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的《玲珑》杂志封底不仅刊出阮玲玉在电影《恋爱与义务》(1931)中的宣传照，还用字体指出“表演最动人的阮玲玉”，可见当时这部电影深入人心
在现今存世不多的数部阮玲玉作品中，这部长达153分钟的默片《恋爱与义务》(1931)可算是其表演生涯中的巅峰之作，在上海观看此片之前，关于阮玲玉的银幕形象，一向以来皆以《神女》(1934)中的母亲为一号标杆，由影片本身及至20世纪90年代关锦鹏的《阮玲玉》(1992)，皆将这种形象放大。
而《恋爱与义务》中阮玲玉一人分饰四个不同时期的角色，由青春明艳的大小姐演到迟暮的老妇人，真正显出了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演技，既无愧于默片时代中国最伟大的女演员称号(同时期的演员大多带有较重的文明戏痕迹，而阮玲玉则如同清水芙蓉般自然超脱)，也当得起其演绎生涯的一次经典演出。
电影根据波兰女作家华罗琛同名小说改编，整部影片围绕一对青年李祖义(金焰饰)与杨乃凡(阮玲玉饰)锲而不舍的恋爱展开，年方21的阮玲玉在演绎老年杨乃凡面对亲生子女而不能相认的桥段时彷如神迹降临，老态尽显，不着痕迹的欲哭无泪，令观者无法不动容。这样教科书级的表演，在整整83年间，与大多数中国观众彻底绝缘，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悖论。
阮玲玉在电影《恋爱与义务》(1931)中饰演的两个角色出现在同一画面
影片深刻展现了男女青年徘徊在恋爱与义务，欲望与理智，家庭与社会之间无法自拔的悲剧性冲突。它提出了一个关于恋爱与义务的经典悖论，“一个女子，在她的恋爱与义务不能两全的时候，她是应该不顾一切去追求精神和肉体的安慰呢，还是牺牲了毕生的幸福，做一个机械式的贤妻良母呢？”
对于当代的观众来说，能在大银幕上一睹阮玲玉的风采可谓十分难得。在《恋爱与义务》中，阮玲玉饰演的角色经历了四个不同的时期，年龄跨度从少年到老年，她的表演自然、生动，对每一个时期的刻画，不仅十分逼真，而且每一段表演及动作细节都能够找到内在的心理依据，特别是少年学生时期的角色刻画，一袭水手服简直萌翻观众。
《恋爱与义务》是“银幕情侣”阮玲玉与金焰的再一次联手合作，卜万苍导演，也是联华成立最初期黎民伟主力制作的四部名片之一。不但可以窥见联华、民新的创办规模和理念，如对技术的讲究，对制作质素高度要求；亦可一睹阮玲玉20岁时的绰约风姿，和上海三十年代初中上阶层的生活面貌。
“银幕情侣”阮玲玉与金焰在电影《恋爱与义务》(1931)中的表现深得当时观众喜爱
悖论不止存在于阮玲玉及其表演，片中三位主演金焰、阮玲玉、陈燕燕，在1931年的银幕上完成的影像对话，在现实中的命运却为时间无情拖拉。影片中的阮玲玉饰演老年杨乃凡，与女儿(陈燕燕饰)相依偎的场景，恰似早期中国电影的家常照，记录了经过编排的角色，也记录了未经雕饰的演员处境。
《恋爱与义务》本身的拍摄技巧来看，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导演卜万苍不拘一格的镜头处理。这点在开场十分钟左右显得尤为惊艳，金焰追随阮玲玉的戏，卜万苍已然相当娴熟地以运动景深长镜头来展示如同观看者眼的视角观察两个年轻人的旖旎心态，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电影中堪称出类拔萃，也是默片时代对影像功能有机发掘的经典一例，处于默/声片交替关键年代的《恋爱与义务》，其境遇似乎有点类似今天经历胶片/数字更替的情形，需要动用原有技巧的潜力方可以得以维持，某种程度上，正是卜万苍在《恋爱与义务》中的影像试验，成就阮玲玉与金焰在片中的精彩表演，需要以动作与表情来叙事及传情，若无恰当镜头语言的接合，相信达不到预期效果。
影片本已散佚，却于20世纪90年代在乌拉圭运回台湾的物资中被发现，原来这套拷贝，一直被当做一般资料而未获重视。这是全世界现存的唯一拷贝，而今此片成为台北电影资料馆镇馆之宝，无论是史料价值亦或是观赏品质，皆堪珍贵，如今存世的阮玲玉作品仅得九部，更多的影像消失(或暂时消失)于浩瀚银海。
阮玲玉与陈燕燕(右)在电影《恋爱与义务》(1931)中的剧照
2013年，《恋爱与义务》一片交由意大利博洛尼亚实验室完成了2K分辨率的修复，修复后的影片去除了划痕杂质，目前未曾向外界做过任何放映。所以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也是该片修复版世界范围内的首次公映，弥足珍贵。阮玲玉在该片中饰演一位旧时代保守家庭中的小姐杨乃凡，和大学生李祖义相爱，却奉父母之命嫁给世家子弟黄大任……在残酷的现实与虚无的理想、恋爱与义务之间，杨乃凡左右摇摆如浮萍，最终以自杀结束一生的悲情宿命。
【影响广泛的民国小说《恋爱与义务》】
