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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业为什么没落了?组织模式的改变抓不住新机会落伍了

说到电影的历史,中国人最熟悉的,是欧美的好莱坞,日本的恐怖片,以及香港的动作警匪片。

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动作片是大人小孩的最爱,每推出一部新电影,就会让整条巷子的人都跑去看。

2000年之后,内地的电影题材越来越丰富,香港动作片显得千篇一律。但是不可否认,香港电影依然能勾起观众的观看欲望。

关于香港电影如何取得辉煌的成绩,中间经历过一次模式的切换。



嘉禾影业崛起

香港电影,一开始的模式叫做大厂制,代表公司就是邵氏影业。其中的邵逸夫先生就是后来经常在内地各个大学兴建邵逸夫楼。

大厂制模式的优点,就是不过你是管道具的人,还是抛头露面的电影明星,都是公司的雇员,拿固定工资。这种体制下,摄制组本身就是一个个流水线,生产效率非常高,产量大。

这种模式非常适合早期的电影发展,那个时候的关注看电影就是图个乐,至于电影的内容、内涵啥的,观众并不了解,也看不太懂。只要这个电影故事看起来有趣,就愿意掏钱。



渐渐地,随着电视普及,看个乐趣在家就可以看了,何必去电影院?这个时候电影院就必须做出改变,大厂制模式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

因为这种模式拍出来的电影内容都比较单一,观众的审美和口味变了,电影内容必须丰富,走精品化路线。这就需要更有能力的人来加入,可有能力的人怎么愿意拿固定工资呢?

于是,香港电影的第二种模式就出现了,叫做“卫星制”,代表的公司叫嘉禾影业。嘉禾影业的创办人叫邹文怀,原来是邵逸夫手下的得力干将。后来邹文怀觉得,要拍出精品电影,必须改变薪酬制度,有分成,让导演和演员都能赚更多的钱。但是这个想法邵逸夫并不支持,所以在1970年,邹文怀选择单干。

第一文和嘉禾影业合作分成制的,是大明星李小龙。1971年,嘉禾影业投资李小龙的功夫片《唐山大兄》,票房高达320万港元,创下香港票房记录。第二年更进一步,《精武门》票房达到450万港元。从此,嘉禾影业就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看到嘉禾影业跟李小龙合作的这么成功,邵逸夫当然很担心,也挺后悔。可没想到,1973年,李小龙突然去世,邵逸夫原本担心的事情,一下子又消失了。以为,这样一来,嘉禾影业就没戏了。

但是,谁又会跟钱过不去?看到李小龙的成功,邵氏旗下另一员大将许冠文投奔到嘉禾那边,并连续推出多部大片,票房不断创下新高。

卫星制的弊端

趁着这个上升的势头,嘉禾影业再度创新,搞出了卫星制。

卫星制的意思,就是电影明星不仅有分红,还允许你独立成立电影公司,像卫星围绕行星一样跟嘉禾合作。这样,明星不仅能获得金钱,还不用手电影公司的制度约束,过一回当老板的瘾。

李小龙的“协和”、许冠文的“许氏”、洪金宝的“宝禾”、成龙的“威禾”,都是嘉禾公司的卫星公司。

这个时候,香港电影业的主流体制,已经从大厂变成卫星制。香港电影市场的1980和1990年代,正式进入繁荣期。80/90后小时候看的电影,基本都是那个时候生产出来的。



当然,卫星制也并不全都是优点。核心公司和众多卫星公司之间,合作关系比较松散,跟原来邵氏兄弟那种连接成一个稳固的整体不同。卫星制的模式,遇到上升期时自然是没问题,大家都有钱赚,其乐融融,制度又灵活。

但是遇到市场波动,业务减少,弊端就显露出来了。彼此之间没有稳固的合作体系,公司之间没有相互扶持的责任感,遇到事情大家各顾各的,少有资源共享。即便有人想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危机到来时信任问题也很难被打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来,嘉禾影业被重创,迅速衰落。这个核心没了,其他的卫星公司被波及,整个体制濒临奔溃。21世纪初,内地市场对香港电影大幅开放,涌现了《无间道》、《功夫》等叫座的电影,但是这个时候,香港以及没有核心电影公司,没办法实质性抓住这个机会,转化成产业机会。

香港电影业还有很多的人才,但是作为产业资源的个体,流动性是非常大的。后来,很多优秀的香港电影明星和导演,纷纷选择北上,到内地拍电影。这也间接导致了后来香港电影业的没落。

原来的香港,跟美国的好莱坞可是并驾齐驱,如今已然难重现当年的辉煌。



从电影业到互联网

其实,香港电影发展的这两种模式,也是企业组织的模式。

邵逸夫的大厂制看上去很死板,都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都包含在里面,有一个可以保护整个产业的外壳。卫星制看上去比较灵活,效率也不错,但是缺乏对抗外来攻击的稳定结构。在产业上升期,卫星制的优势非常大,但是在产业的波动期,卫星制更容易被瓦解,大厂制反而更牢固。

香港电影的兴衰沉浮过程,可以借鉴到现在去看未来。

互联网用效率把社会资源串联起来,诞生了各种产业奇迹。当这些产业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变成了整个社会的新的结构基础。

当一个公司变成社会的结构基础时,就会发现有些问题是互联网处理不了的。很多产业是这个社会必然要有的社会结构,同时必须承受社会对这个结构的要求。



阿里发展成了最大的电商公司,就要把假冒伪劣的问题治理好;美团发展成了最大的外卖公司,就要在食品卫生的问题上下功夫;滴滴成了最大的打车出行公司,除了要把服务做好,还要承担一部分公共安全责任。

借助互联网这个新技术,松散社会协作带来的效率和速度。但是,社会本身并不是松散的,反而因为互联网变得更紧密了。一个紧密社会对一家企业的要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强化。要不怎么说,创业难,守业同样难,企业要做大做强,更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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