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姐从小就留了一头长发，上学后，她的成绩并不好，长发就成了她玩物丧志的象征，终于在她初三那年爸爸妈妈带她去剪成了齐肩的头发。因为妈妈觉得打理头发浪费时间，我从有记忆起就是短发，每个月都要去理发店剪头发，一直到大学离开家我对我的头发有了自主权，我才蓄起长发。从短发到长发，我发现打理头发的时间并没有增加，相反我感觉自己解放了。
我不用每个月都要留出时间去理发店修理头发，我不用为选择到差的理发店和理发师修剪的造型不好看而苦恼，也不用每个月都要为此支出一笔费用。留了长发，我甚至可以一个月不理发，七天不洗头，这是我在留短发时不能做的。爸爸妈妈会不会知道其实短发与长发的打理时间并没有很大差别？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我们都知道，不让女孩蓄长发的原因，浪费时间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真正的原因不过是长发来带的女性独有的美丽在有些人眼里就是原罪。
很多初高中都不让女同学留长发，谁的青春里还没有几个因为烫发、染发挨骂、被罚款的同学。现在回想起来，不禁发出疑问：这样做不违法吗？《宪法》规定了公民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合法权益，其中身体权包括保持人身体的完整性的权利，如头发、指甲的完整性不受他人的侵害；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头发是人身的一部分，是由公民自己支配和控制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条规定，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在被迫剪掉长发的岁月里，你的身体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可能受到了侵害，其实是你的人权受到了侵害。这其实和最近甘肃妇幼保健医院医疗队在驰援武汉前剪掉头发呈现出的问题没有太大的区别，本质上都是侵犯人权的行为。人身自由在于法律赋予的选择权，我剪不剪头发是我自己决定的，没有人因为不减头发就否她的贡献与价值，除非有科学依据表明头发是这场抗击疫情的关键问题。留长发固然可能会造成一些不便，但自我选择、自我解决并未影响任何人。
头发其实是人权的一个缩影，甚至是妇女权利的一个缩影，牺牲一些边缘化的正当权利前提是处于自由选择，不然就会变成强制性的伤害，这种新闻不免要和女医护人员卫生巾、安全裤等生活必需品不足形成鲜明对比。《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任何单位均应根据妇女的特点，依法保护妇女在工作和劳动时的安全和健康，不得安排不适合妇女从事的工作和劳动。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需要保障的正当权利没有做好，却要大肆宣扬和鼓吹伤害其他人权的正当性。这样的新闻不在少数，无论是保护妇女的正当权利还是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在灾难面前都不是敌强我弱的关系，我们可以为社会做出牺牲，但这种牺牲是必要的，而不是非必要的、带有其他目的的。我们从物资匮乏的年代走到今天，牺牲无数人的个人权益走到今天，这在很多人眼里是正确的，而在物质如此富有的今天，仍然鼓吹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漠视人权无疑会造成更大的不必要牺牲，这也不是一个富强的国家应该呈现的面貌。
长发是罪恶的象征吗？不是，从古至今尤其是在当下物质条件充足、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以牺牲女性权益、公民权利为标题的新闻也许能得到某些人的喝彩与鼓励，但却是新闻工作者和相关政府机构的丑恶和无能。我们鼓励在大灾大难面前，牺牲小我，甘于奉献，但我们不鼓励牺牲正当的和不必要的权利，尤其是那些对疫情影响微小的部分。我们常说祖国强大，人人就应该以进步为荣，连女性的基本需要都满足不了，如何满足百姓的正常生活。一个国家的某个新闻受到追捧除了真实客观，我希望内容是我们做到了什么这是正当的而不是我们为了达成目的牺牲了什么这是正当的。对于个人来说，牺牲是伟大的而对于国家来说牺牲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耻的，这类新闻的存在在于肯定某个人的价值而不在于肯定某种行为的正当性和可重复性，而这这不是单单是新闻的问题，而是国家和国民的观念问题。
我们无需剪掉长发，也无需为谁做不必要的牺牲，我们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和男女无关，这是一个人要做的事，这不仅是一种行为，还是一种新思想和固有观念的对抗，而说出来不是为了判断当下的对与错，我倡导求同存异，更明白我们无法改变上一辈人甚至这一辈人对于女性权益、人权保护等许多问题的看法，但是至少从我辈起能把正确的观念传递给下一代，这才是一个现代人要表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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