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是在类型片领域最成功的当代导演之一，从《大白鲨》、《E.T. 外星人》开始，斯皮尔伯格一直走在现代类型电影的前沿，而在其导演生涯中除却这些商业片，严肃题材也是广受赞誉的，《辛德勒的名单》与《拯救大兵瑞恩》也两度为其拿下奥斯卡的最佳导演。
《紫色》作为斯皮尔伯格由商业上的成功转向战争反思、族裔抗争等现实性题材的突破之作，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斯皮尔伯格的创作方向。
“《紫色》对于我来说是第一部描写人物的电影，我在这之前的影片，人物都从属于故事。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紫色》，我就没有能力拍《辛德勒的名单》。”——斯皮尔伯格
影片改编自爱丽丝·沃克获普利策文学奖的同名作品，将黑人女性寻找自我价值的精神成长置于种族歧视与男权生态的双重心灵压迫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不同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来探讨实现女性独立的现实可能，既具有历史纪录意义，也具有现代的反思价值。
电影获得了第58届奥斯卡的10项提名，由于最佳女配角有两位演员入围，所以经常被误认为提名11项，实际上仅在10个项目有提名，最终没有任何一项获奖，因而成了一直被影迷热议的对象。
“紫色”：苦难挣扎中的忧郁，自立自强后的尊严
色彩是理解影片的关键，电影并没有用台词去定义、阐释紫色的含义，但其衍生出丰富的想象空间。
首先是紫色与自然景象的关联。紫色的花海，是一种不经人类主观思想定义与诠释的自然之美。人类作为自然界生命形态的一种，个人的悲欢喜怒、价值意义无需他人带有偏见与歧视的目光去矮化、审判，而《紫色》的主人公茜莉作为黑人女性，所面对的正是自身价值来自种族歧视、女性物化所带来的生命枷锁。
其次是色彩与音乐的交融。斯皮尔伯格没有选择与黄金搭档作曲家约翰·威廉姆斯进行合作，担任配乐的是在灵魂乐、蓝调等方面颇有建树的黑人音乐家昆西·琼斯。而影片的插曲《茜莉小姐的布鲁斯》（Blues“蓝调”又同时兼有“忧伤”的意思）则将主人公茜莉的命运用一种蓝色所象征的情绪作为注解——忧郁、悲戚、孤寂、落寞的人生，险象环生的生活之路，而苦难挣扎的压抑与扭曲又让影片的三位女性建立起精神共鸣。
色彩构成了影片的叙事线索与情感色谱：因“黑色”皮肤受到歧视与压迫，陷入“蓝色”的忧郁与沮丧，寻找“紫色”的尊严与独立人格。因为相貌平平，茜莉得不到继父、丈夫的尊重，无法穿上心爱的紫色衣服，只得以黯淡的仆人装进行自我矮化，“紫色”的缺位意味着茜莉自我人格的压抑与话语权的失语。而最终茜莉通过建立起自己的裁缝店获得了经济独立与个人尊严，她穿上心仪的紫色衣服与几十年被迫分离的妹妹团聚，结尾紫色的花海、紫色的衣服、紫色的字幕在夕阳下完美交融共同达成了一种自立自强的象征。
不偏不倚的女性主义视角：互为镜像的“四女性”
之所以用“不偏不倚”形容影片的女性主义视角，是因为影片没有沦入常见的概念先行的误区与套路：刻意煽动男性与女性对立标榜一种疯魔、癫狂、病态的歪曲女权，而是致力于展现出真实时代环境下的女性精神面貌。
影片中“互为镜像”的位四主要女性角色，她们性格各异、相互尊重又相互勉励，她们彼此的人生形成对照与互补。而影片又详细地正面刻画了三位女性，女主人公茜莉的妹妹南蒂更多地是采取书信方式交代。
01.茜莉——由顺从到抗争，姐妹情谊成了女性觉醒的精神动力
茜莉是影片中的女主人公，不仅仅是因为占据最多的篇幅，更在于她的生存困境最具有普遍意义。由顺从（“我不知道如何反抗，我只知道如何生存”）到抗争的过程，具备完整的成长弧光、蜕变的过程也具有启发意义。
茜莉的困境，是底层黑人女性所需要面对的一切磨难。在20世纪初的南方佐治亚州，黑人男性因为在白人占据话语权与经济主流地位而倍感压抑，他们因为没有办法接受更好的教育，而将自己的憋屈感转嫁到女性身上。茜莉是继父与丈夫暴力宣泄的工具，他们将茜莉视作牲口，剥夺了茜莉教育、交流的一切权力，沦为处理家务农活的工具、牲口般的奴隶与奴仆。
茜莉的性格具有逆来顺受的懦弱性，她懈于反抗，纵有憋屈仍旧委曲求全。她习惯了依附丈夫、沦为丈夫意志强迫与精神践踏的附属品。
妹妹南蒂是其内心深处最大的精神之源，因此姐妹之情、血浓于水的情感纽带，成了茜莉生命中最为珍视的情谊。素日忍受的尊严践踏与精神轻视都无法促使她爆发，当她发现妹妹的来信被丈夫艾伯特克扣并藏匿，她生命中唯一的精神净土遭到了侵染，所以她的触底反弹才具有摧枯拉朽的震慑力。
02.索菲亚——对“白人救世主”伪善行为的抗拒，对男性意志枷锁的冲击
索菲亚是影片中最具个性锋芒的角色。她拥有异于常人的力量，性情刚烈、强悍、凌厉的她，所展现出的是不同于茜莉等传统黑人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这种反叛首先是在家庭层面，她“以暴制暴”，面对丈夫的暴力进行勇敢对抗，她敢于离开家庭、直接挑战传统男权形态的陈规陋习、精神桎梏。
