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剧带火一个“冷词”
电视剧《装台》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各方反响不错。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彦的同名小说，陈彦因长篇小说《主角》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而《装台》是一部反映戏剧舞台装台人这些普通劳动者的作品，一播出即引发强烈关注，其中有许多值得总结、可以说道、提供启示的地方。
据说，《装台》改编电视剧时，曾经有过一个听起来比较都市化、时尚化的名字：《我待生活如初恋》。这个剧名来自一句流行语：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
看完全剧，觉得此说也不是很不靠谱。的确，装台者这些小人物，生活里充满了艰辛，却又顽强地活着，还无怨无悔般热爱、拥抱着生活。不是很有道理吗？而且毕竟是电视剧，为了收视率，大家谁不想起个吸引人的剧名呢？近些年来，眼见得一些古装戏、乡土题材，装在很散文化的剧名里。
“装台”是个生僻的词汇。它与艺术无关，其“小众”的程度注定了很难传播。的确，从电视剧是大众艺术的角度讲，必须把这个小说名改成流行语。然而最终，电视剧仍然以《装台》之名播出。我以为这是一件幸事。不是说因此就保证了严肃，也不是说因此就为一个行当提供了声名远播的机会。而是说，艺术，应该有从容不迫的姿态，借一个热词炒热一部剧也许无可厚非，但通过一长串人物故事让一个陌生的、冷僻的概念引人关注、形成话题，更可见艺术作品的魅力。而我以为，《装台》的热播正有这样的意义。
因为《装台》，让“装台”这个词有了活泛的可能。
对一部作品来讲，尤其是今天，起什么样的名字或题目变得很重要。作品太多了，没有特别的标识如何能引人关注？要尽量大众化、流行化、时尚化一些，如果贴近心灵鸡汤，或者内幕、八卦等，似乎更容易走红。也有时要想办法酷一点，让标识性更突出。这就跟书法一样，春联体最实用，丑书抢眼球。然而，我还是想强调，艺术创作，贵在从容不迫。
有一次，和作家麦家聊天，他有一个说法我印象深刻，他认为，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救活了一个成语，这就是“尘埃落定”。本来世人已经很少引用这个词了，然而因为阿来的小说，这个词活了，流行了。我觉得此说有理。麦家最新的小说《人生海海》，是不是也有以小说名让一个方言词流行开来的想法？我不知道。但他的《解密》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密”一词在媒体上、口语中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他如电视剧《潜伏》，也是一个剧名推热一个词语的例证。
一位作家、艺术家为自己的作品起什么名字、题目，似乎也真的是有点讲究的。比如贾平凹，近20年的长篇小说名，几乎都是两个字。《废都》《浮躁》《高兴》《秦腔》《古炉》《带灯》《暂坐》……我能想起的作品，都是两个字。尽管他也有过《怀念狼》这样的长篇小说，但二字结构却似乎是其偏好或执念。
《装台》让“装台”热了，或者，“装台”没有成为制约《装台》热火的因素。这个小小的点是不是值得一说？
一部作品起什么名真的应该慎重。我上面描述了以“热剧”带火“冷词”的惊喜，以名字生僻证明内容为王的艺术铁律，但并不能因此认为，起个轻松的名字就一定意味着轻佻，也决不意味着作品名字一定是越短越好。古今中外名著里，什么样的作品名都有，甚至还有《1984》《2666》这样的“数字化”名著。有的作品，名字长得超出人们想象，却也说不定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前一段召开《装台》研讨会，好几位专家都提到了剧名问题，大家仿佛都有一种“装台”二字终究保留下来的欣慰感。还有朋友提到一个颇有喜感的说法，说《装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剧名《装台》就仿佛“中央台”的急促式谐音。就像“酱紫”和“这样子”的关系一样。
以此强调缘分，还真是有趣。
《装台》的文学性与戏剧性
《装台》是一部关于边缘人的作品。边缘人物如何成为中心，文学艺术是最多途径。对一个舞台来说，装台处于所有与艺术沾边的行当之外。电视剧片尾的字幕里，即使有“车队”也不会有装台人的名字。然而作家陈彦把他们写成了艺术舞台的一部分。电视剧坚持了这一主题主线。
强调了装台人的不可缺少，不是强调没有他们就没有艺术，而是强调了，劳动者以默默无闻的形态为艺术的华彩赢得了空间。选择装台人可以说是一种题材选择的独特，更是出于在舞台的声光电中念念不忘劳动者的感情和创作观念所致。
