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厂记”栏目，我没忘，就是有点精力不调，年底了事情太多。
之前聊的大多都是好莱坞制片厂，今天聊个咱自己的：号称中国电影界“陕军”的——西安电影制片厂。
西安大雁塔东边，曲江附近，有一条路名叫“西影路”，这是全国唯一一条以某电影厂为名的道路，可见西影厂的地位。
西影厂有着辉煌璀璨的历史，可以这么说，中国电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改革开放之初获得的国际奖项十有八九来自西影，西影更是培养了陈凯歌、吴天明、张艺谋、田壮壮等大佬，几乎相当于中国影坛的半壁江山。
1955年，此时中国已有长春、北京、上海、八一四家电影制片厂，但全部位于东部，大西北还没有据点。经过多方选址，1958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正式建立。
成立之初要嘛嘛没有，西影为弥补人才差距，厂长钟纪明带领90多人的团队前往长春、上海等老制片厂学习，回来后拍摄了第一部新闻片《陕西简报》。
但制片厂不是电视台，不能老拍纪实，没有优秀故事片会被同行瞧不起。而刚成立的西影连个像样的编剧都没有，没办法，钟纪明只得亲自上阵，撰写了西影第一部故事片《雪海银山》。
剧本灵感来自陕西省劳动模范张秋香的事迹，拍摄完成后放给乡亲们看，受到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付给钟厂长的稿酬也被他用来请全厂职工吃饭，虽然有点儿草台班子，但西影好歹走出了第一步。
从建厂到文革，西影厂的产量很低，一共才拍摄了19部故事片，其中孙敬执导的《一文钱》、《三滴血》和《桃花扇》最成功。《桃花扇》达到了西影建厂以来的最高水准，受到了不少好评，主演是明星王丹凤。
接着文革来了，十年期间，西影几近关门，一些作者也遭到迫害，创作停滞不前。
文革结束后，西影重整旗鼓，1979年上映了滕文骥和吴天明执导的故事片《生活的颤音》。
这是部音乐故事片，讲文革末期，郑长河与徐珊珊两位青年跟“四人帮”做斗争的故事。影片的拍摄手法新颖、感情真挚，不仅受到文化部的嘉奖，还获得观众们的广泛共鸣。
影片的成功提振了西影士气，激发了创作者热情，1981年，有着史诗气质的《西安事变》上映。
为完成剧本创作，厂长田炜先后拜访了十多位老革命，在挑演员时，甚至拿着历史人物的照片挨个对比，在史实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其中蒋介石塑造的极为传神，演员孙飞虎这一版后来很少有人能够超越。
果然，影片上映后引起热烈反响，轰动了电影圈，仅上映了24天观影人数便突破了一千三百万，为西影厂建立了极大声誉。
1979-1982年是西影的转型期，比起八一、长春等老大哥，西影的体量不大，这样反而船小好掉头，三年间实现了1400多万的利润，上交给国家400，自己还能留下1000万投入创作，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1983年，第四代导演吴天明正式出任厂长，老吴同志是真正的雄才大略，说咱不光要当国内老大，还得走向国际。
一年后，吴天明执导的《人生》上映，电影改编自路遥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农村知青进城工作后抛弃农村未婚妻，最终却又失去一切。
这片子运用了大量远景，让观众可以切身体会大西北的恢弘气势。为了拍好这部作品，吴天明跟路遥深入陕北农村吃了不少苦头。上映后不仅国内一片叫好声，也成为中国第一部选送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作品。
《人生》的成功让吴天明有了自信，西影地处大西北，创作者们只需要把黄土高原上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写进剧本里，就是最大的特色。
1985年是西影厂丰收的一年，共拍摄了10部电影，《盲侠》与香港银都合作，《鬼妹》《大刀王五》《蜜月的阴谋》《野山》不光题材广泛，市场票房也非常好。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建新导演的剧情片《黑炮事件》。
这是国产片中非常少见的黑色电影，通过一个知识分子的遭遇刻画了官僚系统，手法现代主题荒诞，现在看都一点儿不过时，找时间我要在《细读经典》里讲一期。
这些作品频繁被选送到国外参赛，捷报频传，西影厂的地位直线上升，八十年代虽然社会上人心浮动乱七八糟，但却成了创作者的富矿，中外思潮正面碰撞，是蔚为大观的现代浮世绘。
时间来到1987年，西影厂产量与质量再创新高，这是西影厂历史上的大奇迹年，值得吹一辈子。
先是《老井》上映，影片导演吴天明，同时也是张艺谋主演的第一部作品，讲孙旺泉带领老井村村民建水井的故事。
让张艺谋这个学摄影的来演，是因为吴天明看上了张艺谋身上那股子“西北气”，说白了就是“年纪轻轻长得就像50多岁的人”。电影开拍之前，张艺谋先给吴天明打了个预防针：“男主角选错了人，电影要是砸锅，我可担不起这责任”。吴天明听后二话没说，拍板同意。
