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瑾漠
有一群人，从事着一项鲜为人知的“新型职业”：每天奔波在医院急诊室和重症监护病区，说服濒临死亡的病人家属捐献其器官，去挽救等待器官移植的危重病人。他们，叫“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笔者专访了山西省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管理中心“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闫娟。
她坦言，受“死要全尸”、“入土为安”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家属都无法接受将亲人的器官捐献给别人。在遭遇一些冷眼甚至辱骂后，她曾想过放弃，但最终因一些家属的善举，她又坚持了下来。在一次次的误解和支持中，她也得到了历练和成长。
她说：“器官捐献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方式。中国器官捐献事业正行进在一个关键时期，在以百万计等待器官捐献的患者面前，协调员身负的责任任重而道远，哪怕再艰辛曲折，我依然会坚守在这条路上。”
放弃吧，这条路走得太难
2004年，闫娟从山西省医科大学护理专业毕业，应聘到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手术室当护士。3年后，她又被调到重症监护室工作。每天目睹着生命的凋亡，闫娟的心情很沉重遗憾：如果有移植器官来源，很多病人就不会死亡。
2013年10月，闫娟在医院看到山西省红十字会下发的一则招聘启事——招聘有志于从事社会公共事业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岗位。应聘条件：从事医务工作、且有1年以上医务工作经验者。工作内容：与濒临死亡的病人家属沟通，宣讲有关政策法规，完成捐献法律手续，说服并协助其完成器官捐献全过程。
闫娟看到这则招聘书，心里一动。想到那些苦苦等待器官移植、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病患，这个工作必须得有人牵头去做，她毫不犹豫报了名。可是，真正做了协调员，她才体会到做一名协调员的艰辛和不易。刚开始，她甚至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2014年1月，经过省红会两个月的培训，闫娟和来自于各市的12名协调员，顺利拿到了“器官捐献协调员”从业资格证书。怀着紧张心情，闫娟正式上岗。
协调员会根据红会网站提供的危重病人信息，佩戴资格证书，去相应的医院联络濒临死亡的“潜在捐献者”的家属。刚开始上岗那会，闫娟遇到的家属态度还算礼貌。通常，他们不理睬她或者请她离开。但有时，她也遭遇到谩骂甚至侮辱。
1月中旬的一天，她找到一位因车祸导致脑死亡的伤员家属沟通。当闫娟向伤员家属介绍了自己身份，提出“器官捐献”的建议后，家属情绪立刻失控了。病人妻子指着闫娟的鼻子骂道：“你不就希望我丈夫死吗？担心遭报应！”病人儿子也从沉默中爆发，他揪住闫娟的胳膊挥舞着拳头大吼道：“你再敢说一句，我揍死你！”
面对这样的情形，闫娟只好低头转身离开。可是病人妻子又追出来，拦着她继续发飙。她恶狠狠地对闫娟说：“我手里要是有刀，我就一刀捅了你！”
女人发泄了很久，才放闫娟离开。闫娟跑出急诊室，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哭了。遭遇到这样的辱骂，她心里特别委屈难受，一阵不被认可的失落感，让她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动摇。
还有一次，闫娟得知一位突发性颅内出血的女孩命在旦夕。女孩已经10多天没有进食，一直昏迷不醒。尽管医生全力抢救，可她还是很快进入了脑死亡状态。
那天，闫娟跟女孩父母在重症监护室外沟通器官移植时，主治医生正好也在。医生对女孩父亲说：“以你孩子目前的病情，确实可以考虑是否能器官捐献。因为你孩子已经脑死亡，仅靠呼吸机在维持生命；二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我觉得你也不必花那个冤枉钱了。”
谁知，那位父亲上去就抓住医生的衣领骂道：“你不去挽救病人，却蛊惑我捐献孩子器官，信不信我告你？”
闫娟赶紧解释：“我们有一套严格的法律程序和依据，必须是现代医学无力挽回，才能器官捐献。而且捐献器官，是一件积德行善的事情，也是生命的一个延续。”
但是，那位父亲根本不听解释，仍一意孤行地说：“你俩是串通好来害我孩子命的，要是你们救不好我孩子，我饶不了你们！”
两天后，女孩因抢救无效死亡。主治医生因此挨了一顿痛打，还差点惹上官司。
当时，闫娟特别难受。病人家属连医生都不信任，还会相信她这个身份尴尬的协调员吗？想到几个月来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大医院，虽然历经各种委屈和辛劳，但几乎没得到过一位家属的理解和支持，闫娟信心顿失，她对自己说：“放弃吧，这条路走得太难了。”
闫娟在医院发放宣传册
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就像“爱心储蓄银行”，需要人人参与
