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随着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与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好莱坞往事》在颁奖季的走红，昆汀·塔伦蒂诺再次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之中。当想试图了解一个导演时，除了需要观赏代表其最高美学成就的集大成之作（于昆汀而言或许是《低俗小说》），处女作也是不可忽视的。它通常展现了一个导演最真挚的情感与最初的创作激情，而其中所体现的影像风格也成为后来一切探索的母版。
从1992年处女作《落水狗》的一鸣惊人，到1994年《低俗小说》的轰动全球，虽然只有两年，却是多年积累的结果。此前昆汀曾在一家音像店工作了很多年，而在此后的电影中，对新好莱坞与戈达尔等法国“新浪潮”的致敬都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影迷情结的体现。而他的电影无形中与华语电影大师王家卫的后现代解构、林岭东的暴力美学等形成某种程度上的互动，这也是中国观众在其电影中更能深刻体会的乐趣。
错综复杂的黑帮关系，小人物自说自话却饶有兴致的“碎碎念”话痨模式，血腥、暴力、欲望等强烈感官冲击力元素的糅合，荒诞、无常的命运，这些都构成了独具辨识度的“昆汀电影”标志。而最为重要的是，充满戏谑与反讽、解构传统的黑色幽默，成为后现代语境下先锋电影解析的范本。
开放性的非线性叙事结构
过往电影中的古典线性叙事，一方面是受制于电影发展水平、受传统舞台戏剧影响很大，而最为主要的是顺序模式使得“观赏门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降低，是对观众最为友好的叙事手段。而随着观赏水平的提高和导演创作风格化的加强，封闭式结构、线性叙事逐渐被摒弃，开放性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开始为观众喜爱。
比之经典非线性叙事黑泽明《罗生门》中角色主观视角下的闪回再现，《落水狗》首先是用创作者的全知视角颠覆叙事的顺序；其次，这种非线性结构没有太多心理学、社会学及哲学层面的象征义，它更多是为了增强故事的悬念度，增加剧情“反转”和观感“重塑”的观影快感。
《落水狗》的脉络非常清晰，一对黑帮父子，六个互不相识的打手，打劫珠宝店失败，由此产生了电影的悬念：谁是卧底？谁是叛徒？如果采用传统的顺序方式，这或许是一部再平淡不过的犯罪片。但在昆汀隐藏关键信息点、因果倒置、层层剥茧般的讲述之下，观感跌宕起伏、角色印象与故事认知也在不断刷新重构之中。
最初的漫无目的的谈话，引发了“电影要讲什么”的悬念；打劫的失败，又引出“谁是卧底”的主要情节推理线；最后阶段的卧底身份揭晓，又引发了一场心理的较量，谁是角力中的最后赢家？
构图的隐喻与细节的表意
在一个大的叙事架构中，昆汀用画面的表意性与文本细节的生动性架构起了故事。因此，对很多形式花里胡哨、故事却不通顺的电影来说，是一个正面教科书范本。六个强盗彼此间互不相识，相互之间以代号称呼：白先生、橙先生、粉先生、金先生、蓝先生、棕先生。这种疏离的关系，导致了难以通过。彼此间一种深度互动交代人物的性格。
而昆汀通过将人物于立体空间内的微妙关系通过二维画面构图完成隐喻。例如，影片的开头，白先生（哈维·凯特尔饰）与橙先生（蒂姆·罗斯饰）经常处在同一视角的静态构图之内，暗示了两人间的幽微情谊与精神互动亲密度要远高于其他人。而洗手间内橙色瓶子与红白分置两方以及飘过的橙色气球都在暗示橙先生饰真正的卧底。
对人物的完整与立体性生动呈现更是影片一大趣味。白先生性格老道、干练沉稳却看重情义，在与橙先生建立起深厚的朋友情谊之后，他便对其深信不疑，甚至不惜违抗黑帮世界的秩序捍卫这种黑帮男性间的朴素情谊与精神上的欣赏认同。从某种程度上看，白先生与橙先生的关系模型，仿若林岭东暴力美学巅峰作《龙虎风云》中的李修贤饰演的匪徒与周润发饰演的卧底。
