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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三重禁锢,导致刘峰的悲情人生

生活本身是令人痛苦的,我们必须忍受各种灾难,唯一的渴望就是能够记住那些失落了的幸福和快乐。我们曾经在生命中拥有这些幸福和快乐。——凯鲁亚克

《芳华》是著名导演冯小刚根据严歌苓的小说《你触摸了我》改编而成的一部电影。冯小刚最终将电影定名为《芳华》,取自“芳华”这两个字的本身含义:“芳”指的是芬芳的气味,“华”指的是缤纷的色彩和年华,这两字完美诠释了青春和美好的气息。对于同样有着文工团经历的冯小刚和严歌苓来说,《芳华》既是他们青春的记忆,更是他们对逝去的美好岁月的一种缅怀。


影片将客观视点与诗意叙述相结合,借用穗子这个“参与者”和“旁观者”的眼睛,通过倒叙的“闪回”方式,以男兵刘峰的“触摸事件”为索引,讲述了在社会剧变的大时代背景下,以刘峰、何小萍、林丁丁等人为代表的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

用冯小刚的话来说,《芳华》对他意义非凡:“我讴歌他们的青春,用这个电影再爱他们一次。”影片里面充满了致敬青春的画面:舞蹈室里涌动的荷尔蒙气息、游泳池边玲珑曼妙的青春少年、打靶场上嬉笑怒骂的玩笑赌约、红纱青幔的女生宿舍中缓缓流淌的甜蜜之音……然而,褪去讴歌“美好”的外衣,这部电影更深层次的,是展现在性格、阶层、社会的三重禁锢下,普通草根人物苦苦挣扎的悲情一生。


禁锢一:渴望成功却不懂变通的人物性格

一个人距离完美人格——“超我””越近,就距离“自我”和“本我”越远,同时可以认为,这个完美人格越是完美,所具有的藏污纳垢的人性就越少。

刘峰的悲情人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囿于他本身的性格。唯物辩证法理论认为:事物的发展由外因和内因共同起作用,而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在刘峰身上,这一点得到了具体的印证。

1. 没有原则的善良

刘峰的善良在影片中有大量描述:他在文工团里承担了大家都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熬夜为战友赶制流行的弹簧沙发、利用出差的机会给队友们捎带各种用品、面对牺牲的战友,战场上的他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毋庸置疑,这些情节的塑造,使刘峰这个人物饱满而熠熠生辉。

《奇葩说》中柏邦妮曾说过一句话:善良是很珍贵的,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善良无错,但毫无底线的善良会助长他人的贪婪。

刘峰离开文工团时,没有一人相送,那些看似无害的青春少年们,到最后还在“消费”他的善良——他们把刘峰的善良,等同于软弱可欺。



2. 渴望成功的个人英雄主义

年年当“标兵”的刘峰,渴望成为时代的英雄,渴望冲破平凡的束缚。甚至在执行抗洪救灾任务受伤之后,他仍然在继续英雄的使命——帮大家修理物品、捎带东西,甚至冒着再度受伤的危险,一遍遍地帮助何小萍练习舞蹈动作。

说到捎带东西,电影里巧妙地运用了一个对比:刘峰在舞蹈队时,每次出差回来,都能被战友们簇拥迎接;而当他受伤退居幕后,再帮别人带东西,战友们的热情已经明显减退——就算是在文工团内部,分工的不同也带来了地位的差异。这是刘峰命运转折的一个隐喻:在别人眼里,英雄的光环已经逐渐褪去。

战争场景也是影片中震撼人心的一个高潮,刘峰的个人英雄主义在此达到了顶峰:遭遇伏击时,他不惧生死,英勇战斗;受伤之后,他坚持守护牺牲的战友,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刘峰的内心深处是渴望牺牲的,只有牺牲,才能让他再次成为英雄。这种狂热且盲目的“英雄主义”带着些许愚蠢的意味,如果刘峰选择及时接受治疗,或许他的后半生,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3. 不会审时度势的木讷

影片中的刘峰,性格上还有一个缺陷,那就是不懂变通。当其他战友纷纷在为自己寻求更好的出路时,只有他完全不为所动。

文工团是刘峰的“理想国”,因为团里有林丁丁。为了能跟林丁丁朝夕相处,他将读大学的机会拱手送人。不会审时度势的林峰,看不懂这个风云变幻的社会,更看不懂林丁丁:林丁丁是一个现实而虚荣的人,她要的“荣耀”,不是英雄的光环,而是实实在在的荣华富贵。倘若刘峰选择去上大学,他和林丁丁尚有一丝可能,然而,自以为“有情饮水饱”的刘峰,亲手将这一可能性断送了。

李鸿章有一句名言:“法待人而后行,事因时为变通,若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 一个人如果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视若无睹,只想在舒适圈里“偏安一隅”,无论身处哪个时代,都是危险甚至致命的,时代抛弃你,从来不会跟任何人打招呼。


禁锢二:拼尽全力却无法突破的阶层出身

“一个始终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到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

阶层固化是影片中绕不开的一个主题,来自底层的刘峰和何小萍,都企图通过努力来突破阶层的禁锢。平平无奇的刘峰想通过全心付出来获取认同,何小萍相信进了部队就会摆脱被嫌弃的命运,然而他们都错了:阶层固化的壁垒,怎么可能轻易被打破?有着优越背景的同龄人,成为话语权的掌控者,而草根阶层的他们,注定逃脱不了被无情碾压的命运。

