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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的城市游离者——90后农民工的7大困境

城市游离者,频繁更换工作

新生代农民工较之其父辈的城市务工生涯状态而言,其工作更换更为频繁。很多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市漂浮者状态,大多数人未能在一个城市或企业稳固扎根。在对制造业基层员工流失问题的研究中,表示年轻员工尚处职业浮躁期,大多数80 后、90 后员工更换工作较为随意和频繁。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实困境

新生代出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但待其长成步入社会工作时,已不能如上一代幸运可享较多政策红利,搭上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列车。他们遇到计划生育、大学扩招、房价暴涨、快速更迭的科技浪潮、经济增速放缓等现实冲击。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断淘洗自己,在现实中自我检阅、自我锤炼。他们急切渴望在城市获得生存发展以及自我价值实现之同时,能够深度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从而摆脱自父辈身上沿袭下来的身份标签。他们在积极融入城市过程中,却面临一道道无形之墙,身陷多维现实困境,其中最常见的几种。

1 留守二代的轮回及其情感撕裂

户籍依旧是新生代融入城市的壁垒,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下一代子女能否随身入学之重。近年各大城市上演人才争夺战,但在其热闹纷繁的表象之下,难掩门槛横亘在新生代面前,形成新的阻隔,诸如有学历、社保、居住年限、技能等级等条件准入。户籍附加属性太多,对于那些不具备城市户籍但一直在城市务工为城市贡献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子女依然无法在身边享受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对于少数进入中高管理层或高级白领阶层的新生代而言,如其子女未能免费入读公立中小学,可以勉强入读私立学校。但对于大多数普通的新生代而言,普遍偏低的收入水平,难以支撑额外支出。一些人为的制度障碍或自身经济条件等原因,不能承受子女在城市受教之重,造成新留守二代的轮回。这对于作为曾经历留守一代伤痛而愈加重视下一代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无疑产生新的情感撕裂与无奈,亦是当下新生代城市融入的制度困惑。


2 低收入难以支撑高未来的无力感

多数新生代所处行业或所从事职业,仍处收入低位。甚至缓慢的收入增幅,不敌物价飞涨。且收入易受企业经营状况、大环境的经济周期所左右。尤以制造业较为明显,工厂的生产高峰期和订单不饱和的生产淡季之间,容易造成较大起伏的收入波动。以该研究所观察的该电子厂为例,2019 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工厂订单锐减,工厂内的新生代们在该年度的收入较之上年度亦大幅下降,并正面临企业大幅裁员而失业的危险。在城市不稳定的工作收入及经济环境变幻,导致新生代陷入收入困局,又为他们城市融入平添障碍与无力感。来自于收入的掣肘,将无法支撑追求生活品质和个人价值的新生代对城市融入的未来预期。

3 职业漂浮不定与无望职涯的社会之困

新生代频繁跳槽及高流失率,一定程度上映照其浮躁的职业心态。较之其父辈,新生代农民工已对无望的职业和沉闷的生活越来越缺乏隐忍和耐心。他们大都缺乏对职业的理性规划和坚守,频繁地更换企业,甚至来回切换不同行业。他们愈是期待职业的爆发式进阶,则往往愈适得其反。缺乏行业深耕和积累,使得他们更加难以企及高薪职位,难以完成职场的高级进阶。甚至出现“干一天玩三天”的日薪工群体,他们似乎在以消极之态消解职涯无望,并以此向资本发出隐晦的愤懑和对抗,新生代不想如其父辈们那样以过于低廉的回报来为资本方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长期干活,为资本创造更多剩余价值,而是被逼到没钱吃饭,再去做日薪工,如此陷入“干一天玩三天”的无望循环之中。没人去帮助他们做职业规划,或心理干预。没人去拯救,似乎也没人愿意自我拯救。消极是他们对现实困境的一种不理性回应和卑微反弹。但如果这一年轻人群长此以往,将对产业升级乃至一个国家的未来极为不利。这不仅是新生代城市融入之困,更是社会之困。


4 高房价的城市融入陷阱及难以扎根之痛

新生代本想凭借内心热忱与自身才能以及勤勉工作,追逐机遇之城和自我价值实现,以完成他们父辈很多尚未实现的城市融入之梦,开启与上一辈不同的人生进阶轨迹和未来归宿。但恐怕持续上涨的高房价以及高租金,将成为大部分低收入新生代群体的城市融入陷阱与现实阻拦。他们大多数人将被冰冷的现实逼进不可扎根的城市与不可退回的农村之间的尴尬窘境。在农村他们已不谙农事以及不太适应农村行事规则和生活方式,在城市他们又无以拥有自己固定居所可以长期扎根发展和安居乐业。他们已逐渐沦为无根之群,挣扎在这样一种现实边界———守不住的城,回不去的村。他们对自己未来归宿充满焦虑。毫不夸张地说,高房价以及住无居所,将扼杀很多新生代的梦想,并成为他们这一代人共同痛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会导致有如前文所述的那么一部分新生代,在颓唐的自我消解中,从追逐梦想到被梦想所放逐,以及自我废弃的消极与无望,甚至开始沉迷在游戏与烟酒的迷幻之中与及时行乐的短暂狂欢,而更多的新生代正日渐失去持续提升学历和工作技能的兴趣和热望。


