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KANO》真正做到了让历史远离政治。
这部时长180分钟、颇具史诗格调的体育励志片，根据1931年台湾嘉义农林棒球队的真实事迹改编，虽然掌镜人是青年导演马志翔，但电影实际主导者是监制之一的魏德胜。
执导过《赛德克·巴莱》的魏德胜是华语电影界少有的具备知识分子视角的艺术家，他热衷思考宏大题旨，探究逝去时代鲜遭涉及的未知领域，这一点在《KANO》里也不例外。
《KANO》虽是一部体育电影，但故事背景却无论如何难以绕过，须知在台湾1895-1945的界定上，“日据”还是“日治”，一字之差都可能引发争议。创作者选择直面这段历史时空，片中段落却不符合主流认知关于“殖民地”的苦难想象，被扣的帽子自然会从《海角七号》的“精日”直接上升为“媚日”。
如片中看似与主线无关的“嘉南大圳开闸放水”的桥段，无疑构成了批评者立论的实锤。
那条历时十年的大型水利工程，由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设计，它在当年（实际是在1930年，剧情延后了一年）的开通，使得台湾省内稻田产量增加十倍。电影通过描述弯腰耕作的嘉义农民在解放劳动力之后的欢呼雀跃，给了那位日本工程师一个正面特写，当他遇到田野间肆意奔跑的棒球小将时，甚至还有一番鼓励壮行的剧情设计。
那段被魏德胜认为是“难用二元法简单评判”的历史当然是无比复杂的，就拿八田其人来说，马英九曾公开指出，殖民政府都是掠夺性的，这些工程的所得大都运回了日本，日本神社的很多木头却来自台湾。八田与一的确促进了农业发展，但他只盖了一座水库，两蒋时代盖了十几座，孰轻孰重？
KANO是嘉义农林的日语发音
可如果一部电影能同时容纳“唯技术论”、“民族本位”与“个人主义”进行合理冲撞，启发观众思考技术进步是否是真的进步，这本身就是一部电影的价值所在。主创们也只是根据史料研究与田野调查交出一份答卷，真正复杂的并非影像，而是影像背后不可逆转的历史深渊。
对于抵制声，魏德胜这样看：“我们是通过自己的工作传递一种历史观，从历史观里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你会有存在感，你会有创造一种价值的力量出现。这是日本人在台湾的中国史，而不是日本人在台湾的日本史。”
这很像上届柏林电影节颁奖现场，评委会主席朱丽叶·比诺什对因“技术问题”退赛的张艺谋电影《一秒钟》所做的评语——“我们需要艺术家帮我们理解历史与情感，电影艺术可以转变思想和生活。”
二战期间，日本从台湾强征原住民从军
有趣的是，《KANO》的故事正是魏德胜筹备《赛德克·巴莱》时翻阅殖民资料时发现的，他才是最先意识到矛盾的那个人——一边是1930年，以莫那鲁道为首的原住民奋起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发动雾社起义；另一边是1931年，距离雾社100多公里的嘉义，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加入了一支团结无比的球队，他们每天喊着同一个口号，向棒球少年心中的胜地（甲子园球场）高歌猛进。
换句话说，魏德胜是被错怪了，一个人不可能前脚拍了一部抗日片，后脚就变成了“亲日分子”。
在电影中，近藤兵太郎有句话叫“心不正，球就不正”，倒是可以用来直接反击沸沸扬扬的批评声，那些扩大化的指涉，会将所有从历史尘埃中打捞上来的故事消磨殆尽，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毕竟，《KANO》讲了一个相当纯粹的故事：
电影中嘉农队的合影
旅居嘉义的日本教练近藤兵太郎接手嘉义农林之前，这支当地棒球队是从未赢过比赛的鱼腩球队。在近藤教练的选材调教之下，由日本人、原住民（阿美族、卑南族）与汉人（主将吴明捷是客家人）组成的“三族联军”获得了脱胎换骨般的长进。
近藤兵太郎认为，原住民能跑，日本人善防守，汉人击打力大，只要队员们能通力合作，拧成一股绳，这个阵容配置足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成绩。
嘉农不仅勇夺全岛冠军、获得出征日本的机会，并在1931年的甲子园比赛中挺进决赛，虽然劳师远征的球队最终与冠军失之交臂，但全队不放弃任何一球的拼搏精神与协作意识震撼了现场的五万五千名主场观众，日本人齐声高喊“英雄战场，天下嘉农”来肯定这支客队的惊艳表现。
在当时的殖民地，日本移民是一等公民，汉人是二等公民，原住民则是三等公民，族群间的矛盾、对立与仇恨似乎才是常态。基于这样的前提，当魏德胜了解到嘉农队完全摒弃了族群纷争、一切按照运动规律行事时，才尤为感受到一份震撼。
毫无疑问的是，电影中冲着日本记者喊出“人种与棒球有什么关系”的近藤教练在对球队团结的塑造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对于棒球运动的热爱、训练选拔的专业以及超越时代的胸襟，一路为球队保驾护航，终于使得理论上的奇迹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记。
锭者博美来到对手昔日的场地
《KANO》予我最深的印象，是镜头中着墨不多的日本人锭者博美的主视角，1931年的甲子园遗事，正是在这位前棒球选手深藏于心的回忆中得以铺展开来。
1944年的基隆，即将奔赴菲律宾的日本军列上，载着陆军大尉锭者博美心底的谜。他交代邻座，火车开到嘉义的时候务必喊醒自己，他要趁着装运间歇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
十三年前，锭者博美效力的札幌商业，正是在甲子园比赛中被初次参赛的嘉义农林击败，他的精英姿态随着对那支远方对手的观察，逐渐由陌生转向尊敬。趁着这次路过台湾的机会，他想知道是什么造就了嘉农那种一拼到底、决不放弃的毅力。
汉字：苏正生
影片中段，一身戎装的锭者博美来到嘉农队那片草丛中的训练场，荒芜的场地空无一人。他望着这个训练条件极为普通的昔日对手的营地，自言自语道：“就是这里吗？没什么了不起呀！”
可就是在这块“并无不同”的场地上，历练出了日本人自愧不如的“麒麟子”吴明捷，以及成为“第一位击中甲子园全垒打墙的亚洲人”的苏正生，他们之所以出人头地，不是作为手下败将的日本人原以为的“特异功能”，而是在任何场地上都可以有、也都可能无的天赋、努力和热爱。
就像电影中一个桥段，刚到甲子园时，嘉义队员捧起沙土想要带回去，近藤教练却告诉他们不用这样做：“土就是土，跟家里的一样。”这是一个象征，无论对于个体、球队还是族群，于“大成就”最珍贵的东西，认对了也早在自己身上了，从来与那些徒有其表、慷慨激昂的符号无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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