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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火虫之墓:从日本的“忠”文化,看缺衣少食的民众对战争的狂热

文/伊人寻

日本导演高畑勋的动画作品《萤火虫之墓》,讲述了美国轰炸东京时的二战末期,日本海军军官的儿女清太和节子,失去父母家园后,寄人篱下缺衣少食,后因无法忍受阿姨的嫌弃而移居防空洞,终至双双惨死的悲剧故事。

这是一部日本反战片,却被拍出了催泪的功效。中国人看这部电影的情怀是十分纠结的,一方面兄妹俩的惨死,令人痛心,因为妹妹死时还只是天真烂漫、懵懂无知的孩子,另一方面,这对兄妹的父亲却是侵华的军人之一,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这对兄妹的死,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份“心痛”时,我们又不免怀疑起自己的立场。

哥哥清太和妹妹节子

所以,看完电影的心情,也是十分纠结的。因为心中有着本能的“同情和心软”,然而理智又告诉我们这个民族的罪恶,不值得这份同情,因此我开始不知所措,不知道该不该同情那个孩子的死。

然而抛开感情的因素,笔者想要透过这部电影,去探讨缺衣少食的普通日本人对战争的狂热背后,到底是怎样根深蒂固的日本文化。

狂轰滥炸下的东京,为何穷苦的百姓还津津乐道地谈论战争?→因为日本的“忠”文化里,天皇的旨意便是民族的信仰,“忠于战争”便是“忠于天皇”


最先令人产生疑惑的情节,便是被美军轰炸之下的日本民众,尽管十分贫穷,却仍津津乐道地谈论战争,并且十分笃信战争的胜利将属于日本。

一句“天皇万岁”指引了根源。

在《菊花与刀》中有这样的描述:

日本明治维新的先知和领袖门同德川幕府斗争了一个世纪,最终“尊王派”的胜利把“忠”从将军身上转移到了身居九重的“天皇”身上—一个各人可按自己的愿望在心中勾画其面貌的人物。

近代日本做了各种努力,使“忠”归属于一人,即天皇。

“忠”提供了臣民与天皇关系的双重体系:臣民对上可不经中间人而直接面对天皇,他通过自己的行动直接“宽慰陛下之心”;天皇对下是通过中间人层层传达的,“他代表天皇说话”是唤起“忠”的习惯用语,恐怕是一种比任何其他近代国家所能唤起的强制力都要强大的强制力。天皇变成了一个超脱于国内争端的象征,对天皇的“忠”约束着从死亡到税收的每一件小事。

所以为天皇而战,成为了那一代日本人的信仰,“忠于战争”便等于“忠于天皇”,那是日本人不可回避之重。尽管丈夫、儿子死在战场上,尽管田间所得大部分都交给了政府用于战争,尽管自己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忠”也是深植于日本民众心底牢不可破的信念。它甚至大于一切的情感,包括女子对丈夫的感情,母亲对孩子的爱护,儿女对父母的孝顺,以及人性心底最本能的“怜悯”他人之心。

从这个角度,再回过头来看那些“津津乐道“谈论战争的人们,便能理解他们的心境了。

为什么普通农民如此坚信战争的胜利?甚至不遗余力、一代一代的投身军中,以为军队服务为荣?→因为日本等级制度下,“农民”到“武士”的阶级跨越里,充满了甜头


我们能够从许多史料中知道,日本在二战中败象已定之后,政府仍旧通过广播媒体等方式,大肆渲染“胜利”的氛围,以欺骗百姓继续支持战争。

美军轰炸之后的一片废墟

然而尽管如此,日本人为何会如此执迷于战争的胜利,却还是一个谜。笔者认为,这应从日本社会的“阶级”说起。

在《菊花与刀》中,对日本的等级制度文化有如下描述:

日本封建社会是复杂的等级社会,皇族和宫廷贵族之下,日本有四个等级,次序如下:武士、农民、工人、商人,再往下是贱民。一道鸿沟把武士与农、工、商三个阶级隔绝开了,这三个阶级是“庶民”,武士则不是。

武士有佩刀的特权,并且法令规定,“对武士有无礼行为或对其上司不表敬意之庶民得就地斩首”。农民在武士面前是没有法律保障的,得缴纳很重的年贡,又受各种各样的限制。公认的习俗允许不同等级的人之间通婚,因而阶级的流动自然而然变成了人们广泛接受的“潜规则”。

幸福的一家人

从阶级的角度来理解日本农民热衷于战争,大概根本的推动力,除了对天皇的“忠”,便是从农民到武士的阶级跨越所带来的实质甜头。一方面,成为武士可以不必再从事生产劳动,一生拥有国家俸禄;另一方面,家庭的阶级地位也由此提升,毕竟农民是不可对武士无礼的,那种天然的优越感,足以令“沉睡”百年的农民阶级趋之若鹜,不计生死。