装台者之上的都是艺术，都有可能是牛人。比如灯光师丁大师，其实也是幕后者，却可以拿出一副艺术大师的架势。装台者却没有，不可能。他们是从各个外县来这里谋生的，领头的刁顺子是城中村里人。
《装台》真正展开的是装台者五味杂陈、辛苦、艰苦，却也充满快乐的人生。他们的朴实也是一种达观，他们的乐观也是一种价值观，他们的忍耐力也是一种境界，他们的互相关爱也是一种善良。他们生活里的故事、生命中的感受，充满了丰富的色彩、戏剧性的情节、悲欢离合的曲折。在这些温暖的情感和深沉的主题下，“装台者”这个身份，似乎恰好是一种借用。他们代表的已不是装台者这个小小行当，而是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是中国人心灵底色中的诸多闪光与美好。
本来是着眼于聚光灯照不到的一个小群体，却折射出普通人如流水般的生活。因为他们的身上反映出的情感、品质，又远不是装台这两个字可以涵盖。《装台》是平凡人的典型化塑造，平凡人生的生动叙述。它展开的是一幅比舞台要大得多的人生天地，但它们又都和舞台有关。
关注小人物也拥有的深沉情感和美好品质，通过他们的细碎生活折射一个时代的巨大变迁，反映生活里那些急速的改变和永恒的不变。这正是《装台》始终秉持的创作自觉，也是《装台》的文学性体现。
说到文学性，还需补充一下。并不是强调此性就高于其他性，而是说，作为其他艺术的母本，文学经常以看似平静、波澜不惊的故事，指出、暗示、自然流露出深沉的、重大的主题。文学作品中也许并没有弄潮儿的身姿，而那时代的潮流涌动却让读者深刻地感知着。
传统文艺理论有一种说法，任何艺术在极致处都是不可改编的，改编过程必然会丢失栖息在原来艺术体裁里的内涵。比如鲁迅小说，就很难改编成影视作品。电影《祝福》的改编是最成功的，但在祥林嫂悲剧的深度上，显然还与原著有距离。鲁迅本人对《阿Q正传》的改编保持警惕，因为担心那会只剩下滑稽。事实证明，这个担心并非多余。
然而，这种观念在最近20年来已经改变，而且是世界范围的改变。小说家强调自己是“讲故事的人”（莫言语）。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欧美的主流小说，多有以通俗故事包裹严肃主题的例证。我曾经举过土耳其作家奥汗·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为例，谋杀、侦破、言情，地域文化、民族宗教的描写之下，有着对历史、对人类命运的深沉思考。
这就是文学性之所在。《装台》坚持为读者为观众提供好看的、生动的故事，故事的背后，又有着对时代生活的描摹，悲欢情节中，可以感知人物内心涌动着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互相关爱的温暖。受众可以感知创作者深刻的悲悯、同情，对人物、对生活本身的爱。
陈彦是在戏剧领域里“潜伏”着的小说家，他的小说自然具备了很多小说不具备的戏剧性特点。
在艺术上，长篇小说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在今天，结构的好坏更是分出高下的标准。当代小说产量极大，如果要我说长篇小说普遍欠缺的是什么的话，我认为是结构。以一个人物为贯穿引出一连串故事，故事的游走不能织出一个立体的、互相关联的网状图景，这是很多小说艺术上不够精致、让人回味不足的重要原因。陈彦做到了。他的小说具有复杂的人物关系，既有纵向的推动，也是相互间的纠缠，在纠缠中推动的故事往往能制造出更强的戏剧性。而且，陈彦是自觉在作品中添加戏剧性因素，点化、点染着人物故事的走向和作品的意趣。
电视剧《装台》强化了这种戏剧性。有的甚至是新的添加。比如，剧中有位叫“黑总”的角色，是小说里没有的。他时不时地会站在城中村的街上，冲着眼前的人和事做出一两句看似无厘头似乎又有关联的自言自语式的评价。他的话都不是怪话，都是报纸上、电视里的标准词儿，强调的都是人们应当遵守秩序、和谐相处。比如看到顺子跟人争吵，他说：吵什么，和谐社会嘛！看似跟故事无关，却别有意味。让人想起《宝岛一村》里的那个忽然从台上飘忽而过、念念有词的老太太，也让人想起鲁迅《风波》里的九斤老太，时不时地自言自语，虽非实指，却又针对着故事。
还有就是讽刺带来的戏剧性。戏剧，即使在正剧里，也需要有适当的、适量的讽刺。这些讽刺体现出的不是刻意的恶意，而是趣味和善意。《装台》里的讽刺表现在：丁大师，一本正经的、自以为是、天下第一、但又忠于职守。铁主任的夫人人称“丹麦人”，这一绰号是对“初学的时髦”者轻轻的讽刺。刁大军，死要面子活受罪，但又善良纯正。举止行动让人担心，又挑逗人关注。富是装出来的，出手阔绰既是一种装富，又带着真挚的亲情。
《装台》的戏剧性还体现在人物关系的组织上。如刁顺子、素芬、杨波，菊、二代，八叔和他的前妻及朋友，刁大军、玛蒂及回乡后的人事交往，刁顺子为头领的装台人，这些人物组合互相交叉、交融、冲突、聚散，组成一个个特殊的关系网络，延展至其他街坊邻里，熟悉的、陌生的人群中。舞台上的主角们，秦腔团的团长、靳导、各种角儿，是以铁主任为主打开的另一社会层面。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一个立体、丰富、饱满、合情合理的戏剧世界。
