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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伪装者》也不靠谱,谍战剧和真实历史相距甚远

在古装剧霸屏的当下,谍战剧似乎有些沉寂,但用影视圈资深从业者的话讲,谍战剧是影视剧领域亘古不变的刚需,从来不会过时。

这话不假,我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就是谍战题材《敌营十八年》,之后在四十年时间里每隔几年几乎都会有几部经典谍战剧问世,尤其是近些年,比如《密探》、《无悔追踪》、《暗算》、《潜伏》、《悬崖》和《北平无战事》等。

近些年在网络上也经常会出现各种盘点,什么“最完美的五部谍战剧”“最真实的十部谍战剧”等等,但实事求是讲,在我国浩如烟海的谍战剧中,真正达到“完美和真实”这样境界的谍战剧几乎就没有。

因为,绝大多数谍战剧和真实的谍战历史实在是相距甚远。

一、 中统没那么菜

在早期的谍战剧中,我们还能看到相对比较厉害一些的中统和军统特务,但在如今的很多谍战剧中,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则显得愚蠢了很多。

尤其是中统,不仅被我党特工实力碾压,还经常被军统蔑视。比如《潜伏》中的党通局,除了投机倒把就是贪污受贿,感觉能力差了保密局几条街。

实际上中统和军统在历史上有详细分工,真正专门对付我党地下工作的是中统,军统主要工作是面向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只是到了后期军统戏份才大大增加。

事实上,我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遭遇的地下工作巨大损失(几乎损失100%)大部分都是中统造成的。相对来说,中统里面高素质特工和我党叛徒比较多,因此水平较高。而军统里面搞暗杀的江湖人士比例更大,他们更适合搞行动。

只是到了抗日战争中后期以及解放战争,随着戴笠的坐大,军统才开始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对于我党一些著名特工如沈安娜等人,军统也不是毫无察觉,只是由于国民党内部错综复杂的官场关系才让军统投鼠忌器。

二、“特务”来自于我党

特务,现在一听就是贬义词。实际上,谍战中的特务命名最早来自于我党在1927年成立的特务工作处,首任处长是在苏联学习归来的顾顺章。后来这个机构改名特别行动科,也就是赫赫有名的红队,负责人则是陈赓。

所以,特务更应该是中性词,而非贬义词。

三、 我党谍战工作起步更早

我党和国民党双方的谍战部门比起来的话,我党显然成立更早,早在1927年就有了专门搞谍战的特务工作处。而国民党方面直到1928年才成立中统,而且他们还没有专业人才。

顾顺章叛变以后成了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的谍战老师,他不仅亲自开讲授课,还编写了《特务丛书》《特务工作的理论和实际》等专业书籍,这些书都成了中统和军统的内部教材。

可以说,在谍战工作上,我党是师父,国民党是徒弟。

四、 搞情报的作用没想象中那么大

在各种影视剧中,间谍特工的作用被无限扩大了,似乎一份情报就能决定生死存亡。就像佐尔格关于日本不会北进的情报极大影响了苏德战场一样。

现实中,不论是什么级别的特工人员,他们提供的情报起到的作用都只是相对有用,并不是绝对有用。原因有三:

第一,再好的情报也只是参考材料之一,因为决策者手里得到的情报并不是只有一份。最典型的例子还是佐尔格,虽然他准确提供了德军巴巴罗萨计划开始时间和兵力的情报,但在太多的情报来源和综合考虑下,他的这份情报被苏联高层错判了。同理,关于日本是否会北进的情报也绝不会只有佐尔格提供的这一份,苏联决策者也是在五花八门甚至互相矛盾的情报中做出判断的。

换句话说,在一定意义上,决断比情报更为关键,情报只是食材,决策层才是大厨。

第二,情报再准确也要看实际情况。尤其是在军事战场上,毕竟还有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最典型例子就是淮海战役,我党在国防部作战厅的高级特工(郭汝瑰和刘斐)提供了详细的情报,准确报告了杜聿明集团的计划撤退路线。中央军委命令华野按照情报做出相应部署,但粟裕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做出了和情报相反的判断,最后事实证明情报是准确的,但杜聿明也确实没按照计划行动。

第三,决定斗争胜利的根本不是谍战,而是政治、军事和经济整体的优势,换句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地下工作成败的根基还是民心所向。

五、 地下工作人员没有那么多花哨

我们在各种影视剧中经常看到我方工作人员的各种“骚操作”,比如身穿风衣扮酷,出门遇到事随时拔枪,身边美女如云,各种高档消费场所随便出入,如《伪装者》中甚至还有地下党带领小分队在火车站和日军激战的场景。

而在一些谍战剧中,什么先进的窃听工具、高超的易容术、精致的武器和武林高手一样的身手让人眼花缭乱。

实际上我党的绝大多数地下工作人员从外表看都是很普通的人,他们的打扮和工人、白领、学生没什么两样,碰到美女别说搭讪了,甚至要立即避开以免引起别人注意,出门除非执行特别任务否则从来不带枪,家里也没有藏枪。话句话说,大多数我党地下工作者根本就很难让人注意到。

当然也有个别地下工作者则是走了相反的道路,如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他就是整天花天酒地美女相伴,那是因为他的人设就是浪荡公子哥,简朴不了。当然,这只是个案。

总之呢,对于大多数地下工作者来说,隐藏自己才是首要工作,有些人为了隐藏身份甚至要积极从事一些反动工作,这都是工作纪律允许的。

六、 搞情报并不是主要工作

几乎所有的谍战剧都把主角的重心放在搞情报和搞暗杀等工作上,这其实并不是很准确。

首先,搞情报并不是绝大多数地下工作者的日常工作,只有很重要的行动才会激活搞情报的人员。

其次,大多数地下工作者的工作重心都是搞运动,如搞工运、学运和兵运等,我们熟悉的刘志丹就是搞兵运出身的将领。通过经常性的接触,得到工作对象的认可,宣传我党的政策,让社会的大多数人群理解并接受我党主张,这才是地下工作者的工作重心。为什么解放战争中屡屡有关键时刻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如何基沣、张克侠和廖运周,因为他们都是隐藏的地下党员啊。

当然,还有一些地下工作者是搞上层关系的,针对一些学者、政客和军阀,获得他们的认可和帮助,保持密切联系。所以在解放战争的后期,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数不胜数。

七、 被忽视的战略间谍

在谍战剧中,我们能看到的几乎都是战术间谍,他们针对的只是个别情报和个别部门等,但在现实中还存在一些在战略层面上发挥作用的战略间谍。

比如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夏衍,1927年就入党的老资格地下工作者,他似乎并没有提供过什么绝密情报也没发展多重要的军事将领起义,但他在文化界起到的作用确实是相当高的。因为他的贡献很大,所以在解放后他可以享受副兵团级待遇,和他同级待遇的还有李克农这样的谍战先驱,以及韩先楚这样的高级将领,可见夏衍的工作分量。

更鲜为人知的还有很多,如解放战争时期在美国太平洋学会以及美国驻华使馆都潜伏着很多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以及同情和帮助我党的美国人。杜鲁门政府1949年发表了严重打击国民党士气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就是这帮地下党参谋下的杰作。这样的工作分量是无法具体衡量的。

当然了,影视剧之所以在现实基础上“胡编乱造”也是为了让影视剧更好看,毕竟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

但笔者还是有两个看法,第一,从现实出发改编谍战剧可以,但还是要注意分寸,像《伪装者》那样的谍战偶像剧实在是有些过分了。第二,严谨遵循历史的谍战剧观众不一定不喜欢看,毕竟真实的东西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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