正当闫娟打算重拟职业规划时，2015年4月的一天，她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位叫何博（化名）的父亲打来的。何博说，三天前，他上高中的儿子在学校打球，忽然脑出血被送进医院重症监护室。这两天，孩子病情急转直下，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他看到医院展板上闫娟的联系方式，就给她打了电话，咨询器官捐献事宜。
闫娟赶到医院，正遇上何博一家人跟医生商谈儿子的病情。何博主动对医生说：“医生你只管全力抢救孩子。如果实在抢救不过来，那就不要耽误我们做器官捐献吧。我们的孩子假如活不成，那就帮助其他人活着，那样的话，世上就少了一对像我们这样痛苦的父母了。”
当时，在场的医生无不动容。闫娟也顿时眼圈红了，她使劲握住何博的手说：“谢谢您，谢谢您对器官捐献事业的大力支持！”何博说：“我们不想再让孩子遭受痛苦了。以其毫无意义的治疗，不如让他换另一种方式活下去。如果他的器官能继续活在别人身上，他的生命一样得到了延续，我们做父母的也就很欣慰了。”
那一刻，闫娟除了感动还有震撼。她完全没想到，还有这么深明大义的父母！她忽然想，之前遭遇的种种冷眼和谩骂，又有什么呢？如果不坚持，那就错过了这个主动捐献器官的家庭，也很可能让苦等器官移植的患者又错失了一个良机。
何博跟闫娟签署了儿子的器官捐献自愿书后，在得到医生明确的“无生还希望”的诊断后，何博夫妻忍着悲痛，捐出了儿子的一对眼角膜、一对肾脏和一个肝脏，挽救了五个被病痛折磨的家庭。
而尤让闫娟感动的是，捐献出儿子器官不久，闫娟又接到了何博电话。何博问闫娟：“接受捐助的家庭经济有困难吗？如果他遇到困难，我可以资助他们。”
因为国家对捐献方和受捐方有“双盲”政策规定，闫娟并没有向何博提供受捐方的任何信息，她只代表受捐方对何博表示了感谢。何博说：“我理解。那就请你代我感谢接受我孩子器官的人，是他们让我孩子活了下来。”
当时，闫娟的泪止不住往下流。虽然在协调工作中，她依然会遇见拒绝和谩骂，但有像“何博”类情怀的支托，才让闫娟有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2017年4月底的一天，闫娟的一位前同事给她打来电话：“你赶紧来急诊室，一位病人家属要捐献亲人器官。”
这是一对因长期从事煤炭开采工作而双双亟患尘肺病的夫妻。4年前，丈夫阿华的病情已到了终末期，需要一天24小时吸氧维持生命。一年后，阿华在山西省人民医院，终于等到了肺源供体。
接受肺移植的阿华，得到了新生。呼吸重新顺畅的他，觉得空气里都充满了甜甜的味道，那种感觉非常幸福。他开始努力赚钱，打算存够50万，也给妻子换个好肺。
日子一天天好转，他的目标也一天天接近。可4月12日那天，一场意外彻底打碎了他的计划。
那天，妻子阿英从附近诊所吸氧回来，不幸遭遇严重车祸，当场昏迷不醒，直接被送进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不久，阿英被诊断为 “脑死亡”。看着阿英全身插满管子，仅靠呼吸机维持生命，阿华很心疼。他跟女儿商量后决定：捐献阿英的器官，去救急需帮助的人。”
于是，阿华跟医生说了自己的选择。他说：“我曾经也是一个苦苦挣扎在垂死边沿的人，深知那种痛不欲生的滋味。多亏了别人的爱心捐助，我才重获了新生。既然我妻子已无生的可能，那我就该把我受到过的恩惠回馈给别人。”
和闫娟签署了器官捐献书后，阿华捐出了妻子的眼角膜、肝脏和双肾，挽救了6个人。
除此，阿华本人也跟闫娟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他说：“多救一个人，就会少减少一个家庭的痛苦。你尽一点力，我尽一点力，他尽一点力，那能减少多少家庭的痛苦啊！”
闫娟听了，特别动容。“人体捐献器官事业，是一个新生事物。比如献血，得有一个被接受的过程。就像何博，传递着无私的爱心，令人敬佩；再像阿华，先是受到捐赠和爱心，获得新生。现在又积极捐献亲人器官去救助别人，去回馈爱心，储蓄爱心。我们这个捐献系统，就像‘爱心储蓄银行’，需要人人参与，才能获得良性发展。如果大家都像何博和阿华一样，积极参与到器官捐献事业中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受益、越来越多的生命被挽回。这，也是我越来越有动力做这份事业的原因。”闫娟动情地说。
不用再等，亲人会换做另一种方式活在世上
随着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在各大医院的开展，许多病人家属开始慢慢理解和支持协调员的工作。但，一些家属和闫娟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书”后，却又临时反悔。
闫娟说：“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总幻想着亲人能够醒来，还有救。他们的觉悟已经很高，等等，再等等他们，他们才会明白，亲人已逝，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把亲人以另一种方式留在这个世上。”
2018年5月，闫娟来到了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外，一位中年女人红肿着眼睛，眼神呆滞。她的丈夫5天前因酒精中毒造成脑死亡，没有了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