而金先生的性格乖张暴戾，与黑帮boss父子之间的亲密，也在那种更随意率性的互动中给足了暗示。因此，这种彼此间矛盾复杂的关系显得更有层次、张力十足，在大的利益面前的合作，在各自更高的精神追求层面，发生了冲突，一切水到渠成。
昆汀注重表现人物暴力行为的仪式感，与吴宇森的酣畅淋漓不同，他的夸张中总含有一种嘲讽愚弄。从开头“全员恶人”式的霸气炫酷慢动作展示升格镜头、中间金先生独舞的张扬狂傲、到最后枪林弹雨后的曲终人散，一切的暴力游戏，最终却是个“笑话”，只是这种幽默蕴含着的是一丝命运的悲凉。
传统意义的后现代性消解
六个强种身份的模糊性与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中以代号663、223作为梁朝伟与金城武饰演警察的身份区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名字只不过是一种代号，而彼此却一无所知。
而结合昆汀一贯的“生与死”的母题，即是类似于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主体性的丧失，更强调了命运的无常性与偶然性。黑先生因为名字炫酷成为强盗争夺的“符号”，紫先生因为曾经出事而被黑帮老大视作一种不吉利的象征。这种悖谬与荒诞，在昆汀戏谑的口吻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如果说台词日常化、语言生活化，尚且只是现实主义电影的一个普遍特点，在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乃至全球的纪实性电影中屡见不鲜。那么昆汀电影中的语言，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粗鄙、随性的，充斥着俚语。没有刻意追求高雅与文学性，而是贴近现实生活、充满着大众情趣。从更深层的角度看，昆汀电影中的语言，甚至是夹杂着某些无意义与不确定性，即是说，并非每句台词都意有所指，甚至可能就是一句没有任何目的性与表意性的“废话”。
例如，开头长达7分钟的“废话连篇”，除了交代剧情与反映人物外，他们本身的对话也不需要做过多解读，麦当娜等流行文化作为日常谈资、两性间的幽默调侃，就仿若现代社会众生的日常生活，并非全是阳春白雪，更多是对热点、明星、八卦、段子的热爱。
因此，昆汀电影从叙事、语言直至主题内核中，后现代的解构意味都是极为明显的。生命本身就是处在各种凌乱、无序、未知、错位、荒诞之中，是无法用一种明确的线性逻辑完全表达的。
在电影的最后，有名有姓、有理想有追求、讲道义存正义、有个性有锋芒的人全死于一场层层角力的大混战之中。而最终带着珠宝逃之夭夭、逍遥法外的却是那个没名没姓、甚至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粉先生。他没有任何固定的立场、没有引以为傲的执念与操守，他的任何行为都以个人利益为绝对标准。但他却成了操纵自己命运的人、成了最后的“赢家”。
这种黑色的幽默与辛辣的反讽，恰恰与影片内容、形式上对传统的后现代性解构是一致的。他放弃了在其他人看来代表着绝对价值的东西：男性尊严的捍卫、正义的恪守、情谊的守护、秩序的维护、权力的控制，而是对既定的价值观与人生信则做出彻底的反叛与消解，如“落水狗”般逃之夭夭、逍遥法外的他，成就了一种后现代英雄神话。
在林岭东、吴宇森等港式暴力美学话语体系下，恪守传统道义、朴素信念的周润发饰的古典英雄，在时代变迁中显得落寞又失意，总是免不了悲情宿命；而在昆汀电影中，消解了既定价值体系与权威话语意志的后现代英雄存活下来，而我们却无法感到释然，更陷入一种对价值取向和生命意义的迷惘与困惑。
这正是昆汀电影最微妙之处，它不会用一种既定的价值观与生命观去试图规划、劝慰观众，而是在一种后现代解构中，让观众用自己的方式感受一种深远、复杂而不需要被任何刻板定义矮化、束缚的生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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