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几个月的全力救治，包丽于4月11日中午出现“室颤”，今天抢救无效死亡。距离包丽自杀的这七个月里，她一直未能恢复自主呼吸，靠着呼吸机延续残破的身体，而因疫情原因，最终也未能在重症监护室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自包丽事件引发公众关注到现在包丽明确死亡，牟林翰未向包丽母亲道歉。
慧新社于今日重发旧文《北大女生自杀事件反思:这是一场社会性谋杀》，沉痛哀悼包丽。生者必须铭记包丽所受的性别压迫。
愿天上没有以爱之名的性别压迫，没有厌女症，没有PUA。
包丽，走好！
慧新社前任社长。
硕士研究生在读。热爱读书、写作、画画。
一位北大的大三女生包丽自杀了。通过曝光的聊天记录，我们可以得知，在生前，她处在一段极其不平等的亲密关系中，充满着侮辱的精神暴力。其母认为这和女儿的死有关，因此通过媒体报道和向北大申诉，希望能给女儿一个公道。然而，北大并未对此做出正面回应，当事人牟林翰也未做出反思和道歉。公众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把矛头对准了牟林翰，重点引向了PUA、精神控制，社交媒体上弥漫着愤怒和同情的气息。
在得知这件事后，我同样处于复杂的心理状态之中，愤怒又哀伤。我想起了林奕含。也想起了自己在高中时，同样听到的一个消息。一个成绩优秀的高三女生，她的父母在外打工，家中无人照管。因为男友和自己分手，自己怀孕了，就吞下农药自杀。当时，虽然我不认识她，从未见过她，但我却深深地怀念着她，我的心被她牵动。我想，如果她还活着，现在应该和我一样，在大学读书，为自己未来的梦想而努力。同样，包丽如果还活着，她原本也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然而，这一切都成为泡影，她们走向了冰冷的死亡，心脏停止跳动，大脑停止运转。这个世界上，不再有她们的身影、面容和声音。如果我们就此忘却，如果我们不去反思，那么她们的死将是多么单薄，只停留在亲人的哀悼之中。
（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在出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自杀）
她们为何自杀？是谁、是什么使她们走向这条道路？过去有多少女孩、未来还会有多少女孩走向这条死亡之路？
包丽是自杀的。如果从法律上来追究，只有她自己承担这一死亡的后果，当然，这已经超出了她的承担范围。我们不从现实行为的角度，而是从哲学高度来思考：包丽的自杀是一种自由选择吗？谁应该为她的死负责任？自由选择一定是主体做出的，并且坚持着我选择、我负责的原则。从哲学角度来说，只有为崇高事业献身是自由选择，其他的自杀都不能算自由选择。
一个人有多么绝望才会去自杀呢？包丽最后发给男朋友的微信一条是“遇到熠熠闪光的你而我只是一块垃圾。”这显示出包丽陷入了一种非常严重的客体的自我厌弃之中，她否定和贬低自身价值，而将男友捧至高位。另一条，“妈妈今天给你谢罪了。”包丽认为自己自杀是给男友谢罪，她对不起他，有愧于他。包丽的死与男友有关，是为男友而死。包丽微博最后的更新是“我命由天不由我。”这说明，她认为自己的死并不是自己决定和选择的，而是由“天”来决定的。这个天指的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她的处境。是屈辱的处境将她逼向了死亡，而不是她个人自由选择了死亡。
包丽生前和男友的聊天记录，以及最后一条微博
从包丽和男友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男友对其的打击和侮辱，因此，大部分人都将包丽的死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其男友。诚然，牟林翰的做法确实可耻，应该谴责，但包丽的死是否就仅仅是他一手造成的呢？如果将包丽的死仅仅归咎于牟林翰，归咎于她失败的亲密关系，归咎于精神控制的PUA，背后的潜在逻辑是，只要她遇到一个好男性，拥有一份好爱情，不碰上PUA，就可以幸运地好好活着，就可以避免悲剧。这是一种运气的较量。果真如此，问题就会变得简单许多，我们女性只要不碰上牟林翰这样的渣男，不上PUA的当，就万事大吉了。但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并非如此，包丽的死不是她个人的自由选择，不是牟林翰的一手操纵（他确实要为其负责，但不仅仅是他），而是整个男权社会造成的，男权社会应该为其死亡负责任。
01
封建男权残渣泛起
从二人的聊天记录中可以发现，牟林翰打压包丽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你不是处女。”这显示出牟林翰有着严重的“处女情结”。“处女情结”是指男性一定要求自己的伴侣是处女，女性应将自己的第一次性行为当作礼物一样奉献给未来的丈夫。“处女情结”是封建男权的产物。
其物质基础的来源可以追溯到私有制的产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观点是，私有制的产生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伴随着妇女必然性的历史失败。因为私有制的产生，妇女沦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和附属品。家庭是私有财产得以继承的单位，男性要将私有财产继承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当时避孕技术不发达，为了保证儿子和父亲血缘的一致性，就要求妻子必须是处女。
恩格斯，德国哲学家和革命家
从性政治的角度来说，性关系就是一种权力的政治关系。男权社会不仅要从精神上客体化女性，还要占有和控制女性的身体，通过控制她的身体，进一步控制她的精神。男权社会将处女赋予价值，只有处女才是纯洁的。
凯特·米利特，美国作家、女性主义者