《老井》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勇夺四项大奖，张艺谋也是中国首个在国际A类电影节拿影帝的人，那时他只能算个业余演员。
然后是陈凯歌的成名作《孩子王》，它入选了戛纳金棕榈。
吴天明对陈凯歌的提携真是无微不至，当年亲自拿着《孩子王》的海报去电影展推销，生生的卖了14个国家的版权。
紧接着，一部改变中国电影史的作品出现了，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凭借80多万的制作成本拿下了400多万票房，第二年夺得了中国电影的第一座A类最高大奖：柏林金熊（当时还是西柏林），这一突破让西影真正站在了世界影人面前。
张艺谋在拍《老井》时就特别沉迷莫言的小说，看完《红高粱》和《高粱酒》后，立刻跟吴天明说：“我要把它拍成电影，名字就叫《红高粱》”。吴天明为了扶持他，不计回报地提供帮助，张艺谋也不负众望，最终让《红高粱》成了西影一面闪耀的旗帜。
除了以上三部，还有《最后的疯狂》《黄河大侠》等作品都取得了很好的票房，艺术与商业，西影厂都大获全胜。
在第二年的电影座谈会上评选了10部年度佳片，西影厂独揽五部。
当时西影厂火到什么地步呢？
80年代德语和西班牙语在翻译“中国电影”时，直接译成 “西安电影”，更有甚者，国内一些影院会把其他厂的片子冒充为西影的来宣传，西影出品已经成为口碑象征。
外媒甚至评论西影为“中国新电影的摇篮”。
吴天明是个既有艺术坚守又懂市场的厂长，他明白电影是花钱的事业，不能一味清高，他将电影分为“要脸片”与“要饭片”。
要脸片一种是探索性质的，像田壮壮的《盗马贼》、陈凯歌的《孩子王》，这类片子虽然不能赚钱，但可以拿到国际上获奖，有牌面。
“要饭片”则是挣钱的现金牛，像《东陵大盗》、《大刀王五》就是为了赚钱才拍的作品。
虽然这个说法还是有看不起商业娱乐片的意思，但在那一代人里，已经是非常开放的见识。
88和89两年最重要的作品是《棋王》与《川岛芳子》继续在国内外席卷各大奖项。
整个八十年代，西影在国内名列前茅，出口影片占全国出口总数的25%，位居全国首位，国际国内共获电影奖280多项，此时的西影就像一个充满吸力的漩涡，让国内无数电影人趋之若鹜。
1990年，西影的新厂长李旭东上任，与此同时好莱坞与香港电影大面积进入内地，电视、VCD等播放媒介也开始普及，进电影院不再是看故事的唯一选择，西影也不得不顺应时代做出改变。
91、92年推出了《双旗镇刀客》与《菊豆》等佳作。
除了最拿手的乡土风，题材也转向了市井生活。1993年黄建新带来新作《站直啰，别趴下》，主演是冯巩和达式常，聚焦于邻里之间，讲述了作家高文一家搬进新居后，跟邻居张勇武之间发生的种种事迹。
这是黄建新的代表作之一，跟此后上映的《背对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合称为他和牛振华的“都市百态三部曲”。
从92年开始，因为电视剧的巨大潜力，西影厂也开始发力了，拍摄了《午子风云》、《追杀龙图》《香港狂人》等剧。
但西影厂的财务状况却愈加吃紧，最高的时候债务达7000万，李旭东厂长一大半的时间都在外面找钱，西影厂因为有和香港的合作渊源，就继续开拓了合拍片。
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与周星驰合作的《大话西游》。
为了这次合作，西影厂把家底儿都拿了出来，一流的摄影团队，三线作业，由刘镇伟执导文戏，程小东做武指，第三组专门取景，《大话西游》高质量、高效率的完成，两部电影拍摄只用了100来天。
《大话西游》刷新了西影厂发行数的最高记录，为其创造了过千万的利润，但西影厂内部的人员把这次合作定性为“要饭片”，因为老电影人们根本看不明白这种颠三倒四的叙事方式，而且让孙悟空搞对象，这对他们来说太超前了，内部直接说是“文化垃圾”。
谁能想到后来《大话西游》会被奉为华语经典呢？
仅在90年代初这五年里，西影就拍摄了57部电影，此时的西影聚集着国内最优秀电影人。
但好景不长，96年开始，在香港与好莱坞的挤压之下，产量断崖式下跌，盗版的兴起更是雪上加霜，97年只拍了5部故事片，99年更是压缩到3部，虽然不乏《昨天》《我的一九一九》《洗澡》等优秀之作，但颓势已经很明显。
2000年，国内电影市场风云变幻，身为国企的西安电影制片厂不得不进行改制，更名为“西部电影集团”，九十年代末的这些作品也成了西影绝唱。
到了西影时代就完全商业化运作，人员的流动变得很频繁，不再是一厂干终身的国企职工，西安电影厂也成了个历史名词了。
西影从籍籍无名，到世界闻名，历经半个多世纪，由无数的西影人努力拼搏创造。商业化的潮流不可阻挡，但任何事都有双面性，以前国营厂模式虽然不够灵活，但对艺术有要求（就像国营餐馆服务态度不好但不会偷工减料），那时即使是基层的员工都觉得自己是在搞艺术，现在则更多的变成个“活儿”了。
我这么说并非厚古薄今，不破不立，经历了10多年的沉寂，中国电影市场又缓过来了，新作新人不断涌现，艺术与商业的平衡，并非与这个时代不可调和。
今儿就聊到这儿，我找时间还会把长影、八一、上影、北京这些老厂讲了，它们都是中国电影的根，即使现在枝繁叶茂了，这些开拓先驱者依然值得被铭记。
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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