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导演若松孝二的作品《芋虫》（2010）是一部重口味的战争片，讲的是上世纪40年代，一个在战争中受伤复原的军人和妻子茂子的悲惨生活。黑川少尉因在中国作战英勇，获得了一连串的勋章，是一个“活着的军神”，同时他的四肢全部因伤截肢，变成了一个毛毛虫似的怪物，连回家都是两个袍泽扛回来的。
截肢的恶棍
茂子很快就发觉到自己的困境：正值壮年的丈夫由于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不仅不能下地干活，日常起居全得靠她照顾，每天除了睡和吃，就是缠着她泄欲——甚至泄欲也无法由其独立完成。而丈夫挣回来的荣誉，无论是邻人的称赞，还是物理的勋章，都像收音机里“日本军队节节胜利”的广播一样，变得愈发虚无。
作为一部超现实主义的战争片，《芋虫》的隐喻非常简单：军国主义碾碎了普通人的生活，日本人是侵略战争的加害者（黑川久藏），也是受害者（茂子）。
一
通过描述法西斯刽子手“恶有恶报”的下场来展现侵略史，相对于右翼的狂吠，这种态度自然有其反思性，但与纽伦堡审判对德国人的影响对照，不免一股避重就轻的导向。
裕仁逃过了历史的审判
简言之，日本人在战后不是没有反思历史，而是反思得不彻底。之所以反思得不彻底，不是因为思想上没有到位，而是因为政治上不能到位。
德国人能反思彻底，是因为纽伦堡审判把该判的都判了，纠错纠到骨子里，骨子是极权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形式和文化导向；东京审判不一样，美国人因为一些政治考量，不仅保留了天皇制度，还放弃了对裕仁的追责。
纵观德国电影，反极权与反战基本保持同步，有《希特勒的男孩》这种直接切入历史的；也有《浪潮》这类把极权框架放在大学课堂讨论的；不仅Netflix德剧《柏林之犬》注意到了“新纳粹”的问题；在白俄罗斯导演洛兹尼察执导的德国纪录片《胜利之日》里，也安插了一段对德国极权思潮复兴的现实警惕。
德国电影《浪潮》
长期受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进行理论输血的德国艺术家很清楚：只要现行体制还能像当年的纳粹一样蛊惑民众，那么同样的悲剧就已经形成了复苏的土壤，消灭极权主义必须趁着它的萌芽状态。
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有句诗值得用在这——“我们就要苏醒了，如果我们梦见自己做梦”，德国人不厌其烦地拿反极权做文章，就是在向世界证明他们对此事时刻警惕。
二
日本当然也有清醒的力量，但仅局限于精英群体，此处的精英并非与社会地位、财富积累相关，而是关于个人的自证与超越。
《芋虫》
2011年，日本NHK电视台制作了反思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特别节目，最终确定了4个有罪群体：驻外使团、军队、媒体、国家和军队领导层。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蔓延着深刻的集体不负责感，尤以大众媒体为甚，战前就与审查机构沆瀣一气，捏造战争意愿、吹嘘战争热情、拔高战争地位，加速了灾难的到来。
然而，大多数日本人接收到的信号却不是NHK这种连天皇和自己的职业属性都不放过的“一查到底”，而是另一份对战败遗产的总结。日本学者桥本明子在《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中指出，战后日本的主义共有三种——民族主义、和平主义、和解主义，最终形成共识的是第二种。
第一种主义也就是右翼所采纳的，它强调阵亡的国家英雄，声称日本今天的和平与发展是建立在过去的牺牲之上，这是一种罔顾事实的改良性叙事，旨在培养国家归属的自豪感，同时又把注意力从日本的侵略责任上转移开来。
桥本明子《漫长的战败》
第三种主义是左翼支持的，主要是谴责日本在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实施的野蛮侵略，将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公之于众，和解主义以施害者叙事为先决条件，通过大量悔恨型的讨论、调查与口述史，致力于与遭受侵略的对象达成和解。
夹在中间的第二种主义最为暧昧，它提倡的是对失败战争中的受害者加以同情。在这种叙事中，灾难的形象占了上风，和平主义不回避侵略带来的暴力，却更强调日本人的受害者身份，比如东京大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以及无法生还的普通人。
具体来说，和平主义用了一种高明的技巧，在反战的同时把注意力从受到日本人伤害的无辜者的苦难上摆脱了出来。
这本就是日本典型的“和平主义”书籍
三
在日本民间，和平主义常见于展现战争苦难与反对军国主义的讨论，以家族历史、大众故事、文化评论等载体广泛流行，客观地看，它并非全无反思力度：因为战争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与伤害，所以今后不要再卷入一切战争。
换句话说，和平主义反思的是战争的苦难，而不是战争的萌发——它期望后世看到那个悲哀的结果，就去立刻站到反战的一面。这是一种消极的、感性的、一笔带过的反思，而非一种积极的、理性的、刨根问底的反思。
具体在《芋虫》里，茂子不是通过洞察法西斯的邪恶机理来反感战争，而是通过感知到一个听法西斯的话的人（丈夫）给自己生活造成的不幸，来质疑那套价值准则的出路。明确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判定和平主义只是一个有时效性的解决方案。
《芋虫》的开篇，能清晰看到中国军队的身影
即便和平主义在一段时期确实有用，足以教会一代人保持对战争的厌恶，但它终究是一门体验哲学，而非稳固的社会伦理，其传承风险与时间流逝完全成正比，历史拉得越长，年轻人对战争的记忆就越稀薄，那些口耳相传的苦难就越疏离，就越有沦为陈词滥调的可能。
一旦这一天真的到来，老一代人用鲜血换来的经验就会全部荒废掉，和平主义将变得不再牢靠，无法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发挥最初的效用。指望感性认知指导一个民族的未来，虽是一个有可能实现的社会理想，却也极其容易因情随事迁而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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