针对这样的封建男权思想，中国在100年前就已经进行了抗争。“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传统的父权社会的一次激进的“弑父”。“五四”运动包含的重要成果就是思想启蒙，旨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剔除掉封建思想，其中也包括对女性的启蒙——女性要挣脱封建父权家庭的束缚，走向独立自由。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男女平等的法律主体地位。然而，100年后，曾是五四运动阵地的北大中，竟然还飘荡着“处女情结”的幽魂，封建男权思想在北大学子心中隐隐作祟。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女德班”也令人堪忧。这些现象都说明，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下，封建男权正在残渣泛起，并且结合资本一起猖獗。不禁试问，五四运动的启蒙成功了吗？它的成果保住了吗？
正是因为封建男权思想并未从当下社会中彻底根除，才会有牟林翰以此打压包丽，才会有包丽认同自己不是处女就有罪这一观念，造成了悲剧的发生。
02
性别平等教育的缺失
除此之外，整个社会性别教育的缺失也是包丽死亡的社会性原因。男权社会关于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男性从小就被当作主体培养，接受主体教育，他们被告诉，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要有所成就，要以人生的自我实现为重心。如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言“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她的力量很有可能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消耗。”而女性从小就被压抑成客体，她们的成长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打压，她们被告诉要以爱情和婚姻为重心，那才是女性的归宿。在这两种相反的教育下，男性走向了主体之路，女性滑向了客体深渊。
西蒙娜•波伏瓦，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作家、女性主义者
包丽在亲密关系中的反应也显示出一个重要问题：爱的权利不等于爱的能力。如同鲁迅作品《伤逝》中的子君言：“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包丽说“我最美好的东西，是我的未来。”然而，子君和包丽都落入了死亡。
鲁迅，思想家、作家、女性主义者
当下的女性虽然获得了男性平的法律地位，但没有接受和男性同样的主体教育，因此缺乏爱的能力。爱不仅指爱他人，首先就要爱自己，而包丽在爱情中却丧失了自我，陷入自我厌弃。反观男权社会对男性的主体教育中就包含着对女性的客体化，男孩从小就被教育不能像女孩一样软弱，男性只要获得成就就会拥有一个贤妻良母的客体作为奖赏。
纵观中国社会，性别平等的教育并未普及，性别平等的观念自然无法深入人心。女性主义作为一门普及性别平等意识、培养女性主体的学科在各个大学的开课量都十分稀少。性别平等教育应该从小就开始做起，鼓励女性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教导男性尊重和平等对待女性。
03
主客体的亲密关系
有一些网友出于猎奇的心理将包丽事件解读为字母圈（SM）的故事，这曲解了问题的实质。SM是两个主体之间的游戏，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之上。而包丽所处的亲密关系是典型的主客体关系，牟林翰是主体，不断对包丽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彻底客体化，直到包丽精神崩溃。按照福柯的观点，主客体统治的秘密是客体的承认。包丽之所以自杀，就是想结束这种屈辱的被统治关系，但由于自身的客体性，无法做到真正意义的反抗——离开（从积极层面不承认被统治），而只能自我消亡（消极层面的不承认）。
福柯，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
实际上，传统的爱情模式就是主客体模式，男性居于主导地位，享有支配权，女性居于客体地位，被男性所统治。只不过，传统的爱情模式还遵循着一套礼貌教养系统，男性会对女性有所感恩，表面有一层温柔和甜蜜的面纱。而牟林翰对包丽是直接的打压和侮辱，撕掉了温柔面纱，暴露出其客体化女友的本质。这种直接打压和侮辱，被称为PUA。我们从哲学上识别PUA，才能真正防范。PUA的本质就是对女性进行极端的身体和精神的客体化，从各个层面打击女性的自尊心，而建立起对男性的依赖。客体化的手段经过商业的包装就成为PUA，在底层男性中获得市场。
作为女性，要真正防范PUA，就必须成长为主体。只有保持着强烈的自我和自尊意识，才能在亲密关系中不被客体化。主体性包含精神主体性和身体客体性，意味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独立和自足。包丽在一开始是有精神主体性的，他反驳牟林翰，“我最美好的东西是我的未来。”
但她的身体客体性较强，无意识认同了对方处女有罪的观点，即她的身体不纯洁，而产生自卑心理。身体客体性最后污染到精神主体性，使精神主体性也慢慢减弱，即包丽感觉到自己说不过他，被他洗脑了。
我们女性要从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都培养自身的主体性，成长为身心一致的主体，一方面意识到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我爱我的身体，任何人都不得贬低、侵犯和伤害我的身体，一方面坚持培养自身的独立人格和思想，不被他人的想法带跑。只有这样，“有一天，女性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那是爱情对她和对他将一样，将变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险。”（波伏瓦《第二性》）
女武神
包丽的死是一场社会性谋杀，整个男权社会要为此负责。我们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进行反思，与封建男权思想作斗争，学习和传播性别平等知识，打破主客体的亲密关系，建立起互相尊重、平等友爱的主体间性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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