“你好，我是山西省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管理中心‘器官捐献协调员’闫娟。”闫娟热情伸出手介绍自己，但对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闫娟继续跟女人沟通：“虽然我救不了你丈夫，但我可以救下你丈夫的一部分，让他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隔了2分钟，女人才气若游丝地说：“我知道，你想让我丈夫捐献器官。”闫娟点点头没做声，她已做好了被骂的准备。谁知，女人却缓缓抬起头说：“你明天来吧，我再好好想想。”
第二天，闫娟又去跟女人沟通。女人哭了，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捐了丈夫的器官，我担心他不完整了啊！”闫娟又轻声细语地解释说：“俗话讲‘人一死百了’，现在人死了都实行火葬处理，一把火烧了，什么都没留下。如果留下你丈夫有用的器官，移植到别人身上，不仅给你留下念想，他还能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他的生命才更有意义啊！”
渐渐地，闫娟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打动了女人。女人说：“那我同意捐。”女人很快和闫娟签署了器官捐献书，并放弃了给丈夫做无谓的治疗。
根据法规，病人必须是在撤出呼吸机，心跳停止五分钟临床确认死亡后，才可以进行器官摘除。移植器官团队一直等在5公里外的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为了达到器官的最佳移植效果，来接病人的医生计划先把病人转到救护车上，再撤除呼吸机。
就在女人丈夫从抢救室被转出时，女人看到在呼吸机的作用下，丈夫还有心跳。她忽然撕心裂肺地大叫着：“不可以不可以，他还没有死！”
闫娟跟女人解释：“你丈夫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医生马上就要拿掉他的呼吸机了，心跳也就会跟着停止。”女人哭着说：“我要陪在他身边，亲眼看着他心跳停止。”
看着情绪激动的女人，闫娟立刻同意让她一起陪着丈夫上救护车。在陪伴的过程中，女人看着丈夫的心跳渐渐停止，号啕大哭，整个人瘫软在地上……
闫娟抱着女人，不停地安抚她，陪她一同流眼泪。她心里明白，女人的觉悟已经很高了。但面临生离死别的时候，那种分离的痛苦真真切切，让人难以割舍。女人始终不相信，丈夫就这么没了。她一直心存幻想：丈夫还有心跳，万一能活过来呢……女人丈夫的器官，救了4个人。女人说，丈夫在她心里，一直没死。
2019年7月初的一天，闫娟风尘仆仆赶到山西省一家县级医院。病房外，一对中年夫妻正在垂泪，他们是即将而逝的一位女孩的父母。23岁的小静，今年大学刚毕业。6月下旬，她在上班的路上，被一辆飞速的摩托车撞飞到10米之外的电线杆上，再也没醒来。
小静很快被宣判为脑死亡。小静父母不相信这个残酷现实，医院又请来上级医院专家来会诊，诊断与当地医院一致——小静是脑死亡，已失去救治意义。
闫娟把工作证递给小静父母，安慰了他们一番，然后跟他们聊起器官捐献的事宜。
沉默了一会，小静父亲咧着嘴痛哭道：“我就是不相信，女儿就这么没了。她头上明明就只有一点擦伤啊！”
闫娟把医学知识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话解释给他们听，跟他们沟通了3个多小时，夫妻俩终于接受了现实，与闫娟签署了器官捐献书。
不一会，夫妻俩10多个亲戚赶到，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小静的奶奶一直念叨：“万一奇迹会发生呢？万一等几天，小静就会苏醒呢？”
小静妈妈听了就抹泪了。她说：“我们不捐了。”小静父亲忽然拽住闫娟和她同事的衣袖说：“我们不捐了，不捐了，你们赶快把我女儿还回来。”
闫娟顿时傻眼了！此时，载着小静的救护车已经去了手术室的路上！闫娟只得给救护车上的同事紧急打电话“叫停”。
小静的呼吸机已经拔掉，已去世。如果再这样下去，她的身体状况很可能就不符合捐献条件了。闫娟急得直冒汗，她把小静父亲单独请到一边，耐心做他思想工作。她说：“大哥，你千万不要做对不起女儿的事啊！”
小静父亲问：“我怎么会对不起她呢？我就是始终不相信她就这样走了，万一她要是醒回来呢？”闫娟说：“那么多医生一次次科学诊断，难道还不如您家那些零医学常识的亲戚吗？如果有人会因为她的捐献重获新生，那么，她的一部分器官也还会继续活着。您和孩子是在做一件积德行善的事情啊！”
小静父亲沉默了，两分钟后，他对那帮亲戚说：“你们别说了，我不变了，我捐！”
移植程序最终得以及时继续。小静年轻的角膜、皮肤和肝、肾，挽救了7位患者。
闫娟说：“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我们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但我们愿意做延续生命两端‘器’约的桥梁，这个桥梁是渴求新生的人们唯一的途径和希望。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相信不久的将来，人类器官移植，就如同输血一样，寻常而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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