从文学到影视，互相成就
电视剧《装台》以强烈的地域标识引人注目。近20年的中国综艺舞台上以及电影里，陕西关中方言、秦腔为主的地方艺术，已经有了很强的通行能力。《装台》直指古城西安，钟楼、大雁塔、古城墙，各种美食、小吃，浓烈的关中方言，等等，共同营造出一种积淀着周秦汉唐古风的西安味道。方言俚语里不但有特别的字词，如“咥”，更有此地人自嘲与他讽相杂合的诙谐与风趣。而这种诙谐风趣中流露出的，又有互不见外的亲切，达观淡定的神情，以及乐观通达的心态。这些强烈的地域标识，让电视剧《装台》拥有天然的特色，而且总体上并不妨碍其他地域，哪怕是南方地区人们的欣赏。
但我依然想说，电视剧《装台》里的地域性表达，有些地方略有过多、过度甚至刻意之嫌。比如，丹丹从京城来到西安，受到其好友刁顺子的热情接待。在二代的饭店里，顺子为丹丹准备了全套的关中小吃。只见他如数家珍般一一将菜名报来，对方则频频点头，啧啧赞叹。看到这种情节，难免让人觉得是在故事里契入“文化宣传”的做法。顺子在看望自己的老师时，也不忘将“腊牛肉”等地方美食夸上两句。剧中那首近乎说唱的插曲，已经直接唱出了“这就是陕西”的豪迈。全剧感觉时有借剧情推广地方风物的印象。而在我看来，无论是《装台》还是西安，似乎都没有直接嫁接对方推广自己的必要。
艺术评论本身就是见仁见智的。对于电视剧的改编，我还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以做交流、讨论。比如，顺子的女儿菊性情乖张，出言不逊，二代以真情相待，苦苦追求，却总是被近乎羞辱与责骂地对待，然而二代依然痴心不改，这种情感的内在逻辑似乎缺少说服力。同样的情形还有三皮即杨波对素芬近乎病态的痴情，也似乎需要有更合乎情理的铺垫。八叔及其前妻戏份略多，而他们的感情线索与装台人的关联度较弱。还有，比如丹丹这样的演艺界“大腕儿”，装台人顺子是她在此地最亲密的朋友。不是说友情不可以突破社会阶层，但毕竟让人觉得，这种天然给定的关系让人多少有点茫然。
当然，总的说来，尽管电视剧中有一些还可加强的地方，但瑕不掩瑜，不影响我们评价这是一部难得的好剧。
可以看出，陈彦小说因其兼具文学性与戏剧性，为改编带来很多方便。这也再一次证明，小说的确可以为其他艺术提供母本。在我看来，现在正是小说改编影视的最佳时期，是可以相互成就的黄金期。原因在于，首先是小说正在由“纯文学”向融合型文学过渡。影视创作制作在艺术上更加成熟。传统意义上，确有“纯文学”不适合改编影视剧的说法和认识。米兰·昆德拉就曾说过观点大致如下的话，一部小说如果可以改编成影视作品而不丢失其意义，那就是该小说不够纯粹的证明。
这一观点是极致意义上的说法。事实上，情形正在改变。由于电影、电视剧在艺术上不断成熟，许多传统文学经典也多有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情形。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算是“纯文学”里的极品了，但其多部小说改编成影视剧并产生深远影响。托尔斯泰、卡夫卡、海明威、君特·格拉斯……太多的名字可以罗列进来。就连昆德拉本人的小说，也有改编成电影的情况。根据其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也成为著名影片。即使是流行小说改编的电影，也一样可以成为电影中的极品。如根据斯蒂芬·金小说改编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就是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
电影电视剧是另一种艺术，而不是略差一等的艺术。
小说自身也在发生着理念、风潮的转变。严肃文学与流行文学的融合趋势愈加明显。突出故事、强化故事的好看性，借鉴流行文学里讲故事的起伏节奏，正在成为严肃小说的创作新趋势。过去是强调通过“无事的悲剧”显示文学之“纯”，现在是通过融合使文学可以通行于社会大众。这是文学保持生命力、影响力必须要做出的调整。剩下的就是考验创作者的融合能力，即故事是否能讲得精彩，以及好故事的后面是否可以承载文学原本具有的思想深度。
无论如何，小说因此更便捷地改编成为影视，好作家的好作品有了借助多种途径广泛传播的机会和可能。近些年来，中国当代小说与影视结合的成功范例可谓不胜枚举。陈彦的小说改编是又一个也是最新一个例证。可以预计，今后更长时间内，文学与影视的这种结合将更加普遍。
（文章来源：《人民政协报》202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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