“联华”1931年出品的《恋爱与义务》是部有点奇特的影片,它是根据一个外国人的中文作品改编的,这个外国人叫华罗琛。
华罗琛原名S.Horose，译成中文，叫露存,不久改称为罗琛，又因为嫁给一个姓华的中国人，入乡随俗，便成了“华罗琛”，一个完全中国化的名字。罗琛原籍波兰，后来到法国读书，考入巴黎大学后专攻植物学，但其内心深处却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在法国期间她认识了中国留学生华通斋，两人在交往中产生感情，结为夫妻。1911年，她跟随丈夫回到中国，养育了一子一女。持家之余，罗琛经常参加各项慈善活动，因此而结识了政界、商界、文艺和教育界的不少名人，在京津一带的社交圈颇有一点影响。
华罗琛的小说《恋爱与义务》民国版书封
罗琛视中国为其第二祖国，平时非常关注中国的时局和老百姓的生活，也经常写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她有思想，有才赋，又喜欢文学。因而，很快她就在中国开始圆自己的文学梦。从1915年起她先后出版了《女博士》、《心文》、《他与她》、《双练》等多部中长篇小说和散文集，其中尤以1924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长篇小说《恋爱与义务》最有影响。
蔡元培先生当年在医院养病，看了此书原稿后“精神为之一振”，遂欣然答应罗琛的请求为其写序。此书同时出版中、英文版，以后又出版了法文版，曾多次脱销重印。 1931年，罗琛对小说作了修订，又出版了“国难后”的增订本,也很快售罄再版。
【《恋爱与义务》奠定在联华一姐的地位】
阮玲玉很少亲自为电影刊物撰写文章，却曾在1930年的《影戏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梅兰芳与中国电影》的见闻录。 此前，被誉为“伶王”的梅兰芳曾与阮所在的联华公司有过合作关系，并在孙瑜的《故都春梦》(1929)中应邀出演“虞姬舞剑”，因此当他是年7月从美国游历归沪，“联华”同仁特地为其设宴接风洗尘。在这次宴会上，梅兰芳对刚刚因主演悲剧《恋爱与义务》而名声大噪的阮玲玉赞赏有加，称其为中国的“玛丽辟福”。
阮玲玉在电影《恋爱与义务》(1931)中饰演的老年杨乃凡十分传神
玛丽辟福Mary Pickford(现通译为玛丽·碧克馥)，1909年因出演D·W·格里菲斯D.W. Griffith的《小老师The Little Teacher》走红全美，也是整个默片时期最受欢迎的女明星。她与D·W·格里菲斯的另一位爱将丽莲·吉许Lillian Gish形象类似，都是像小孩般娇小的女人，擅长脆弱天真的苦情角色。由于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影片完全把持中国市场，连带着如玛丽·碧克馥这类明星的大量信息也在异国电影媒体上俯拾皆是，这无疑对中国本土制片厂的明星型塑带来深远影响。
当时的《影戏杂志》经常在刊中搞电影明星评比，类似于今天的人气投票，得票多者则可以获登大幅照片。由于玛丽·碧克馥曾经亲自来华，得到国人的空前热烈欢迎，因而在1929年12月的当期刊物上荣登榜首，阮玲玉屈居第四。
然而在次年5月由联业电影明星选举会举行的“中外电影明星混合大选举”中，由于《恋爱与义务》的空前成功，奠定了阮玲玉在联华影业一姐的地位，阮玲玉反以6179票高居翘楚，大大超过了胡蝶(3784票)、玛丽·碧克馥(3508票)和林楚楚(2527票)。 此次选举虽有“联华”旗下刊物自我炒作宣传之嫌，却无疑证明了阮玲玉已经超越林楚楚，成为公司的首席明星。
美国默片时代的“甜姐儿”玛丽·碧克馥Mary Pickford
因此，当梅兰芳拿“玛丽·碧克馥”做比阮玲玉时，阮玲玉虽自言“惭愧无地”，但从悲星定位、视觉呈现、受众反馈等几方面考察，两人确有相似之处。
《恋爱与义务》文字直白通俗，情节曲折复杂，因涉及了妇女、家庭、伦理道德等现实中的诸多社会问题，因而令观众感慨动情。女主人公一生悲剧,但故事结局却是以父女团圆来结束，可谓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
罗琛在书中点出的主题:“国家之乱都由于人民相知不深。”也显然颇合当时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改良社会的理想，故此书在当时称得上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畅销书。1931年,“联华”根据小说拍摄了影片《恋爱与义务》，人物情节完全尊重原著，由阮玲玉、金焰主演。阮玲玉在片中一饰多角，既演母亲又饰女儿，表演自然，角色分明，公映后轰动一时，好评如潮，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电影《恋爱与义务》(1931)民国版宣传单封面
