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芜的十八里坡和飞扬的黄色尘土将生存环境的艰难和生命力的顽强展现得淋漓尽致。——高一萍
在张艺谋正式被学者划分为“中国第五代导演”之前，他还有着另一重身份，中国摄影美学的代表人物，其中被称为“民族史诗”的《黄土地》正是由张艺谋所主导摄影。张艺谋对美学与色彩的极度敏感，也使得它们融入电影叙事，成为张艺谋电影十分重要的文化符号。
张艺谋所执导的《红高粱》恰恰就是极具主观性的色彩与美学的符号，这些特定的符具有情感动机与额数的表意功能，但在受众观影的过程中，这种设定的美学符号却变得自然与真实，那种超现实被动感觉，在整部电影的叙事张力与色彩营造的真空中被抽离了。
色彩的运用，就是张艺谋表现的表达方式。无论是过去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还是近几年来《归来》《影》，张艺谋都在以他极具风格的色彩符号，去展现他自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同时，去展现我们民族特色的文化。在商业与电影国际化的轨道上，潜移默化输出了自己的价值理念，震撼了一代一代年轻人对于电影色彩的审美心理。
红色盛宴
在色彩传意上，张艺谋并非是开荒者。事实上，法国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早在它的《蓝白红三部曲》中就已经运用了色彩传意，张艺谋也是深受基耶斯洛夫斯的色彩美学影响，中国文学的底蕴与民族文化的思潮，又让张艺谋将这种色彩美学同化，成为张艺谋独具特色的叙事方式。
红色，是《红高粱》的主色调。在整部电影中，张艺谋用红色作为底色，以黄色作为抽调，由黑色完成渲染，勾勒出一幅极具民俗国风色彩的写意卷。荒芜的十八里坡和飞扬的黄色尘土将生存环境的艰难和生命力的顽强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中国，红色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它是被视为友好，幸福，喜庆，也被视为如同故宫深红色墙般的权力与压抑，在西方，红色更多是单一的危险与鲜血。张艺谋喜爱红色，从民族传统与民族历史来看，红色是民族的颜色。正如2003年张艺谋曾接受白岩松采访时谈论道：“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红色很浓， 延续着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电影《红高粱》中的红，是中国红，是属于中国红色的民族史诗故事。
民族意志
在这个民族史诗的故事中，张艺谋还刻意将“黄色与红色”进行碰撞，刻画了现实主义色彩的农民形象。黄色同红色一样，在中国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它是象征着生命的黄，象征着无上权力的黄色，浓缩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生存的每个角落中延续。
影片的开始，阳光照耀在这片神州的黄色土地上，扬起的黄色灰尘围绕着整个红色大花轿，色彩的分量与位置进行了鲜明的对比，以最原始力量的景深，让观众们看到了宝贵的民族与不甘屈膝的生命意志。
在整个片段中，黄土地占据了画面内容的绝大视觉部分，在边缘的角落只留下了一个十分狭窄的空间，而婚姻队伍的出现打破了这单调而又深邃的画面，变得格外的醒目与悲凉，仿佛上来便是在告诉观众，这是一个讲述原始与封闭的故事，是一个极具悲剧的民族故事。黄色成为了文明的象征，红色成为了无声的旁边，在整部《红高粱》中，色彩无时无刻的不在为民族意志与个性书画着意境。
第三符号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人们对色彩也依旧有着主观色彩的情绪。比如，象征着纯洁与爱的婚礼是白色与红色，象征着放空与随性的自由是蓝色，我们每个人都在乎色彩的搭配，色彩也在每个人的心目中的定位是不同的，所以在电影中，运用的色彩所表达的意境，其实就是作者导演自己想要传递的具体意向。
虽然在《红高粱》中，张艺谋主要以红色为主调，黄色为写意的辅色来渲染叙事色彩，但随着后来黑色所代表的暴力与狂野的加入，也给观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这种短暂所停留的黑色并非是简单的昙花一现，事实上，这种短暂停留的黑色，正是整个电影所达到的高潮与记忆，在黄色与红色所营造的氛围的推动下，所有的色彩都是在为这简短的黑色达到故事中点服务的。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曾所指出，色彩是电影的第三符号，它是具有被赋予生命意义价值的，它能够通过色彩去表达人物的情绪性格的。对于张艺谋而言，他是可以透过色彩的运用去追寻故事中人物的内心，去让受众产生共勉，沉浸在电影中的叙事之中。所以在《红高粱》之中，红色所包围的婚姻，抢亲，也成为了人最为原始人性与血的红色象征。
《红高粱》
色彩，自然是张艺谋最为明显的叙事语言，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是，任何色彩美学都是无法脱离群体而个体存在，简单来说，电影《红高粱》的色彩所构造的庞大视角下，有着深而广的故事作为支撑。这个支撑点自然是创作原著的莫言。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奖评委会曾如此评价莫言的《红高粱》：“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红高粱》的故事是真实的发生在东北的历史实践，是通过事件的刻画与回忆，来唤醒大众过去那段历史的集体性回忆，它是讲述过去故事，但也同时在书写新的故事。
克罗齐曾说过: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在快速变迁的时代，如何记录当下，重塑过去，这是所有学者正在努力探索的话题。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娱乐与文娱传媒的形式，拥有者传意与大量的手中，无疑是最好选择。而莫言与张艺谋所采取的话语体系之外的“我”“我的爷爷”的口吻的平民视角，也直接将观众从座椅上拉到了历史情境中的过去，而色彩也正是基于此类电影所塑造的真实之上。
这种叙述方式虽与《1942》和《集结号》这类战争影片有所不同，似乎也缺少了一些对历史的理性思考，但就其实际的观影效果而言，正是由于采用这种非理性的叙述方式，影片将历史小事件活生生地呈现在观众的眼前，在改变人们心中固化历史概念与印象的同时，唤醒了当代历史主体内心深处的“集体历史意识”
跨时代
从平民英雄的视角去阐述那段特殊的时代，在宏大视角的民族故事中去关心小人物，这才是《红高粱》色彩塑造的出发点，也是电影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心中固化的历史概念，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的“集体历史意识”，
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赋予了莫言作品无与伦比的历史想象空间，诗性意化影视风格赋予了张艺谋无与伦比的影响空间想象，这两者碰撞之间所产生的火花注定是跨时代的，而《红高粱》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最会“讲历史”的民族史诗级影片。
参考文献：
［1］张艺谋． 我拍《红高粱》［J］． 电影艺术，1998(04):76．
［2］ 高一萍 电影《红高粱》中张艺谋对色彩的运用研究
［3］尹秀丽．《红高粱》从小说到电影的嬗变
［4］王启伟． 浅论《红高粱》文化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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