5 被疏离的社区生活,偏窄的社交圈子

大多数新生代长时间加班与不甚理想的居住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社区生活融入和参与度,无形中疏离城市文化生活的中心,呈现出游离边缘之地的割裂状态。甚至很多周边社区组织的活动,很少将新生代纳入关注视域之内。尽管有如前述国家统计局监测报告所示,进城务工的全体农民工中,只有6.5%的人参加过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其中经常参加的仅占 3.5%,23.0%的人表示偶尔参加。不管是从全国宏观调研数据来看,还是据所观察的该电子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微观层面而言,依然发现新生代的社区生活较为欠缺,社交圈子亦偏窄。他们平时周末不上班,大多数人选择蜗居工厂宿舍或出租屋玩手机、打游戏等,他们业余生活和娱乐方式仍显单调。

6 代际新旧观念交锋与自我纠结之惑

成长于改革开放浪潮之中的新生代,其观念相对前卫、自由与多元等,却在现实中常与他们父辈传统思想和道德观念产生碰撞,甚至上演代际新旧观念交锋。主要表现在,择业、婚恋、个人长远学习发展等方面,呈现出较大的代际观念差异。与其父辈们对工作的隐忍与安分守己不同的是,新生代对低技能岗位的重复、单调与无聊,往往表现出没有耐心和不可容忍。同时,新生代对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充满向往与强烈的融入意愿,这与其父辈们安全地退守家乡周边小城镇的保守举动,大相径庭。因“新生代在生活方式上与城市趋同”而更倾向于眷恋与留居城市。另外,两代婚恋观亦有所不同,新生代在结婚对象及结婚年龄的选择更多基于职业发展阶段、经济积累等方面以及共同的价值理念和未来发展愿景等因素考虑,而不会像他们父辈那样更多屈从于传宗接代等世俗观念而结婚。虽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身陷颓唐的职业困惑之中,但还是有部分新生代追求持续学习与成长,注重和践行终身教育理念。受访的部分新生代表示,他们父辈认为读个专科足矣,无需读那么多书。这从侧面映衬出,新生代的父辈们已无法领会到新生代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需时刻面对就业竞争和职业发展压力带来的焦灼与不安。但在一些人生抉择中,又需面对来自其父辈的干预、不解与上辈观念压力等,这都进一步加剧了这一代人陷入痛楚与自我纠结之惑。


7 沿袭父辈身份标签的卑微之困

凝固与胶着的现实气息与当下之态阻碍了新生力量的流动与跃迁,那么大多数未完成阶层晋级或身份转换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沿袭其父辈的先赋性身份。新生代农民工或外来工等称谓,在他们没完全实现真正市民化,实现全面城市融入之前,将是其身上暂无可撕去的身份标签。正像身上贴着隐形的卑微标识和某种不自然的心理暗示,无形中对新生代的自信心造成某种打击和伤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较之城市原住民子女,仍缺乏一种生而有之的城市自信与大胆无畏精神。加之新生代们的父辈资源所限,使得大部分极具才华的新生代,在人生的某些关键性时刻仍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畏首畏尾和瞻前顾后的忧虑之心,而缺少敢于突破和尝试的勇气。另外,亦因新生代自身及其父辈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所致,使得他们常怀后顾之忧,而难以做到心无旁骛地进行尝试与创新,反而身陷卑微的现实之困。


如何打破?希望大家给予优质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较之于其父辈们,在职业选择、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对多元价值理念的包容与理解、对城市融入意愿等方面,均呈较大代际差异。新生代在城市融入进程中,表现出更多样而复杂的现实状态,他们在子女教育、个人职业发展、城市居住、工作收入、文化融入、心理状态等方面,身陷城市融入困境。要突破重重现实围困,深度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之身份转换,需要个人坚持长期战略选择,保持乐观积极心态,坚持不懈地实施更具远见又兼顾现实生存意义的职业生涯规划,并保持终身学习态势,通过不断提升学历、技能以及注重行业深耕与经验积累,才能实现职业上的高级别晋升,以获得个人经济改善及身份晋级; 除此之外,更需要社会以及城市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人为设限造成城乡或阶层之间的沟壑,做到在制度及文化上完全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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