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是中国首批系统地学习电影专业知识的一代，大部分是60年代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他们的电影主张白景晟所提出的“丢掉戏剧的拐杖”，和钟惦棐所提出“电影与戏剧离婚”。
可以说第四代导演们，在电影界参与开启了文化反思和启蒙的潮流。正如著名电影评论家罗艺军评价第四代导演：“第四代导演群体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近代史和现代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吴天明导演作为第四代导演，所执导的《百鸟朝凤》秉承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思辨本质，让我们看到了导演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关注和反思。影片通过用朴实、纯粹的写实手法，来刻画人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失落和困苦，呈现出浓浓的怀旧感，以及对传统乡村文化逝去的悲哀。
“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是吹给自己听的”，焦三爷说道。这句话似乎是导演吴天明的自我映射，也是对第四代导演的映射，借此来表达自己对电影艺术的态度。
吴天明对电影艺术的坚守
电影《百鸟朝凤》是改编自同名小说，讲述一个关于唢呐传承的故事，也是讲述吴天明的一生。1982年，这是影片开始时就标明的时间，包括之前吴天明执导的《老井》也是把故事时间设定在1982年。1982年对于吴天明是一个特别的年份，那一年中国电影被评为“银幕向生活靠拢”，是中国电影呈现出新活力的年代。
小说中焦三爷的形象与电影中的形象有所不同，小说中的焦三爷最后也被迫选择放弃唢呐，而电影中的焦三爷依然坚守着传统文化。吴天明导演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将自己对电影艺术的焦虑，外化为影片中的焦三爷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在如今急功近利的电影市场，吴天明依然选择拍摄像《百鸟朝凤》，这样有深度、有文化内涵的文艺电影。吴天明对于艺术电影的坚守，跟影片中焦三爷对唢呐坚守毫无二致。
从传统到现代，从乡村到城镇，吴天明总是在探讨现代价值和传统价值，两者之间对立且复杂的关系。如《人生》和《老井》，都探讨了现代思想意识与传统道德观念的矛盾冲突，而这部《百鸟朝凤》依然看到吴天明一贯的美学风格，看到他对生活的理解，对时代的关注与思考，看到他在影片中所传达出深刻的文化烙印。
但在如今充斥商业气息的电影市场，这些充满真挚的人文情怀，仍然沿用“第四代”现实主义的电影，往往没有被人们所关注，电影市场也没有为这种情怀留出空间。这种现状与电影中唢呐的文化传承相似，形成了耐人寻味的文化隐喻，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思考。
传统文化的困境
传统文化来源于民间，也传承于民间，其中部分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根基。在以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并不富裕的时候，传统文化和传统民俗依靠着口耳相传，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意识。
在以往的红白宴席或庆祝场合，会有唢呐、二胡和笙箫等传统乐器队演奏，这些华夏民族独有的传统艺术文化，使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而多彩。还有诚实守信、勤俭节约、爱岗敬业等传统美德涵盖着“修身”、“齐家”、“治国”三个方面，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影片中，《百鸟朝凤》代表不仅是一首乐曲，还代表传统人们道德伦理。在焦三爷眼中，《百鸟朝凤》是只有德高望重者才配享用，即使查家的孝子贤孙跪求和用钱收卖，焦三爷也拒绝为品行不端的查氏族长吹奏。可以说歌曲《百鸟朝凤》，是为了约束以往人们的道德品行，和歌颂德高望重者的人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新潮流的涌入，某些职业和技艺注定要消失或被替代。但是，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艺术，不仅是民族独有的标签，更是世界文化的瑰宝，应当要得到合理的传承和发展。那么这些传统艺术与文化，应该如何进行传承与发展呢？其实，传统文化通过与流行文化结合，借助影视传媒进行传播，也有不错的效果。
如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通过探索民间特色美食，来挖掘中国人的饮食习俗、家族观念和生活态度等。也有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以独特的形式带领观众走进故宫，去认识文物和了解修复文物的故事。还有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通过演绎文物背后的故事，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这些优秀的节目和纪录片，都能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和艺术，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些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中来，从而让这些传统文化艺术绽放出全新的生命力。
文艺电影的困境
如今大部分的电影被过度商业化，那些强大的演员阵容和制作精美的电影，往往更能吸引眼球。而那些不纯粹以商业盈利为目的而制作的，以一些思考生命、社会、人生为主题的文艺片，往往得不到关注。
《百鸟朝凤》将主题聚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问题，延伸到对于生命、对于社会的思考，这样有深度、有文化内涵的文艺电影注定票房惨淡。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他们对文艺片的认识，往往将文艺片定位为枯燥无趣的影片，认为文艺片都是一些有艺术涵养的人看的。
在生活节奏加快的时代，人们往往追求热闹、好看、有趣的东西，那些票房高的商业电影，自然就成为人们的选择。但是，票房纪录不是衡量一部影片好坏的唯一标准，但却成为更多人选择的关键。就像《百鸟朝凤》上映时，因为受众少宣传少，造成上座率低，而商业化运作的电影院，自然会更多选择上座率高的电影来排片。
这种现象如同电影《百鸟朝凤》中，传统文化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在现实，艺术电影遭遇商业电影的冲击。吴天明对艺术电影最后的坚守，依然得不到观众的共鸣。在流行文化不断挤占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下，文艺片的生存空间也不断减少，文艺片是否就找不到出路了呢？
显然不是，如果文艺片不与商业片完全脱离，文艺片参考商业片的制作手法，使文艺片先吸引到观众，让观众有兴趣看。这样一来，票房有了，文艺片中所表达的东西也能够得以呈现。不然，再好的电影如果没有机会让更多的人观看，又怎么将电影的内涵、导演所传达的理念推广给观众呢？
不管是传统文化，还是文艺电影，怎么去传播和发展，都是十分值得重视和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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