著名演员顾也鲁晚年曾回忆:“我第一次看中国电影，大约在1931年，所看的影片是卜万苍为联华影业公司导演的无声片《恋爱与义务》，那是朱石麟根据波兰女作家华罗琛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看了这部影片，脑际中铭刻了卜万苍、阮玲玉、金焰的大名，使我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年像顾也鲁这样看了影片而深受影响的青年恐怕不在少数。
1938年，新华影业公司同样看中《恋爱与义务》这部作品，重拍有声片，片名改为《情天血泪》，男主角仍由金焰饰演，女主角则由袁美云担任。她也在片中一饰多角，同样有很精彩的表演，在当时的孤岛“上海”产生了很大轰动效应。
【灿烂的明星缺乏专一而持久的商业形象】
阮玲玉的艺术感悟力极强，表演时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每当她掌握了一个角色的精神基调之后，就不再需要日思夜梦，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从容自如地进入角色。对此，联华影业公司的《联合画报》第5卷第7期上有一段评语恰如其分：
电影《恋爱与义务》重拍版名字改为《情天血泪》(1938)，主演由袁美云担任
各导演言，演员拍戏时，重拍最少者，女为阮玲玉。阮玲玉拍戏极能领略剧中人地位，临摇机以前，导演为之说一二句，即贯通理解。拍时，喜怒哀惧，自然流露：要哭，两泪即至；要笑，百媚俱生。甚有过于导演所期水准之上者，此密斯阮之所以独异于人也。
不用说，导演都希望遇到阮玲玉这样能随时入戏的演员。开拍前，只须稍加点拨，她就能充分理解导演的意图，在大多数情况下，总能一拍即成，极少返工，其他演职员也跟着少受许多劳累。尤其令导演感动的是，即使阮玲玉对导演具体规定的某些形体动作不以为然，也不会在镜头前停顿下来，去与导演争长论短，而是满怀信心地表演出她所理解的角色，使导演心悦诚服。
阮玲玉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视为玛丽·碧克馥的中国复制品，同时她也用对电影表演的感悟和热情证明了自己更加宽泛的可塑性。正如她早年在“明星”、“大中华百合”做演员的时候，擅长的是“妖媚泼辣之表演”，直到进入“联华”出演《故都春梦》(1930)中的反派妓女，仍能显示出外向夸张的表演路数。
阮玲玉在电影《恋爱与义务》(1931)中
而真正考验阮玲玉演技深度的作品当属她首次担纲主演，孙瑜导演的《野草闲花》(1930)。片中她一人需分饰母亲与少女两个角色，当表演母亲在寒冬怀抱女婴，冻饿交逼，冰上遇难的惨状时，她“深刻准确地进入了伟大母爱的角色，在导演的几语启发下，从内心的激情，到外部的动作，都显示了超乎导演心目中所预期的更为真挚自然的表演”。
而在《野草闲花》中饰演少女丽莲时，则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将她聪明爽朗、纯洁天真、“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存的影片《一剪梅》(1931)中，阮玲玉也是以摩登女郎的身份出现，片尾她与林楚楚身着军装、脚蹬战马的飒爽英姿更是“颠覆”了今天人们对于阮玲玉普遍的认知印象。
其实，如果翻阅早期电影杂志对她的描述，能够找到很多阮玲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譬如她也曾被媒体拿来与性感浪漫的“热女郎”克莱拉宝Clara Bow(现通译为克拉拉·鲍)作比，这种热辣的摩登女Flapper形象与纯美感伤的玛丽·碧克馥相比反倒去了另一个极端。
电影《恋爱与义务》(1931)剧照
又因为在《桃花泣血记》(1931)中饰演笑容甜美无邪的琳姑而被誉为“甜姐儿”；还被人与胡蝶、夏佩珍、王汉伦等划为“花旦”，而非杨耐梅、蒋耐芳那样的“悲旦”。
这里所谓“花旦”的模糊称呼，充分地证明了阮玲玉表演的深度与广度，也从另一方面证明师法美国经验的早期中国电影企业还没有真正地理解明星制的要义，他们只是在推销杰出的明星人物，而非图解式的、有消费针对性的明星商品。
如当时一篇文章所言，谁都不能不承认阮玲玉是一位灿烂的明星，“在她的一笑里，充分地显出她的妩媚，令人陶醉；在表演悲哀的时候，具有令人心疼而怜爱的可能”，但文中也真言“可惜她玉体消瘦，没有健美的体格，这我十二分的希望她快快的锻炼” 。较之于同时期“健而美”的胡蝶，阮玲玉缺乏专一而持久的明星商业形象。
阮玲玉在电影《恋爱与义务》(1931)中的水手服萌翻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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