索菲亚的反抗局限性在于，她用个体的力量捍卫着自我尊严，但无法打破黑人群体之余白人的弱势地位，亦无法让女性获得与男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以市长夫人为代表的伪善权贵，假装对有色人种的关爱与抚慰来标榜着自己的博爱、善良、正义，实则根深蒂固地歧视黑人，她傲慢并刻薄地要求索菲亚去作她的女仆。当她挥拳捍卫自己的尊严同时，也无可避免地落入一场牢狱之灾。但她的勇敢抗争也激励着更多黑人女性对不公命运、不平地位的反抗。
03.夏戈——独立与包容的现代女性意识
如果说索菲亚的反抗是一种最原始、直接的暴力反抗，夏戈的反抗则更接近于现代女性的准则，她们不刻意地做出无谓的反抗，而是将这种独立人格、自强的品质内化于心。她没有去与任何男性发生直接的口角与肢体冲突，却没有受到任何男性的精神控制，她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事业、爱情、婚恋。
尽管这种走向独立自强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可复制性。因为她的美貌才华可以轻易获取男性的尊重与保护，这是茜莉与索菲亚等一般的黑人女性所不具备的。
但夏戈对女性自我实现的困境是感同身受的，她一直默默地鼓励茜莉坚定自我、发掘自己的美、反抗艾伯特的暴行，对一切女性的处境抱以包容与共情。最为重要的是，她竭尽全力维护茜莉与妹妹的交流空间，她带领茜莉找到了其与妹妹南蒂之间被克扣的信件。
《紫色》中正面描写的三位女性茜莉、夏戈、索菲亚与书信中所暗写的茜莉妹妹南蒂，四位女性彼此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女性群像。影片的开头，索菲亚对家庭暴力的反抗无法得到其他女性的支持，因而她反抗未果后开始了意志消沉、精神颓丧，当饭桌上的茜莉忍无可忍、迎来最终的逆反，索菲亚的反抗意识也被同时唤醒。
而当最后，茜莉的裁缝店大获成功，经济上的独立意味着她们可以实现根本上的人格独立，而此时茜莉的丈夫却感到羞愧难当，终究无法直面过去。结尾处，茜莉姐妹的久别重逢，也昭示着影片以四女性为代表的女性群像通过各自的方式，实现了一种个性的解放与自我的回归。
“精致华丽”还是“保守取巧”？斯式电影引发的思考
作为好莱坞历史上在商业票房与奖项口碑上最成功的导演之一，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也一直引发不同观众的热议与争论。
一方面，在讯息尚且不发达的上世纪80、90年代，《夺宝奇兵》、《侏罗纪公园》等影片，用一种满足大众观影需求的梦幻、惬意、童趣、信念，为观众构建了一个温馨、安稳的理想港湾，因此传统的主流评价中，斯皮尔伯格的名字就意味着完整缜密的故事、浪漫与美好交织的梦想之地、华丽多彩的视听盛宴、发人深思的社会反思与人性叩问。
另一方面，斯皮尔伯格电影制作上囿于好莱坞主流模式的“工整精细”，在故事内容、视听形式、传播策略上面面俱到、精于设计，对于喜爱追求“作者化”、“风格化”的现代观众而言过于“保守”与“平稳”，丧失了更为个性化的细节趣味与人性考量。因此，被部分观众认为是满足主流中产价值取向——自由、平等、人性、权利而包装出的一种理想化文化产品。
当然，这种现象不仅仅是针对于斯皮尔伯格，对于在奥斯卡构建的主流影视话语下的电影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二度拿下奥斯卡最佳导演的李安、还是墨西哥电影名导阿方索·卡隆（代表作《地心引力》与《罗马》），在融入好莱坞的工业体系后，都会产生类似的问题：当他们更纯熟地通过好莱坞手段指导出更具商业市场的影视作品，他们的个人风格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限制。
回归到斯皮尔伯格的《紫色》，尽管影片仍旧带有浓厚的斯式烙印，但影片仍然具有不同于导演其他作品的个性色彩。除了前文提到的在色彩与配乐、光影构图上的魅力，影片的整体基调上十分接近《金色池塘》、《怒河春醒》等80年代同期电影的“田园诗”风格，它们崇尚自然、力求返璞归真、追求一种宁静安逸、质朴祥和的感受与精神港湾，是与当代城市文明截然不同的山水风景画——纵使闭塞与荒僻带来了落寞与压抑，但自然与泥土的芬芳所孕育的纯正与韧性仍旧给了生活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与坚定信念。
而《紫色》的魅力也正在于它用一种不温不火、不偏不倚的方式展现了女性抗争与成长中的不卑不亢，尽管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电影输给了《走出非洲》、10项提名最终铩羽而归，但影片的价值恰恰在于给后世观众带来更多的思考维度与解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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