影片中,清太和节子的父亲在海军服役,因此一家人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后来寄居在阿姨家的清太,也被多次问到,“再长大些,又可以去参军了。”

人们从军的热情,代代传承。与中国人的战争理念不同,我们更希望“以战止战”,终极的目标是和平,而日本人却不是,于他们而言,战争或是军人,更多的是一份职业、一个阶级、一个可以长期依赖的谋生方式。

人与人之间为何如此冷漠?→日本社会“义务”与“义理”的根本差别,在于“义理”的不情愿


影片中另一个难解的疑惑,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清太和节子寄居在阿姨家

清太和节子失去母亲,家园被烧毁之后,无家可归,只好寄居在阿姨家。阿姨卖掉了妈妈的遗物,叔叔和表姐吃的是干饭,然而给清太和节子吃的仍旧是稀汤。并且阿姨对于节子晚间的哭闹十分不耐,脸上再也没有了和颜悦色。后来清太和节子在没有找到落脚之处时,搬离了阿姨家,她也没有多问一句,甚至一句挽留也无。

作为一个被“善良与慈悲”教养长大的中国人,我从心底里对“阿姨”生出了寒意。她明明知道清太和节子刚刚失去母亲,却吝啬关爱;明明知道小孩子接受不了妈妈的死,还是执意偷偷告知节子;明明用的是节子妈妈的遗物换来的吃食,却不给清太和节子吃;更甚者,明明知道一无所有、无处可去的两个孩子,离开后只有死路一条,她竟然一句挽留也无,也从未因为事后的愧疚而寻找。

然而抛掉情感的怨怼,再用理性的眼睛来审视情节背后的日本文化和人性时,却也不难理解“阿姨”的作为。

清太和节子搬到防空洞中生活

在日本,“义务”被认为是对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内心责任的履行,而“义理”则是对契约关系的履行,它是为向社会谢罪而“不情愿”做的事情。

所以百姓对国家的忠诚是“义务”的范畴,然而照顾亲戚的孩子,却只是“义理”的范畴。原本她的心底便是不情愿的,加之战争年代,谁家都不宽裕,而两个养尊处优惯了的孩子,既不帮忙干活,又吵闹不堪,惹人厌烦,所以他们的“自觉离开”,更像是阿姨“义理”的解脱。当旁人指责她时,她便有了说辞,因为他们是主动离开的,她并没有赶他们走。

尽管心里仍然不忿,但这便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思维和情结,只要所作之事,无他人可指摘之处,又何必管“心中是否有良善与慈悲”,自可安枕。


日本人为何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孩子无依无靠的饿死?→日本文化中的生死观—透着冷意的“落花之美”与“萤火虫之死”


节子死时,除了无能为力的清太,无人在场。那些用土捏成的“糖果和米饭”,看的人揪心。

然而清太的死,却让人心中充满困惑,因为他躺在人来人往的闹市,奄奄一息,却无人上前帮他一把。甚至他死之后,还有公职人员毫无惊讶地上前扒拉,看死没死。

这般冷漠,让人心寒。非常疑惑,为什么日本的民众可以毫无怜悯之心的看着人在眼前死去而无动于衷?到底是怎样的生死观造就了这般惨剧?

在杨本娟的论文《生命诚可贵,死亡亦美丽—论日本文化中的生死观》中写道:

死在日本人脑海中是“落花之美”,是留住瞬间美的重要方法,生死正如美丽樱花的速开速落。人生下来就面临着死亡,所以可以说生死是相通的,是连为一体的。

日本人所特有的生死观造就了日本人面对死亡所特有的坦然和淡定。

节子的死

日本人看待死亡是一种莫不在乎的态度,认为死没什么大不了的,往生很快还能回到现世,所以不仅对别人的生命毫不在乎,对自己的也一样。

清太和节子在防空洞外的山川田园里,跑来跑去的追逐萤火虫,又因为没有亮光,而借着萤火虫的光芒在黑暗中艰难求生。天亮后,节子将死去的萤火虫埋葬,堆出的坟冢,令人唏嘘。

为何影片中大肆渲染了萤火虫的美丽与死亡,便是因为萤火虫象征着日本的死亡文化。萤火虫耗尽光芒照亮美景的那一刻,也是它们生命的终结,这便与日本死亡文化中的“落花之美”异曲同工。

尽管如此,从中国人的视角去看待兄妹俩的死,仍旧感到刻骨的寒心。日本人对生死的“漠视”与国人对生死的“敬畏”相差甚远,这是文化的隔阂,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体谅的差别。

清太的死


写在最后:


《萤火虫之墓》在豆瓣有着8.7分的评价,然而评论却两级分化,因为参杂了战争这一敏感的要素,所以中国人无法完全站在影片的角度去欣赏和理解这部电影。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带给了大家思考的必要。

无论是对战争的反思,还是对人性的反思,都能让我们对这世界的理解,更深一点点。

天真烂漫的节子


将死的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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