第二次祭酒神的场景出现了，相比于第一次酿出“十八里红”时众人的欣喜，所谓“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这回海碗中所盛血红的高粱酒不再是丰收的喜悦，而是带有明显的仇恨意味，尚为孩子的“我”也加入了祭酒神的队伍。虽然仍是响彻云霄雄浑高亢的《酒神曲》，但大伙儿眼神中流露的却是同仇敌忾的悲壮,有着“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那种无惧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高粱酒被埋在了日军即将经过的路上，“我奶奶”不幸死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他们抱着自制的土雷面无惧色地冲向前去，汽车爆炸后的火海与火红的太阳融为一起，“我爷爷”一身泥泞目视前方直直地站着，恰如一尊古铜色的雕塑。
面对异族的侵略，一群大字不识的糙汉子爆发出了惊人的生命力，不光活得敞亮快活，死亡时也是豪气冲天英勇顽强。这一刻，他们是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的表征。
张艺谋在片中共安排了颠轿、野合、祭酒神、抗日四个典型的空间场景，全面展示了以“我爷爷”和“我奶奶”为代表的他们，在一切爱与死面前那种恣意潇洒，豪爽痛快的生命观。除了空间场景、视觉造型方面的巧妙设计，影片也通过人物形象的准确塑造阐述了礼赞生命的主题。
2、人物形象的塑造
无论是莫言的原著小说，还是张艺谋改编后的电影，《红高粱》的故事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传奇性，这种特性在人物身上体现得最明显。
“我奶奶”的父亲迂腐又世故，为了一头黑驴而将女儿嫁给了患有麻风病，且已经50多岁懦弱衰老的李大头，而他唯一的“远见”，是其死后家里的财产无不会留给女儿。当然，他只是遵照传统行事，初衷是想借此改善一下家里的经济条件，所以，本质上并不算坏。
这两人是影片所扬弃的对象，“外公”在接女儿第一次回到娘家后发生争吵，之后再没有出现；李大头被人杀死的信息，也是以画外音的方式告知观众的。因此，在《红高粱》的叙事中，其实他们是缺席者。与之相反的其他人，则是张艺谋浓墨重彩想要凸出的形象。
女主人公九儿刚烈、强硬，充满了抗争意识，她不满于命运的安排，试图挣脱父亲强加于她的包办婚姻，渴望能获得人身自由。
出嫁时她就藏了一把剪刀，以此来保护自己不让李大头近身。第一次回到娘家就和父亲起了争执，九儿无法忍受自己付出了嫁给一个糟老头的代价，不过是能换一头黑驴的事实，直言要和他断绝父女关系，从此不再相认。从娘家回来后，她把老掌柜用过的东西全部焚烧了，以示两人的彻底决裂。面对日本军惨无人道的侵略，九儿第一个号召大家誓死要为罗汉大哥报仇。
“我奶奶”从来就不是刻板印象中的所谓“好”女子，她不光单纯善良，而且心胸开阔，大气刚毅，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我爷爷”身上，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荷尔蒙气息，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迈神气，导演用一系列的行为举动，塑造了一个痞气十足，却又在粗犷豪迈中夹杂着冷静聪明的复杂形象。
在迎亲的抬轿队伍中他是方圆几十里著名的轿把式，是他率领大伙儿以颠轿的方式调戏新娘，并用手触摸了九儿的小脚。在得到某种“默认”后又半道劫持上演野合。当九儿被土匪秃三炮绑架后，他只身前往交涉“营救”，丝毫不顾及自身安危。
突如其来的爱情，让“我爷爷”豪爽、霸气的性格展露无遗。从他的行事上，观众看到了真正张扬、强悍的原始生命力。而当他带领一群人与日军火拼时，这种生命力所迸发出的是浓烈的民族英雄主义精神。不止他们两位，悄悄离开烧酒坊成了共产党员的罗汉大叔，也是此种坚韧、顽强生命力的真实写照。在他被日本人剥皮时，旁白引用了县志里的话，他面无惧色，大骂不止，死而后已。
正是通过对“我爷爷”、“我奶奶”、罗汉大叔等人的形象塑造，我们看到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强力。他们有着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气魄，更有着不畏强敌，勇于反抗的民族精神。
在传统的文化基因里，我们一直重视理性、内敛、克制的美学原则，强调“发乎情,止乎礼”的行为准则, 倡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艺术追求。《红高粱》却犹如一曲张扬民族生命力的热情赞歌，激发了埋藏于国人心底的生命火焰。在思想活跃的80年代，更加能触碰人们的精神世界。
“我之所以把《红高粱》拍的轰轰烈烈，张张扬扬，就是要显示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毋庸置疑，张艺谋的目的达到了。《红高粱》实现了对个体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豪放礼赞，也完成了对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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