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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摘口罩吃饭有错吗?结合心理学剖析该事件所展现的行为机制

4月4日,G7060次列车上,两名女乘客因摘口罩吃饭,被一吴姓男子劝阻,两人戴上了口罩。过了一会儿,或因馋、或因饿、或因其他原因,又摘下口罩开吃。男子情绪变得激烈,其中邓姓女乘客拿出手机拍摄,男子大怒,动手抢夺手机,过程中碰到其嘴角,受到众人指责。到达池州站后,双方仍僵持不下,乘警便交接给派出所处理。

据目前评论风向看,更多旁观者站在女乘客一边,认为法无禁止即可为,列车没有禁止,乘客自然有权在乘车期间进餐,更何况一个40岁大男人,对20岁小姑娘动手,激起了屏幕前网友的保护意识。稍弱一些的声音认为:疫情尚未落地,4小时车程非要吃东西太不自律,管得对。

事实上,这件事过程虽短,从心理学角度看,已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的发展,每个人为自己支持的一方发声时,所支持的是自己心中的理念,而非事实中当事人所展示出来的理念。

老话说:眼见为实。其实,亲眼所见的行为表征,也是在深层心理机制作用下的私人化表达。今天,我们就从事件发展的几个阶段中,每个人的不同心理支持因素做一个分析,在分析过程中,来谈谈我的思考和见解。

第一阶段--延迟满足和面子工程:4小时高铁上进餐的心理因素分析

据笔者所知,目前运行时间最长的高铁,是北京至北海的G529次列车,全程2675公里,运行时长15小时22分钟,是全国运行时间最长的高铁。如果这件事发生在G529上,相信支持小姑娘的人会更多,因为进餐从个人权利,变成更基础的人的生存条件——生理需求。一日三餐作为常识,在我们这个民以食为天的国家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优势。

  • 延迟满足:自律使人快乐

前段时间那个独自从马德里回国的12岁男孩,在20小时、9235公里的飞行过程中,全程佩戴口罩、帽子,没有吃饭甚至喝水的报道震惊全国,在赞叹其自制力的声音之外,也有为人父母者心疼不已,认为实不可取。作为另外一个极端,这个小男孩身上,最明显的特质在心理学人看来,是延迟满足。

延迟满足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设计的一个著名实验:

告诉单独呆在小房间的孩子,如果不马上吃掉糖果,就会得到双倍的糖果。有些孩子3分钟就会放弃,1/3的孩子坚持到了实验结束。

这两个20岁的姑娘,在延迟满足问题上显然是比那个12岁男孩差的。时下,李诞为代表的声音反对压抑欲望,声称这是对人性的残害,只会给你一个不快乐的人生。即时满足至上,还是“自律使人快乐”?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一个对你千依百顺的讨好型男友,即使不是包藏祸心的短期利益渔猎者,也是对你的未来发展毫无参与感的人。满足感不等于成就感,一个时刻被满足感喂饱的生命,是现代版的寒号鸟,是失去人生主动权的生命。

  • 面子工程:对问题发起方的意图拆解偏差

吴先生第一次提出让对方停止进食、戴上口罩的行为时,这个举动在女乘客的眼中,纯属多管闲事。基于已经采取摘口罩行为的事实,可以判断女乘客认为戴口罩并非必要,吃个饭、摘个口罩完全合情合理,在你提醒时表现出服从,已经是给你面子,迁就你在疫情期间的特殊要求。

在问题发起方吴先生看来,列车属于人群密集场所,在人群密集场所佩戴口罩,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健康最起码的尊重,看在你女孩子份上,耐着性子提醒你,已经承受了巨大的焦虑,付出了相当的情绪代价,这可绝不是什么面子工程。

所以当他看到她们第二次摘下口罩,继续吃饭的时候,内在情绪除了焦虑、不满更增加了很多新的因素。在这个阶段,双方对于国内当前疫情情况下,在列车上摘口罩吃饭的合理性有着本质的观点分歧。一个谨慎、一个无所谓,态度、观点的矛盾,配合不同的思维、行为模式,引发了一场列车上的闹剧。

第二阶段--超我功能、自恋受损和情绪管理的三驾马车:男子的心理动力支持因素

  • 超我功能: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很多人说吴先生多管闲事,在这个观点上我不敢苟同,在从众心理坏了太多事后,多管闲事的出头鸟还是做了不少的事的。不说远,李文亮医生发出的提醒,在彼时就是典型的多管闲事。这种人都有一个特征:超我强大。

超我是分属精神分析流派的概念,弗洛伊德提出:超我是内在规则、道德类存在,它是一个人行为的上限,就像本我是一个人行为的下限。自我忙着当协调员,试图找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让一脸冷漠的超我和基本不考虑延迟满足的本我相安无事。

人总会优先服从意识里最响的那个声音,如果超我强大到让本我无处容身,那这个人要么变成道德上的圣人,要么变成别人眼里吹毛求疵的多事者。

  • 自恋受损:健康的自恋是需要打磨的珍宝

有人不喜欢吴先生,会不适应将他和李文亮医生相提并论。事实上,超我功能人人都有,实事求是的说,以他的出发点来看,确实是从公共健康角度考虑问题,并非出于没事找事、故作权威等心态,在这一点上,确实他们都属于超我强于本我的人。那么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记得李文亮医生在病中,说过一句说话:

真相比平反更重要。

要知道,这是在他接受了错误训诫令之后,换个人,也许会有巨大的不公感,倾诉委屈、修补自恋的需要一一涌上心头,但他没有,因为他心中除了个人那点情绪,装着更有分量的东西,这不仅仅是不同原生家庭扶养方式、或多年医学生涯给予的心理财富,这是个人有意识自我锻造的结果。

