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气球》
文/关耳
在平遥我第一次看到了《气球》这部入围了威尼斯地平线单元的藏地电影。影片一开始就以幽默的方式借“白气球”展现藏区文化里保守的一面，而后再讲生死和轮回。生命如一抹红，外来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使得两只象征意义的“红气球”有了不一样的结局。
万玛才旦导演扎实的文学功底让整部电影的故事更具文学性，他在藏区人民最稀松平常的生活状态中汲取养分。开片的种羊与人的状态相仿更像是一种直观的生殖崇拜，和1994年徐冰的当代艺术作品《文化动物》一样，动物无论披上什么样的外衣都隐藏不住兽性的本能。电影以羊喻人，人却不能像羊一样不计后果的繁衍。当索朗旺姆饰演的女主角卓嘎遭遇到新生生命和现实生计的双重问题时，红褂阿尼动之以情，白衣护士晓之以理，而她自己早已暗下决心。镜头从怀孕的卓嘎移到护士望向的窗外，一只脱缰的羊奔走而去，像人，正逃离某种宗教与道德的束缚，护士再一转身，卓嘎重新回到医院，她已做好救赎的准备。
阿尼爱情的支线也涵盖了许多文化上的冲突，阿尼的前夫是一名教师，藏区现代观念的引进者和传输者，阿尼则剃发为尼，守护着她的执念和信仰。前夫以书相赠，希望彼此能够放下往事，而阿尼却能火中取书，这样的她越是远离世俗，心中越是有挥之不去的感情残影。就像家人面对爷爷逝去的灵魂，与其让他如飘走的红气球随风而去，不如让他带着印记回归自己的家族，似乎不缺失才是团圆。
在影史上对于梦境，幻想，欲望等超现实主义题材的描绘更多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弗洛依德的“下意识领域”，这是一种纯粹状态下的精神不自觉。《气球》在剧作上也谙熟这一点，在给爷爷搓背的场景中顺其自然的开始家庭闲聊，告知两个小孩在哥哥身上有和奶奶一样的痦子，那是奶奶转世的标志，如此潜移默化做成了晚上的梦，孩子天真烂漫地争着抢着要去看那颗痦子，渐渐地把对痦子的认识转变成对奶奶的认知，痦子甚至成了可以取下来的独立个体。而在爷爷去世之后，寂静的水面倒映着蹒跚老者捻着念珠的样子，不断有人呼唤着“爷爷！爷爷！”，回复他的是陆面上另一个年幼的剪影，他蹦跳着跑回，令观者以为爷爷真的有了再次转世重生的机会，殊不知这并不是结局。
卓嘎的反抗让“气球”有了更深的寓意，如果“气球”本身就带有孩子们的单纯和童真，那“白气球”是在此基础之上掩盖着成人世界传统的廉耻观念和原始的欲望冲动。“红气球”的红是神圣的颜色，红色之下包裹着灵魂，预示着人物的结局走向，换言之影片最后父亲买回来的两只气球就像是载有两个不同灵魂的器皿，他们的灵魂绝世而独立，没能兑现上师的转世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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