英国BBC的纪录片《人生七年》,揭开了人生的残酷真相:阶层壁垒基本不可能打破。BBC从1964年开始跟拍14个来自不同阶层的孩子,从他们的7岁拍到56岁。半个世纪的追踪,揭示了阶层壁垒有多难打破:从小看《金融时报》的富裕家庭孩子,成长后依然会走上精英之路;贫穷家庭出身的孩子依然重蹈父辈命运,为活下去竭尽全力。

《芳华》中,何小萍不被善待的人生,才是这个阶层的常态,而刘峰刘峰成为英雄,只是小概率事件。 在影片中,何小萍的“怪味”成为众人嫌弃和取笑的对象,无独有偶,前不久囊括四项奥斯卡大奖的韩国电影《寄生虫》里,同样提及了“气味”,这种“味道”,是阶层的象征和隐喻,也是底层人民无法挣脱的阶层锁链。

阶层固化也是导致刘峰悲情人生的原因之一。



1.同样是“触摸”,为什么只有刘峰不被原谅

林丁丁认为刘峰对自己的“触摸”是冒犯,甚至委屈到大哭,而对于吴干事和张医生的“触摸”,却并不抗拒。虽然刘峰是英雄,但林丁丁认为他仍然是个底层草根。作为底层人民,妄想逾越阶层的鸿沟,就是对林丁丁人格的冒犯;草根阶层的刘峰只能为林丁丁服务,而不能存在任何幻想。在林丁丁的心里,自己是一只高贵的天鹅,刘峰则是那只永远不可能变成王子的青蛙。

2.同样是“错误”,为什么陈灿却可以逃避惩罚

影片中陈灿犯过两次小错,第一次是给萧穗子送西红柿,而西红柿是从炊事班偷来的,但没有人觉得这是“偷窃”,反而认为是少年狡黠的可爱;另一次是陈灿偷偷潜进女生宿舍播放邓丽君的《浓情万缕》,为了烘托气氛,还把宿舍布置成了罗曼蒂克的红,这种资产阶级小情调,发生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就是犯错,然而陈灿却安然无恙。这跟他高干子弟的身份不无关系。


禁锢三:剧烈动荡、思想封闭的社会背景

“一旦发现英雄也会落井,投石的人格外勇敢,人群会格外拥挤。”

《芳华》的拍摄背景定位在文革末期,相对单纯和封闭的文工团,就像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外界社会的剧烈动荡并没有对它造成太大冲击。但身处“象牙塔”的少年男女们,一样会对 “英雄”抱以敬意,会对“丑恶”进行鞭笞。

他们歌颂英雄,因为他们需要英雄:英雄总是那么无私地帮助他们解决一切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他们愿意将所有的溢美之词都送给刘峰,尽管那些口头的赞美,并非发自真心——他们从未真正关注到刘峰发自内心的善良,而只是将那些善良的行为视为理所应当,并坦然接受。

“英雄”只能付出,“英雄”不能犯错。一次自认为“两厢情愿”的真情表白,一个”“情难自禁”的善意拥抱,却让刘峰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他被冠之以“流氓罪”,这也是剧中矛盾冲突点的高潮之一。很多80后、90后的观众对这一情节设定很不理解:只是一次爱的表白和拥抱,怎么可能会跟“流氓罪”扯上关系,是不是有点夸张?处在那样一个凡事容易“上纲上线”的年代,尤其是在作风严谨、纪律严明的部队,任何小事件,都有可能演变成“大问题”,所以这样的设定一点也不夸张。

那些接受过刘峰无私善意的群体,那些自以为高贵纯洁的灵魂,在刘峰被处理的事件上,选择了集体缄默,没有一个人走出来为他发声,更为悲凉的是,当刘峰被发配至遥远的伐木连时,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送别。刘峰之于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尽责的“保姆”或者“佣人”,即使加披了“英雄”这层外衣,实际上还是一个底层的、可有可无的人物。



在行为学上,文工团战友们的这种行为,是对偏离“主体”产生了恐惧,他们害怕自己会被牵连、会被群体拒绝在外,因此,他们宁愿选择“闭着眼睛”而明哲保身。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群体中的个人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在心理学范畴又被称为匿名状态,个体借助“数量即正义”之名行不负责任之事,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

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选择了将自己隐藏于集体之中,漠视并抛弃了曾无私为他们付出的“英雄”,这是时代的悲哀,更是人性的悲哀。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刘峰命运转折的推手,但是,雪崩的时候,何曾有一片无辜的雪花?


结语:

“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电影结尾这句话很是煽情,不管经历过的是繁华还是沧桑,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泰戈尔的《飞鸟集》中有这样一段话:“世界很大,就像这星空一样,它不会因为,一颗星星的存在,而流光溢彩,也不会因为,一颗星星的缺失,就黯然失色。”

对于刘峰来说,虽然由于性格、阶层和社会的三重禁锢,没能过上真正“英雄”式的人生,在别人看来,或许他的一生是悲情的,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已经过得很好了”,由此看出,他的内心是平静而满足的。那短暂如“史诗”般的文工团生活,是他最美的“芳华”,足以慰藉余生所有的伤痛与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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