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慕之
《火车进站》剧照
一百多年前，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一辆飞驰的火车从卢米埃尔兄弟搭起的幕布中，静默驶过。尽管没有声音，却吓得在场的客人惊叫不已。
这一幕，成了世界电影发展的开端。
十年后，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在自己的照相馆内为京剧名家谭鑫培，拍摄了个人首部电影《定军山》，由此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起点。
《定军山》剧照
但说起来是电影，如今回头看，无论是卢米埃尔兄弟放映的《火车进站》，还是照相馆老板任庆泰为谭鑫培拍摄的《定军山》，都只能算是记录片。
所以，可以说，纪录片的发展从电影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了。
奠基
时间回到100年前。
当人们买票进入电影院后，不得不在电影放映前，被“强迫”观看10到20分钟的新闻简报。这在当时信息传播技术并不发达的情况下，阅读报纸和观看新闻简报，几乎成了人们茶余饭后了解信息的必备活动。
老式电影院
如果电影院没有按照惯例，在放映前播放简报，还会遭到观众的抗议。甚至，有些人去电影院，就是为了看新闻简报。
因为中国观众对新闻简报的热衷，民间还流传起这样一句顺口溜，以形容不同国家电影的特点：
“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播放电影前的新闻简报
为了让新闻简报中的消息看起来更加生动，也为了宣传需要。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在延安成立，并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拍摄反映抗战活动的纪录电影。
彼时正值战期，土地无人耕种，军队不得不自己开垦荒地，自给自足。根据地条件艰苦，十个人睡一孔窑洞，三个人分一碗稀饭。因为没有摄影器材，负责拍摄工作的袁牧之不得不冒着枪林弹雨，穿越大半个中国，赴港购买。
在这样艰难的背景下，袁牧之仍然带领“抗敌电影社”在战争中，拍摄出反映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练兵的纪录电影——《南泥湾》。
电影《南泥湾》剧照
与中国革命进程亦步亦趋，1947年后，东北电影制片厂又相继拍摄出《解放东北的最后战役》，《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淮海战役》、《百万雄师下江南》等纪录电影。
尽管拍摄条件艰苦，环境恶劣，资金紧张，但中国在纪录片领域的努力，从未停止。
经过了一段艰难岁月后，时间终于来到80年代，此时电视开始进入千家万户，人们观看电影的频次随之下降。纪录电影也“转战”平台，跑到了电视上播出。
1983年，以中国人文地理为主要题材的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刚一开播，就造成了空前的火热。
纪录片《话说长江》剧照
那是个浪漫的年达，人人都会捧着一本泰戈尔诗集，边走边读；那也是个信息匮乏的年达，人们对知识的渴求近乎癫狂；那也是个敢于创新的年代，纪录片的形式开始逐渐多样化。
伴着《话说长江》激昂中又充满希望的旁白，中国纪录电影，也迎来了跨越时代的发展。
1998年，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的傅红星，接到了要拍摄一部“周恩来总理诞辰100周年”纪录电影的任务。
为了能将周总理的形象呈现的更加立体，傅红星查阅了近百本与周总理有关的书籍，还看完了500万尺的资料片。等傅红星收集完影像资料，准备剪辑时，已经到了冬天。
电影厂的剪辑间被设在地下，还背阴，也没有暖气，冻得剪辑人员手脚冰凉，鼻头通红。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傅红星和一大批工作人员一边跳“石头、剪子、布”暖和身体，一边连夜剪完了片子。
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剧照
片子如期上映后，好评如潮。该纪录片不仅揭开了许多重大事件的面纱，其在剪辑手法上的隐忍克制，与解说词上的幽默风趣，也使之成为中国纪录片历史上的一支标杆。
也许是国家有意追赶曾经发展停滞带来的差距。拍完《周恩来外交风云》后的第二年，导演金铁木也接到了要拍摄圆明园纪录片的任务。
但接到任务的金铁木，却感到前所未有的窘迫。此前，他对圆明园的认知仅仅是小学课本上的几张图片。没有任何灵感的他，跑去北京圆明园转了一大圈，只见到了满院子的大石块。
可这些石块，最多也就能拍两分钟。为了能在纪录片中还原圆明园的历史全貌，金铁木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在国家图书馆里翻阅资料。最终，他决定从一个外国传教士的视角切入拍摄，让纪录片既保有纪录片的真实性，又具备故事片的情节感。
为了能更加准确的还原历史，纪录片《圆明园》中的演员，完全照着史料上的画册在群众演员中选拔。历史上，火烧圆明园的头目额尔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贵族，剧组就真的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个颇具贵族气质的英国人扮演。
