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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故事》:西方文明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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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本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的《婚姻故事》,可谓生不逢时,原本准备2020年情人节在中国大陆上映,但没有想到被新冠病毒给逼退了,下半年也许能在大银幕上看到?


《婚姻故事》属于这样的影片,看上似乎平淡,但细细咀嚼却很有味道,一个很温馨的故事,蓦然回首又觉得很悲凉。


片名叫《婚姻故事》,实际上是离婚故事。但和其他的离婚的故事不同,没有那么多狗血剧情,没有婚外恋,也没有一方犯罪或伤残、死亡。


查理和妮可是一对年轻夫妇,居住在纽约,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查理是百老汇一位事业正处于上升期的导演,妮可则是一位崭露头角的女演员,他们在一起,即便不说是天作之合,神仙眷侣,也算是幸福美满。替他们照料孩子的保姆一眼看到他们,就惊为天人,叹道“你们太令人羡慕了!” 但这时,他们已经决定离婚了。

离婚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查理的事业越来越好,妮可觉得自己淹没在了查理的光环中,“观众都说来看查理执导的戏,不说来看妮可主演的戏”。妮可决定要回洛杉矶拍电影,而查理则不愿意离开百老汇,两个人没办法相互妥协,只能离婚。


查理和妮可,很难说谁犯了错误,或者谁更自私。即便已经决定了离婚,两个人还都爱着对方,像朋友一样相互关心,也像有着良好工作关系的同事那样讨论剧本和表演。 但是,等律师介入之后,一切都不同了。

律师只关心输赢,不关心他们之间的情感,于是在双方律师的口中,他们分别变成了酗酒者、有吸毒前科者、精神不稳定者、有暴力倾向者等等,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房屋抵押出去付律师费。说好的好合好散瞬间变成了血淋淋的相互手刃和律师的饕餮狂欢。


这里要顺便说一下在《婚姻故事》中扮演妮可律师的好莱坞女明星劳拉·邓恩。在《小妇人》中,她扮演的母亲善良贤淑,在《婚姻故事》中,她扮演的女律师凌厉老辣,刀刀见骨。这一次,她凭借在《婚姻故事》中的出色表演获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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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婚姻故事》,就必须理解作为西方文明底色的个人主义文化。在中国的语境中,个人主义往往被理解为自私,但在西方、美国的语境中,用自私来解读个人主义是不够准确的。


作为一种伦理学说和社会哲学,个人主义在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迅速发展和完善,并广泛传播。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最早使用“个人主义”这个名词,称其为一种温和的利己主义。


个人主义,简言之主张一切价值以个人为中心,个人本身具有最高价值,个人本身就是目的,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一切个人在道义上是平等的。


在个人主义的语境中,查理和妮可都没有错,没有谁应该受到道德谴责,但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和单元,人类社会中最小的共同体,费孝通所说的“差序结构”这一同心圆的最小内径,仍然和“作为目的本身的个人”发生了矛盾,当这种矛盾无法解决时,家庭就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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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故事》其实折射了西方/美国文化的内在张力。亨廷顿所倍加珍惜,视为“美国之为美国”的新教文化是非常重视家庭的,同时入围本届奥斯卡的《小妇人》,更是把家庭表现为人生的意义本身。


好莱坞电影中,经常把美国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即一对夫妇,一栋郊外的独栋小楼,两个孩子,一条大狗)做一番迷人的乌托邦一样的表现。


家庭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视,深层次的原因,概由于只有重视家庭的人,才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守法公民和勤奋员工吧?这颇有一点类似中国传统的“修齐治平”,只是中国在“家”与“国”之间缺少一个中间位置的“企业”。


美国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受到女权运动、性解放运动等等的冲击,一度出现离婚潮。八十年代之后,新保守主义兴起,家庭观念重新受到重视,好莱坞有一系列影片来表现家庭受到的冲击和修复,如《克莱默夫妇》、《金色池塘》、《致命的诱惑》、《爱情故事》、《阿甘正传》等等。


但这一次,美国遇到了新问题。查理和妮可,都是阿甘式的人物,即他们都信奉保守主义的价值观,重视家庭,勤奋工作,相互忠实,但家庭还是解体了。


在《阿甘正传》中,他们可以通过让沉迷于女权运动的珍妮患上艾滋病死去来解决问题,但在《婚姻故事》,他们没有办法了——个人主义和家庭,这都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他们难以取舍。


也许,个人主义走到尽头,就是家庭的消亡吧?家庭是在历史中产生的,也会在历史中消失吗?


影片到了结尾,妮可叫住抱着儿子准备离去的查理,蹲下身来为他系上散开的鞋带——这是非常温馨的一幕。发生在恩爱夫妻之间,是寻常现象,发生在已经离异并且经历了法庭上相互凌迟的两人之间,则意味着他们仍然承认曾经的有过的感情,这是伤感的,也是无奈的——西方文明像一条吞尾蛇一样在反噬自己,出路在哪里,谁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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