而吴先生在第一次制止无果后,看到女孩女一次拂逆自己建议,自尊显然受到了打击,所以双方矛盾点就此激化。

  • 情绪管理:对变成错的导火索

在理论过程中,邓姓女乘客掏出手机拍摄的行为,激起了吴某更深的愤怒,他抢夺手机,显然不是出于占有财物的目的,而是试图制止对个人形象拍摄,以及删除之前可能拍摄内容的动机。这个失控行为激怒了在场的人,使他从一个本来还占几分理的人,转眼成为众矢之的,导火索被点燃。

同车乘客开始声援女乘客:再怎样也不该跟小姑娘动手。他委屈地大声解释:我没有打她,我只是抢这个手机,她在拍我。我是为自己吗?如果感染是我一个人感染吗?可惜已经没人听他说什么了,即使出发点是善意的,采用了舆论反对的过激方式去达成,也是过不了同车人内在超我这一关的。

试想,如果他有能力调控好自己的情绪,以不让女乘客感到难堪的方式,真诚表达自己疫情中的合理担心和焦虑,在被无视后能稳定情绪,持续理性表达,那既不会有影像被拍时的愤怒,也不会遭遇大规模舆论谴责。

在这个阶段,第二次提醒挫伤了一个受超我支配行动者的自恋需求,当对方采取刺激性行动时,吴先生失去了情绪管理能力,使劝说行为变成了攻击者口中的蛮横与矫情,请求一旦变成要求,就有了强人所难的味道,失去了沟通的本来意义。

第三阶段--本我操纵超我:浮于表面的对错在更擅长使用舆论者手里

最后来谈谈女乘客的拍摄行为,我不是法学家,单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看这个行为背后的动力。之前我们已经谈到,这两个20出头的姑娘,在自我延迟满足问题上,无论是不愿、不能,都选择了不。她们的行为模式很像现实生活中的邻家小姑娘,就是犯了错,你也会说人家是女孩子算了吧。

她们依从本我,这在没有影响到其他人的前提下,是没有任何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老婆孩子热炕头并不比学术论坛侃侃而谈低下,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谁都有被尊重的权利,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再细看,在吴先生被激怒后,这个拍摄行为本身是带有一定攻击性的,摄像头像枪口一样,带着呼之欲出的威胁呈现在吴先生面前。

最后其中一名女乘客声嘶力竭吼出的:所以他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来打我?另一个则相对克制,在被问到:你为什么吃东西?你吃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她答到一半时猛然转醒:他居然问我吃东西的目的?这个末尾的片断传递来三个讯号:

吴先生把“无视他劝阻,第二次摘口罩吃东西这个行为”归纳为对自己的一种挑衅和攻击,这个归因使他忽视了其他可能性。当然,我并不是说一定没有这个可能性。人的心理因素是复杂的,但从常情推理,不良延迟满足想要满足个人私欲的动因显然比攻击性更浅显易懂。

两名女乘客的镜头感比吴先生好,两个人不约而同使用了“他”这个字眼,这一方面从战略上表达了不愿与之对话的轻蔑,战术上从旁观视角攻击,另一方面和拍摄行为有着一致性,新生代对于媒介、舆论的操控能力是优于老一代的,这一点上,40多岁的吴先生并不占优势。这种隐性不对等使得这个中年男人的委屈很难被人理解,更是背上年轻女孩对手这个罪名,难以翻身。

在我看来,吴先生无论选择的方式是对是错,始终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女孩却想用拍摄行为将事件片断化截取、发酵,以舆论的杠杆撬动公众的看法,从这一点看,想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的并不只是吴先生。

乌合之众:基于这场众说纷纭的热点事件,结合心理学知识谈谈立场之外的几点思考和启发

一旦处在群体事件中,个人的冷静就会被群体滚烫的情绪升温、变质,能在群体事件中保持客观的人少之又少,事实上,更多吃瓜群众表示,看热闹不嫌事大才是关键。

如果是这样,那满足看官的本我需求也没有对错可言,人本来就活在重重误解当中,但笔者还是试图做出一些澄清,将我们在双方行为中的关键点标出,以便更深层的思考。

  • 群体观点易冲动、抓大放小

在一个明显有违公序良俗的行为面前,公众的情绪会被瞬间激起到波峰。案例中吴先生抢夺手机、碰伤女孩的行为,使整个事件瞬间转了风向,说明了群体观点抓大放小的原则,男人不可以欺负女人的观念,使得女孩不必论对错,立刻受到维护。

这是人性善良可贵的地方,也是行有余力者可以提升、自我觉察的空间。

  • 群体观点受暗示和轻信

案例中两个女乘客觉察到群体风向之后,开始在言语中主动释放暗示类信号:比如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打女人,吃饭这种正常需求被质问等,其实都是部分事实,而这种描述在本我更强的人手中,超我成为本我驱遣的道具,众人的情绪在瞬间受到了暗示,并且选择性相信了这个事实。

  • 群体观点中情绪的单纯和夸张

人的情绪往往不是三原色,人性的复杂即使心理学工作者也会感叹。但在群体事件中,个人化因素被群体因素四舍五入之后,个性的层次感注定会变得更单纯和夸张。这使得群体决策更易形成,也使得个人的需要、判断往往被群情淹没。

总结一下:

这场闹剧,源于疫情当前,不同自我保护机制下,对病毒防护措施的不同理解。在国外输入病例成为主要病源的当前,身为家庭支柱的中年男子,对病毒防护的必要性看法与20多岁小姑娘不同。观点的不同在不同心理机制推动下,激化成为需要派出所出面的闹剧,确实值得深思。

我相信每个在这件事中发声的人,都有自己的合理立场,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上,一定有不只想做吃瓜群体的人。这篇文章就是写给你们的,感谢你的宝贵时间,希望我们在观察中思考,学习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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