片子定位和演员的问题解决了，金铁木又在取景的问题上犯了难。圆明园曾经五千多亩的恢宏建筑，被八国联军毁成了一片荒地，剧组实在是无景可拍。为此，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使用了三维仿真电影动画技术，技术团队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才制作出35分钟的特效镜头，把圆明园的景色按毫米还原。
纪录片《圆明园》剧照
从1999年立项，到2006年上映，纪录片《圆明园》用了整整七年时间。
从战争年代下艰苦拍摄的《南泥湾》，到新时代锐意创新的《周恩来外交风云》，再到新世纪利用现代化技术拍摄的《圆明园》。摸着石头过河不易，但也正是因为老一辈纪录片导演，不断求真求实的赤子之心，为中国纪录片的崛起立下了坚实的根基。
发展
时间洪流穿梭不息，一晃来到了21世纪，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日益增长的不仅有愈加丰厚的物质财富，也有了更加迫切的精神需求。
大国崛起背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在崛起，国产纪录片的发展也在崛起。
2011年，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CCTV9正式开播。纪录片因其所特有的信息容量与真实性，再加上新世纪后模仿故事片形成的“故事连接线索，线索勾连信息”的制作风格，使纪录片从过去较为小众、冷门的位置，一下子成为观众们的“心头爱”。
在此背景下，以“探索中国民间美食”为目的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开始立项制作。
片子正式开播后，其热度甚至一度超过热播电视剧。人们一边对片子中纪录的民间美食垂涎欲滴，一边为美食背后的故事润湿眼眶。
在纪录片里，单珍卓玛因为没有采集到质量好的松茸，而愁眉苦脸；卓玛和妈妈每天凌晨三点出门，连续走11小时的山路去挖松茸，只为了挣五千块钱；在经历四代人的百年老店郑祥兴虾铺里，76岁的郭少芬老人看着老伴的遗照，回忆过去50多年里和老伴一起做虾酱的岁月，晚霞在废弃不用的虾膏木桶上一寸寸滑过。
《舌尖上的中国》剧照
人们第一次发现，纪录片原来也可以拍得这么感人，连内心深处的坚硬都被抚摸得柔软。《舌尖上的中国》不再仅仅将展现食物的魅力，作为节目宗旨。而是努力找寻食物背后的人，与人背后的故事。
当我们看到挖藕老人布满淤泥的腿，当我们看到小姑娘伴着星辰去采松茸，当我们看到摄影师白波，一边和家人包着饺子，一边一脸幸福地说，谁家的面都没有妈妈做的焖面好吃。观众看到的，已不仅仅是对美食的纪录，而是食物背后，人赋予它们的情怀。
《舌尖上的中国》剧照
如《舌尖上的中国》执行总编导任长箴言：
“我要拍的不是食物，而是人，食物只是切入口，人才是核心。
今天当我们有权远离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通过劳动和智慧成就餐桌美味的人们。”
《舌尖上的中国》之后，中国的纪录片发展像是开了窍。《我在故宫修文物》、《高考》、《二十二》、《冈仁波齐》等一大批不再以宏观视角叙事，而是以“我”或者“我们”视觉叙事的优秀纪录片被制作完成。
中国纪录电影的票房也实现了井喷式发展，从2012年15部纪录电影130万的票房成绩，一跃在2014年达到了7.2亿。
中国纪录人用自己极具“中国风”的纪录片表达方式，向国人，向世界，呈现出了一个有着深厚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的泱泱大国。
回顾
从《定军山》到《中国机长》，从简陋幕布到电视荧屏，从电视荧屏到互联网络。国产纪录片的叙事理念，也随着时代跳动的脉搏，不断革新，并通过媒介融合的力量持续放大。
回看国产纪录影片的发展脉络，其之所以能在新世纪取得瞩目成就，离不开中国记录人们对“讲好中国故事”的坚持，和“关注个体发展，以小见大”的叙事风格。
从叙事表达上看，国产纪录片越来越注重更加完整的情景再现，如在纪录电影《中国机长》中，剧组不仅在开拍前让演员们与事件亲历者面对面，还原事件经过。还斥巨资制作出1:1的空客A319模拟机，以给观众带来更加真实的观看体验。
除此之外，国产纪录片也将微观叙事技巧运用到了极致。例如在纪录片《我的诗篇》中，制作组跟拍了六位打工者，讲述平凡人的喜怒哀乐。
在叙事技巧上，国产纪录片也一改往日沉稳、平和的叙事节奏。如在纪录片《圆明园》中，不仅有了更加多样的节奏把控，还玩起了悬念叙事，用旁白“初到中国的郎世宁，发现皇帝不在皇宫里，那他会在哪？”勾起人们的好奇。
如今的纪录片，更像是一种“人物故事”的还原。在故事中讲述历史，重现过往，纪录辉煌。
1960年5月24日，正因缺氧昏昏欲睡，差点一头栽倒在珠穆朗玛峰上的王富洲一定没想到，五十九年后，这一幕竟会在电影中被重现。
中国登山第一人王富洲
2018年5月14日，因飞机前挡风玻璃破裂，而不得不驾驶飞机紧急迫降的机长刘长健，也一定没想到，这一能被称之为“人生噩梦”的一天，会被拍进银幕，并被人们反复提及。
这一切都起于纪录，得益于纪录。在我们惊叹于纪录的真实与故事的精彩时，有一批兢兢业业的中国纪录人们，正坐在堆成山的资料堆里抽丝剥缕，或者扛着摄像机流着汗跋山涉水。
纪录伟大，但更伟大的是他们，致敬中国纪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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